在读约翰·沃尔的专著时，弗莱彻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来到埃及，想找到有关阿布杜·哈立格和宰因的资料，因泰勒信中的道谱中有这两个阿拉伯人的名字。在开罗的格兹拉俱乐部和已倾塌的咖啡馆中，弗莱彻费力地收集“苏非圣徒传记”，从中发现了易卜拉欣·库拉尼这一关键性人物。库拉尼可能是纳格什板底派的苏非，并与中国回族门宦的也门宗教修道师似乎有关系。弗莱彻根据库拉尼的线索来到也门，在也门的纳格什板底派札比德道堂里，他得知也门的纳格什板底教团是从库拉尼开始起用高声赞念的方法，而低声赞念则始于另一个大苏非圣徒信德，从阿赫德勒的《也门人的呼吸运气》这一著作中，弗莱彻了解到了阿布杜·哈立格在也门的重要作用，以及马明心的哲赫忍耶与也门道堂的联系。返回埃及后，弗莱彻又查找了埃及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并进而提供了中国纳格什板底教团的也门渊源的证据。回到哈佛后，弗莱彻又和洪志福先生浏览了十八世纪中国哲赫忍耶起义的中文资料。80年代初，弗莱彻来到中国西北，走访了—些清真寺。调查结果使他确信虎非耶和哲赫忍耶所用的低声和高声赞念法都和也门道堂的赞念法有联系。
弗莱彻教授逝世于1984年6月14日，享年50岁。临终前，他嘱咐他的姐姐将他收集的资料赠给哈佛大学。我国回族学者马通、杨怀中等教授在访美期间都见到或风闻过这些珍贵的资料。据弗莱彻的同事们回忆说，弗莱彻胸襟坦荡，对他收集的资料从不秘而不宣。其他学者只要有求于他，他都来者不拒，甚至准许复印。
自他去世后，他留下的初稿和笔记由他当年的学生，如今已成历史学家的李普曼教授整理出来并编辑了《中国西北的纳格什板底教团》一文，实现了老师的夙愿。在该文中弗莱彻考察了纳格什板底教团和阿赫默德·亚萨维（卒于1166年）创立的亚萨维教团之间的联系。而亚萨维本人则是阿布·优素福·哈马丹尼（卒于1140年）的弟子，后者是另一个神秘主义教团——霍加派的创始人。巴哈·丁·纳格什板底（卒于1388年）在14世纪期间重振了霍加派，由此该派在他之后成为纳格什板底教团。此后在中亚纳格什板底教团的势力很快取代了亚萨维教团的势力。在哈马丹尼传授的弟子中有阿布杜·哈立格，即前文沃尔书中提到的苏非名字。后来的纳格什板底道谱又衍生出两支，其中一支通过穆罕默德·卡迪（卒于1516年）传到马卡图木·阿扎姆，又叫阿赫默德·卡桑尼（1462—1542），他自称是先知穆圣的第22世后裔。此人的后裔又发展成两派：伊斯哈格耶派（黑山派）和阿帕格耶派（白山派）。这两派在新疆的斗争也就是长达两世纪之久的和卓之乱。根据弗莱彻的考证，阿帕格耶派对马来迟的虎非耶门宦有影响。而马明心在也门札比德道堂学习时，根据弗莱彻的推算，他大概在宰因及宰因的儿子阿布杜·哈立格（约1705—1740年）的指导下学习高声赞念法。马来迟也曾在也门学习过。他在麦加朝觐时，曾在阿兹莱伊长老指导下学习。后者又推荐他去著名学者、大毛拉马赫杜姆那儿学习。在马赫杜姆的指导下，马来迟获得了卧里的品级。至于马来迟和马明心回国后的传教经历以及新老教派之争，中国史料有较多的介绍，这儿就不再赘言。弗莱彻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中国西北门宦和新疆苏非教团与伊斯兰世界的苏非教团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来龙去脉大致理清。这个成就对西方学者来说是了不起的。
弗莱彻生前还写有一些论文。其中有《中亚的苏非主义和马明心的新疆》，此文是为1975年在台北召开的台湾国立大学第四次东亚阿尔泰语系研讨会而写的；《纳格什板底教团与摇头赞念》等。他的这些文章和其他著作最近由比罕斯·福尔布斯·曼滋博士编辑成《有关中国和亚洲腹地的伊斯兰教研究》一书，1995年由瓦利亚姆出版公司出版。
资料来源：
① Studies on China and Islamic Inner Asia《有关中国和亚洲腹地的伊斯兰教研究》.
② Survey of Central Asia《中亚综览》.
③ 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
来自英伦三岛的学术追求
——记英国杜伦大学狄龙博士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情结
与苏格兰交界不远的英格兰北部有一个历史重镇叫杜伦（Durham），堪称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杜伦山上耸立着一座古老又雄伟的城堡，那是英国著名大学之一杜伦大学宫殿学院的驻地。山下是一条宽约20米的河流，蜿蜒流淌于翡翠似的丘陵地带。河流两岸的古树将河水映成嫩绿色，遥看宛如一条细长的玉带环绕于秀美的山峦和坡地。每年6月，杜伦大学各学院的大学生在这条河上举行龙舟竞赛。这块方圆几十里地的地方散布着13个学院，它们组成了仅次于牛津、剑桥的英国第三古老并保存着学院制度的杜伦大学。秀色的山河又加之淳厚的学术传统、静谧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来此求学。在常青岭上，一座古朴的小楼与杜伦古城堡遥相对峙，这里就是杜伦大学东方学院。麦考尔·狄龙（Michael Dillon）博士任该院的历史学高级讲师，也是英国学术界中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屈指可数的学者之一。
1994年3月，我有幸从瑞典隆德大学应邀到杜伦大学作为期四个月的自费进修学习。在此，我结识了狄龙博士，拜读了他的一些著述。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我们扯起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研究的话题。
狄龙先生的祖籍是北爱尔兰人。他的父亲原是传教士，工作于非洲的肯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期与一位英格兰姑娘邂逅而结鸾凤。此后，狄龙的父亲放弃教界工作而回到英国。狄龙博士是一位神情严肃、庄重的人。这种性格以及他选择的历史学研究作为一生的追求大概与他父亲给予的影响不无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中，西方世界的反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即使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有一些学者如剑桥大学的科学技术史教授李约瑟等仍然坚持真理，在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20世纪60年代中期，怀着景仰中国文明的心情，狄龙进英格兰的利兹大学学习汉语专业。当时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不可能有机会来华练习汉语口语。好在英国的教育基本上是传统型的，加之有一些蜚声世界的汉学家比如美国的著名学者拉铁摩尔教授等在英国的这所著名大学教学，所以，他的汉语基础还是打得很扎实。大学毕业后，狄龙于1972年至1976年期间又继续在利兹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景德镇瓷器工业史》，该论文的部分内容以《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工业发展中的运输和市场》为题发表于《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第35卷。在博士论文准备过程中，狄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乃至江西省景德镇地方志。在完成了博士论文后，狄龙还触类旁通地搞了有关方志敏和江西苏区革命的研究。这一段时期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2年《近现代亚洲研究》杂志上，标题为《方志敏、景德镇和赣北苏区：瓷都的传统、革命和内战》（第26卷，第3期）。获得中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狄龙博士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附属专科学校教了8年的汉语。在此期间，他编写了《中国历史词典》。作为英国的《历史研究》杂志编委，狄龙为该杂志撰写了《儒家思想和晚清徽商的经济经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文章。这段时期是他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上继续打基础的时期。他后来被聘为杜伦大学的高级讲师时，其主攻方向是明清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和其他外国的汉学者一样，狄龙有了访问中国的机会。他数度访问江西和中国南方，为他的博士后研究收集资料。1988年9月，当他在西安参观访问时，他下榻在月新旅馆。他是这样回忆自己如何开始选择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的：“旅馆不远处有一个大清真寺。当时传来了洪亮的宣礼词。我当时怎么也听不懂那种抑扬顿挫的声音。难道除汉语之外还会有人使用别种语言或‘外国语言’吗？为好奇心所驱使，我向传来邦克（波斯语，召唤礼拜的词）声的地方走去。当我进入清真寺的大门时，我惊呆了：门匾和梁柱上是苍劲的阿拉伯文书法，房顶有新月形标志，寺内的人们——他们都戴着白帽或缠头，神情庄重严肃，排成整齐的队列而西向礼拜。这是伊斯兰教！这是穆斯林！这和外面的汉民族文化是多么迥然不同！真是不可思议，在这样强大的汉文化包围的环境中，居然存在着严守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于是，我打定主意要对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进行研究。”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相比，虽然狄龙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史上起步较晚，但由于他是搞历史和汉语“出身”的，因此，这个领域对他来说，仿佛是轻车熟路。他事后回顾自己决心向新的目标挺进而作出的选择时，庆幸其是一项明智之举。
此后，狄龙开始查阅有关中国回族的书和资料。他将英国凡能找得到的有关资料和书籍都搜求遍了。1990年，他获得英中社会科学交流基金会的资助而走访了银川、吴忠、纳家户等宁夏的回族聚集区，还同宁夏社科院、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回族学者进行了座谈。1992年9月，他又去了新疆，走访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区之外，他还去过同心县、兰州、临夏等地，并在一些回族聚居点做过实地考察，与回族学者和伊斯兰教教职人员阿訇等进行了交谈。他还与新疆大学、宁夏大学及一些地方社科院进行了联系。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的西北，考察回族、维吾尔族和伊斯兰教的情况，并广泛收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中西方资料。他被中国穆斯林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所迷住。他在浩瀚的中文、英文、法文和日文史料中不断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