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论的发轫
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论的发生是在哪一年？它是如何突破旧的文论话语和体系的？它又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的？它最初的切入点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应该是我们首先要追问和解决的问题。
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论的发轫首先是从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开始的。但翻译介绍具体又是从哪里切入的？考察新时期伊始新的文论思潮的涌动，我们会发现，整个理论界和创作界特别关注了文学的“向内转”，努力挖掘文学的新的表现领域，于是理论家和作家“找到”了所谓的“内宇宙”，也就是通过接续上半世纪对于尼采唯意志论哲学美学、柏格森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西方哲学心理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先锋文论家和作家有了一个立足之地，并进而开始扭转文学与现实（主要是政治）亦步亦趋的甚至是从属的关系这样一种状况。
首当其冲的就是西方现代主义（modernism/modernist，当时一般翻译或表述为“现代派”）重新被大量引入和借鉴。1984年，《西方现代派文艺问题探讨集》（选择1978—1983年发表的代表性文章52篇而成）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2月《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上、下）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较早对作为整体的现代主义的介绍，如袁可嘉的论文《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关于具体流派思潮的介绍和述评文章主要有朱虹《荒诞派戏剧述评》（《世界文学》1978年第2期）、冯汉津《象征主义诗歌》（《语文战线》1980年第12期）、何敬业《超现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外国文学报导》1980年第2期）、李士勋等《表现主义》（《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4期）、赵毅衡《意象派简介》（《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4期）、樵杉《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外国文学》1982年第8期）、冯汉津《法国意识流小说作家普鲁斯特及其<；追忆往昔>；》（《外国文学报导》1982年第8期），以及对法国新小说、美国“黑色幽默”派文学、结构现实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文论等的介绍。这些论文中的大多数都被收入1984年2月作为“内部资料”《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中。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观点和视角。例如，萨特认为，当代大多数伟大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沃尔夫、帕索斯等，“各有自己的方式去分解时间。有的人抹掉过去和将来，如帕索斯，把时间变成静止的、闭锁的回忆。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则索性把时间砍掉脑袋，取消未来，即砍去动作和自由的立体幅度。”这些译介性的文章出现在1978—1983年间，体现出了新时期文论建设开始走出单一的现实主义之路，而重新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新传统对接了。因此，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在新时期的重新出现应该在1978年。概而言之，1980年前后是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论发轫时期。这其中尤其是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意识流的文章，打破了自1949年后不能触及的禁区。我们看当年萧乾先生的处境，他说：“1949年来到北京，没过多久就发现，意识流小说可万万提不得，因为文学方面也是一边倒，苏联文学是主流。西方文学基本上只介绍那些揭露资本主义丑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20世纪中期以来我们对意识流文学的态度也就是政治的判断态度，几乎一致认定其为丑恶、颓废、资产阶级的产物等等断语，导致学界不可能对它进行介绍，更遑论进行研究和借鉴了。三十年后文坛终于盼等和追求来了基本可以自由谈意识流文学及文论的学术环境。所以，逐渐解禁后的新时期有关现代派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实际上还只是完成一个被迫中断了文学及理论的传承工作。其中关于意识流的理论译介引发了新时期批评家和作家们的极大关注和热情，并在新时期最早开始了构建属于自己文论的工作。这说明了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并不是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在现代社会感同身受，我们自己的文化心理传统也能与之很好地呼应与契合。稍后甚至有西方学者撰文指出：“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国人能比中国人更好或更自然地理解现代派美学的某些方面。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书法的复合表意文字、那经久不衰的源于最早封建王朝的玄思妙想以及富于象征和用笔简约的许多中国诗画，所有这些无不具有惊人的‘现代性’。”这既表明这位西方学者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崭新看法，也表明他把中国古代艺术的某些思维方式看作是具有现代性的。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派是一种新的自我认识的产物，而智慧源自于自我认识，“弗洛伊德学派兴许会说正视人类内心中的魔鬼有助于人民增强抗御外部魔鬼的力量，但是这一论点的逻辑对中国人来说并非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这一看法对我们认识当时（80年代）关于现代派理论论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重新审视当代人“内心中的魔鬼”的工作将有助于我们抵御“外部魔鬼的力量”，正越来越被学界和国人所认同。
随后又有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土现代主义文论的发掘、复活的工作，以及对台湾六七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的介绍和研究。对于五四及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现代主义文论的挖掘和阐发，成为80年代末期至今现代文论研究的重镇之一。这些发掘研究工作，为几乎同时期产生的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论奠定了学理基础。而其中，意识流（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先锋而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美国学者卡尔认为，“我发现意识流无论是作为词语还是作为情节和场面都具有深邃的启示意义。”“意识流代表着整个现代主义文化的先锋。”“意识流如果没有对自我的强调便不能存在，整个现代主义的发展都离不开它。”在西方现代主义产生的过程中，意识流文学及其文论充当了开路先锋的重任，也渗透于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在中国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论的发轫阶段，同样也是意识流文论担当了先锋的角色；而其诞生的标志应该是围绕着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创作而来的理论争鸣。
王蒙1979年10月2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小说《夜的眼》，此后又集中发表所谓“集束手榴弹”式的一组意识流小说，如《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等六个中短篇。王蒙这样一个中年“右派”作家也终于充当了一次先锋派。
我们从刘再复对王蒙意识流小说所进行的评价可以看出，这是在创作方面的一个开拓，在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流向”中，“最先借用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手段而在小说中巧妙地变换创作文体的是王蒙，他的《夜的眼》、《蝴蝶》、《春之声》、《杂色》等等一系列的带有试验性的小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同时，又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谌容的《减去十岁》、李陀的《七奶奶》和《自由落体》等带有意识流意味的小说纷纷发表。一时间意识流引领了中国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但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是自意识流开始，现代主义文论也是从关于意识流的理论论争开始的。
二围绕意识流的理论论争
（一）王蒙的“意识流”文学观
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论的建设是从意识流小说的论争开始的。当时围绕王蒙的这组小说展开了一番争鸣。早在1979年12月，王蒙给厦门大学的两位在校大学生写了一封回信，专谈他们所阅读到的王蒙自己的意识流小说中的现代派理论问题的。两位大学生提到，王蒙的小说《夜的眼》许多人说看不懂，不太容易理解，原因在于人们不了解意识流的“艺术手法”。他们认为王蒙所运用的意识流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这是在创作方法方面的继承和变动的结果。王蒙的回信洋洋洒洒，首先他阐明自己“当然不能接受和照搬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或者是孤独的心理状态”。他注重的是“写人的感觉”，或曰“艺术直觉”。
作家由这转瞬即逝的直觉，可以刻写出感觉者的内心、思想、观点、倾向、教养、趣味、性格和人品。总之，作家通过感觉或艺术直觉可以刻写出人的心灵。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得到广泛的支持，王蒙将意识流与辩证唯物主义嫁接起来论证，他认为流动的东西不单是物质世界，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当然包括瞬间即逝的感觉。而感觉和印象中仍然包含着历久不逝的、甚至是永恒的东西。写感觉和印象的目的是更为惟妙惟肖地、细腻深刻地塑造人的灵魂，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服务的。为此明确的理性目标，王蒙声称“我们决不同意那种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总之，在王蒙看来，创作手法、方法、技巧，应该服务于内容，因此他反对“形式主义”，主张通过心理感觉和意识来折射生活的社会意义。王蒙采取的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意识流文论观，在充分尊重社会性、理性和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来讨论通过心理、感觉、意识乃至直觉来表达社会生活及其意义。王蒙自己也显然意识到，意识流在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日薄西山，“盛极而衰了”。但我们可以充分借鉴过来，发展、丰富自己的文学和理论话语。
在稍后关于“现代派”更为激烈的论争中，王蒙更加机敏地运用他的语言机智和调动他根深蒂固的“少共”情结，较为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类意识流文学观。
之所以称他的文学观是“类或准意识流文学观”，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带有某种“创新”的本能，而非对产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意识流小说有自觉的阅读和接纳。因之，体现于其文论的话语表述就呈现出了一种“杂色”性（《杂色》是他的一篇小说名）、“普罗”性和政论性。关于王蒙意识流观念的“政论性”，不但存在于其理论表述中，更存在于其具体的创作文本中。美籍学者李欧梵将王蒙这种对于意识流文学观念的表述称为“技巧的政治”：他“用自己的‘技巧’把领导干部的指示和来自群众的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加工”。在李欧梵看来，“王蒙像花一样的语言本来是他的技巧的标记，这时却成为对他的反讽的评论了。……他在面对真正现实的黑暗面时，在解决中国民族性的‘黑暗的核心’的内部根源时，是无能的。”从王蒙此时期的话语表述内容到方式，无不打上浓厚的“文革”遗风，他的这些带有“伤痕”和“反思”意味的文学创作和观念，实际上是依靠“文革”文风来反（思）“文革”文学观。因此，要想真正走出“文革”话语还要依靠另外的思想话语资源。而后来王蒙的文学观又陷于“少共”情结而不能自拔，整体观之，其文学思想在一种“杂色”之下并看不出它和中国审美现代性相适应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