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析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当时‘左’的思想重压”的政治气氛，“全面地”、“准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迫使文艺评论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审美判断一律用“评述”、“批判”的方式，采取唯恐分不清界线而一味地简单批判态度。另一方面根源于民族文化心理“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思想。在这种文化设计和文化心理的影响下，文论家、作家总是片面地追逐文学的社会价值。“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社会性始终是一个难以摆脱的诱惑。”80年代初现代派文学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真实性”、“理想性”特点，与作家的启蒙道德实践理性价值追求和现代化目标是分不开的，这在新时期伊始无疑是合理的。但是文学审美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走出这种状况，如此，就需要改变批评模式和创作局面，就要开辟新的路径——重视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形式价值，这大概是邹平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该论者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新奇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形式本身就渗透了内容的意味，或者形式不仅仅是艺术的外壳，而是一种符号化了的内容。”邹平将被传统所忽视的“形式”的地位提升上来，突显了文学的文本价值。
现代主义文论家对形式、文本的重视是反叛传统而为之的，不能因为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就将其视为局限于进入文本，而应该将其视为一般历史中的“行动”去看待，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进入文本的行动本身决不止于指向文本，它让我看到历史的大文本，看到历史的叙事策略：用进入文本来反传统”。从这个方面来说，现代主义文论的锐意革新是现代审美精神的最好诠释。当然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论家并不像新批评或结构主义的纯粹形式主义，他们重视“形式”分析，但没有把文本作为孤立的“客体”，同时他们也顾及社会历史维度，注意到文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
（三）现代主义的审美现代性对道德理性的放逐
80年代末，新潮文论家的理论批评主体意识空前高涨，回归文学本体的愿望在现代主义文论中得以积极的推进。与此同时，他们放逐了社会现代性的道德实践理性和传统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他们的批评实践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意识，积极地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言说中国文学问题，甚至沉醉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话语狂欢中。从围绕文学本体展开的选择评价标准的争论，到现代主义美学思想、文学观念的确立及自觉运用，现代主义文论的审美现代性正在转向文学艺术自律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带有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道德实践理性的批评话语已经几乎完全退出现代主义文论的视野，在这些理论文本中，现实主义再现式批评范式已遭到彻底抛弃。
无论创作还是文论，80年代末现代主义审美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认同。马原等小说家们沉浸在编织现代主义审美表现的神话中，文论家们则在审美快感中欣然地拆解这一审美表现的秘密。他们以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待新潮创作文本。先锋小说的自主性审美特性使它的形式创新进一步凸显出来，而文论家致力于总结和分析文学新的审美感性形式和审美经验。他们对先锋小说文本价值的阐释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审美表现的理性传达。现代主义文论追求新颖性、强调表现性、提倡向内转，呈现出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特质。周宪认为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消极的、负面的概念来理解是肤浅的。因此，积极的、正面的理解和评价现代主义及形式主义就被提了出来。自然，形式主义倾向在审美现代性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形式的关注摆脱了传统美学那种视形式为载体和手段的文学观念，标志着文学艺术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强化，标志着文学理论自身的反思和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也正是审美现代性的价值所在。大体来看，现代主义文论对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价值的审美阐释，主要从三个方面即“语言—信息”层、“结构—思想”层和“层次—容量”层来展开。
1.“语言—信息”层文学作品由语言构成，读者通过语言接受作品中的信息，通过对文本话语的审美观照，从而有效把握文本信息产生的审美价值。但是80年代后期的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往往沉浸于文本话语的狂欢中，而疏于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独特审美价值的阐发。
在西方，审美现代性在话语实践或表意实践上体现为“语言学转向”，如“话语的转向”、“解释的转向”、“符号论转向”。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社会实在和意识形态的塑造，视为一种通过语言或其他符号形式而运作的话语构型。审美现代性主张艺术自主性，而艺术自主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现代主义美学所讲的“自我指涉”。如福柯所说的：“文学把语言从语法带向赤裸裸的言谈力量，并且在那里，文学才遭到了词之野蛮和专横的存在。……文学愈来愈与观念的话语区分开来，并自我封闭在一种彻底的不及物性中，……成了一种语言的单纯表现。……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所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受此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一些新潮文论家亦认为是语言的真实性或真理的语言性将人们引向审美愉悦，于是纷纷将审美趣味转向文学形式的话语实践。
如李劼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文学语言学初探》主张先锋小说的审美表现主要在于形式的本体意味，通过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达到审美效果。以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蓝天绿海》、残雪《苍老的浮云》为例，李劼对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分别从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和叙事性编配、意绪性编配、意象性编配层面做了分析。他认为：“语感的外化性质的改变非但没有限制人们对文学语言的审美开拓，反而扩大了文学语言的审美区域连同人们的审美视野。”“任何一种编配方式都是主体的有限创造能力向无限的审美境界的暂时的瞬间性的努力，然而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本身却都具有无穷的永恒的审美意味。”在这种审美诉求下，他体味到文学语感的表现性给文学语言的所指功能在表现层面上创造出一种形式意味，通过审美主体的感官获得特定的审美快感。现代语言美学思想成了反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现代主义文论家的理论凭依。
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利用结构语言学理论，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再现真实”的文学观念。通过反证他们得出：“只要艺术必须借助于某种媒介的转换而不是对象结构的自身显现，艺术的‘再现真实’就终归具有幻象的性质，而实际情况恰好是这样的：艺术传达简单地说在任何时候就是某种媒介的转换过程：这个媒介我们称之为‘语言’。”他们认为只存在语言的真实：“人们从文学艺术中所见到的，必定只是语言事实而非自然事实。……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存在完全‘同构’关系。这里至少可以确定，以‘摹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象”。他们对传统奉行的再现论深表质疑，而对现代主义的审美原则深信不疑：“现代小说的非线性叙事方式较诸传统小说更接近于生活过程和关系”。就这样他们利用索绪尔、巴尔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语言意志、“信码”等试图推翻“再现真实”的理论主张。这种对传统上文学能够表征现实生活这一观念的否定和语言的所创设的形式独立性的文学观念，体现出“语言学转向”时代人们的审美心理的转型。
另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敏锐地感受到“语言学转向”在文学批评上的表现，他发表《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来阐释这场文学批评语言形式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革命。这种从话语实践上对旧语言系统规范及价值尺度的否定、批判、颠覆，同样体现了对审美现代性的理解和诉求。刘再复注意到新时期以来作家和批评家开始发现文学的内部规律，开始注重文学本体并进行内在考察。他认为旧的语言系统使人们无法对文学艺术进行审美体验，因为与旧的语言系统相联系的是“政治独断”或“权利独断”的思维方式或价值标准，于是，“批评家只作为政治需求的号筒”，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家被视为“代圣立言”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理性工具。在他看来，文论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引进，“冲破了几十年一以贯之的线性思维结构和独断论的思维格局，摆脱了非此即彼的二极逻辑判断”，使文学理论形成新的理论符号系统和新的价值评判方式，评论的主体意识觉醒。但他不主张文论界对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语言学等全盘挪用，希望对其进行中国式的创造性改造。
文学作品意蕴的形成依赖语言的编排，许多文论家将话语实践视为打开审美之维——文学艺术之门的密钥。这种欲建构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的文学批评倾向，在纠正“再现论”和“表现论”忽视表达环节的偏失上做出了贡献，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庸俗社会学的弊端，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论唯政治实用主义马首是瞻的境况。但是把文学完全视为一个语言系统，片面强调语言自主功能，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研究的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元视角的价值，因而也存在片面性的不足。
2.“结构—思想”层结构与思想是融为一体的，思想依赖结构来表现，文学作品中特定的思想依赖特定的文本结构而存在。很多现代主义文论家用现代叙事学理论，从“结构——思想”层，对先锋小说的文本价值进行现代叙述结构、时间意识、审丑意识方面的阐释。对“元小说”如何进行审美表现、叙事技巧进行审美体验，并渴望让读者也能够体味到这种现代主义的审美愉悦。
如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用他作为批评家的敏锐洞察力，深刻阐释了马原的文本结构、叙事策略：“叙述圈套”。在审美解读中，他从五个方面对马原小说文本结构进行了解构。吴亮认为马原的一个叙述惯技就是弄假成真，存心抹煞真假之间的界限。他出入于马原“作为某种更为有趣的自我欺骗的补充游戏”，去感受马原和文本中的角色：“马原由直接叙述自己和间接地通过角色之口叙述自己，也可能是为了把自己逼入一个圈套，迫使自己去感受此时此刻面临的一切。”他显示出对马原文本构造经验及其故事形态了然于掌的自信：“马原的经验方式是片段性的、拼合的与互不相关的。他的小说都缺乏经验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空间上的完整性。……马原对经验的非逻辑理解，使得他的故事形态含有自我炫耀的特征，他常常情不自禁的在开场里非常洒脱无拘的大谈自己的动机和在开始叙述时碰到的困难以及对付的办法。”他似乎极力去参透马原小说的主题意识及表现意图，将其概括为“叙述崇拜、神秘关注、无目的、现象无意识、非因果观、不可知性、泛神论与泛通神论”，“他想造成预言和占卜的效果，而且他果真把这种效果造成了”。马原似乎坚信这种审美效果的达成，背后肯定隐藏着某种手段，就马原小说来说，在于“他狡猾地利用（或娴熟地运用）了如下故事情节核——命案、性爱、珍宝，他还在里面制造各种悬念，渲染气氛，吊人胃口也是他的惯用伎俩”。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美学思想在80年代的中国如过眼云烟般轮番引进，在人们还未真正理解现代主义时，又迎来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马原、余华等的先锋小说中已悄然出现。因后现代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流传，人们只是按现代主义观念去解读，后现代主义往往被当作现代主义加以接受、传播。80年代末，伴随中心价值解体随之而来的是权威话语严重失语，这使得一些现代主义批评者转向后现代主义寻觅资源，并将后现代主义运用于文本的批评阐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