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乐观的色彩来画下那个岛，这也是我想与全世界人民分享的。我想告诉大家，只要我们能接受生命中的挑战，连最奇异的梦想都可实现！
——纳尔逊·曼德拉
1.步履维艰
牵连无辜
1967年6月，风雨飘摇中的当局政府，在《90天拘禁》后又颁布了一部法律——《恐怖主义法》。根据这一法令的规定，南非警察有权逮捕他们认为“可能存在危及法律和秩序行为的人或图谋煽动他人如此行为的人”。
这是个模棱两可的定义，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个涉嫌反对南非当局的人，都会在警察没有搜捕证的情况下被逮捕、拘留、审讯，甚至无限期地单独关押。正是由于这一蛮横不讲理的法令，温妮与其他21名男女在1969年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搜捕中被关进监狱。
1969年5月21日凌晨，熟睡中的温妮被一阵强烈的“砰砰”敲门声惊醒，她的两个女儿就睡在身边。温妮还未来得及下床开门，门就被强行撞开了。
门被撞开后，来历不明的警察蜂拥而入，翻箱倒柜，他们将熟睡中的孩子拖起来，然后搜查床单下面。最后，警察命令温妮穿好衣服跟他们走。
两个女儿被吓醒了，紧紧抓住温妮。温妮恳求警察，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到她附近的姐姐尼基维那里，警察粗暴地拒绝了温妮的要求，在孩子们的哭喊声中把温妮带走了。随后，她被关进了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直到第二天，温妮被抓的消息才传出来。事实上，在温妮被抓之前，她曾被查出患有心脏病，这一情况逮捕她的警察也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罗本岛上，曼德拉很快就知道她被捕的消息。
当局指控温妮的罪名很可笑，说她从罗本岛上的丈夫那里得到“高级指示”，总而言之，罪名就是在曼德拉的指示下，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东开普和纳塔尔地区恢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局扬言有很多人作证。
在等待审判的时间里，温妮被关进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那里的条件非常差，到处是发霉发臭的味道，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当夜被捕的21人中就有两人身亡。
由于温妮的特殊身份，她被单独监禁在一间牢房里。当时，温妮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搜捕，自己只是被抓捕的其中之一。在这儿，她被囚禁了几个月，陪伴她的只有冰冷的四面墙壁和一个马桶，一个塑料瓶子，还有一只杯子。
在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她说：
在监狱里，我们每天都受到检查。两个女看守走进来，命令我站起来，脱掉衣服。等我脱得一丝不挂的时候，她们从鞋子开始，然后是内裤、乳罩，以至衣服的每一条缝。接着是检查头发——当然，在我身上，她们永远不能得到什么。对于女犯人，按常规还要检查阴道。我想，她们对和我住同一监狱的其他五位同志不会这样。再没有比这更侮辱人格的事了。而且在那间房子里，你是孤单一人。
对我的审讯是从星期一开始的，而我被送回牢房时，已经是星期六夜间了。他们对我连续审讯了五个昼夜。我朦朦胧胧记得当时的情景。第五个夜晚，我不时地昏过去，每昏过去一次，也就轻松一次。我第一次认识到，大自然会有这样奇异的办法来补偿疲惫不堪的身体。我就那样一次又一次长时间地昏死过去，我一定是在这种时刻被送回牢房的。审讯一直没有中断。我全身肿得很厉害，而且还尿血。虽然有时候允许上厕所，但时间不长，且女看守也跟着一起去。
雪上加霜的岁月
在监狱里，温妮十分担心自己的两个女儿，她们分开的时候是深夜。温妮被带走之前，嘱咐她们去找姨妈，不知道这两个年幼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在监狱里，温妮几乎每天都会面临审讯。当局为了使温妮屈服，用尽浑身解数。疲劳战术只是常规方法，还使用一些卑劣的手法，如精神摧残、心理打击、恶意中伤，甚至诋毁人格。
恶劣的环境以及长时间的审讯折磨，使温妮的病情加重，同时也使她患了营养不良症，导致她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
未曾清贫难成人，正是在这种生活中，温妮开阔了眼界，学习到更多东西，也使她更深刻地认识到种族矛盾的尖锐。
经过漫长的审判，1970年2月16日，法官宣布，由于当局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温妮等人被判无罪，当即释放。
事实上，这只是一场闹剧。
重获自由的温妮还未来得及庆祝，当局就根据《恐怖主义法》第六款，以完全相同的罪名将她再次拘留，温妮又被送回单人牢房，准备接受进一步“审讯”。
当局的意图很明显，将这些人全部关押起来，直到当局能够获得或者捏造出更多“证据”。当然，这一切要采用暴力手段。
在温妮被关押期间，曼德拉非常着急。但监狱与世隔绝，除非当局告诉他，否则他不会有任何线索。最后，在狱长的帮助下，他才知道温妮被关进了比勒陀利亚的中央监狱。当得知这个消息时，一向坚强、乐观的曼德拉默默流下了眼泪。
恰好在这个时候，狱长又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儿子滕布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滕布是曼德拉最宠爱的儿子，后来因为与妻子伊芙琳·梅斯离婚，他与滕布的关系疏远了。
在双重打击下，曼德拉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当时的看守们描述，那几天曼德拉神情恍惚，站在单人牢房的窗户旁，一站就是一天，一言不发。
曼德拉的变化，引起西苏鲁的关注，他了解事情的原委后，陪着曼德拉，陪他聊天、谈心，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在南非国内及海外，越来越多的人对南非当局虐待温妮和其他被告表示强烈抗议。1970年9月14日，法庭宣布他们全体无罪释放，这些人在监狱中总共度过了491天。
通过这一次的考验，温妮变得成熟了，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在这次考验的整个过程中，最让人安慰的是，在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中，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这的确是对一个人理想坚定与否的严酷的考验……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孩子免受我们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不惜代价斗争到底。
监狱内外的风云
事情过去半个多月，当局又颁布了针对温妮的新禁令，为期5年。这个禁令苛刻得有些变态，规定她不许离开奥兰多，而且规定每天晚上和周末以及公共假日，她都要待在家里，不得外出更不得会客。
温妮很愤怒，但经历过牢狱生活的她变得成熟了，她明白如今反抗只是徒劳，只会让自己面临更大的危险，她索性冷静下来，让自己学得“乖”一点。
她照做了，没有违反当局的禁令。
她很听话地在1个月内没有找当局的“麻烦”。1个月后，她幸运地申请到了离开奥兰多前往罗本岛探望曼德拉的特许。尽管见面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但对曼德拉夫妇来说，弥足珍贵，他们已经有2年没有见面了。
在罗本岛，温妮与曼德拉的见面非常短暂，没有多少交流，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相互望着。
离开之后，曼德拉继续在狱中服刑，而温妮则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生活，希望南非的局势能够发生变化，等待着与曼德拉的重聚。
2.南非的动荡
索韦托惨案
1976年6月16日，这一天的天气特别冷，寒风呼啸，冰冷刺骨。
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罗本岛上的犯人们依然要干活。尽管他们发起很多次的抗议，却没有任何效果，除了遭到呵斥之外，没有任何收获。
下午5点钟，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各自的单间牢房，稍微歇息之后，准备去洗澡。
一切准备就绪，却发现没有热水了，热水被关掉了。
机警的曼德拉立即意识到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因为这是罗本岛监狱的惯例：监狱外出事，监狱内遭殃。
不错，外面的确出事了。
6月16日，天刚刚亮，约翰内斯堡市郊的黑人聚居区索韦托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数千名学生，他们在游行示威，目的是抗议当局强行规定黑人学校必须用南非少数白人的语言授课。
游行示威的学生用他们稚嫩的双臂举着“我们是非洲人，不是布尔人”“班图教育见鬼去吧”等各式各样的标语牌，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的歌曲前进。
这一举动让当局震惊，他们迅速组织警察进行镇压。游行进行到半个小时后，全副武装的警察赶来了，阻止游行队伍。
面对血气方刚的学生，警察们毫无同情心。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悍然朝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
第一个中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学生，名字叫赫克托·彼得森，他的后背上挨了一枪，他的同学很快将他从人群中抬出来，放在一名记者的车上，车子飞快地驶向最近的医院。
可惜的是，已经太晚了，彼得森由于伤势过重而死了。
南非当局的黑手
索韦托位于约翰内斯堡市郊西南大约8英里的地方，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黑人居住区，由25个小镇组成，常年居住着大约120万黑人。它是南非黑人居住最拥挤的地方，人口大约占南非城市黑人的五分之一。
在这个黑人居住区内，环境脏乱差，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没有路灯，甚至连一条像样的下水道都没有。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居民多数为流动劳工，是由约翰内斯堡的各个厂矿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而临时从广大的农村中招募而来的，因此市镇当局很少考虑到城市建设规划。
当地有34所初中校区，6所高中校区，在1976年6月进行的索韦托游行示威运动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7万人。这些学生受到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能从约翰内斯堡这个现代化的都市接触到各种先进的思想。另外，他们都是黑人，亲身经历过当局的种族歧视之苦，因而经常表现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当局颁布的《班图教育法》除了进一步推进种族隔离政策之外，最根本目的是使黑人永远居于劣势，从而无法与白人竞争，是为了使黑人学生更好地“安于现状”。
此后，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的抗议活动唤醒了黑人的反抗意识。为加强对黑人学生的奴化教育，当局进一步推行《班图教育法》。
1976年5月，当局颁布教育法令，规定在非洲黑人居住区的学校里，五年级以上的课程必须一半用南非阿非里卡语、一半用英语教学。
抛开种族歧视来看，这无伤大雅。可这些对非洲人，特别是接受到新思想的年轻一代来说，南非阿非里卡语是300年来，白人种族主义压迫的象征。
当局的这条法律一公布，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各方面的反对。南非的教师联合会、学校董事会、学校校长、学生家长、白人反对派和“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均强烈谴责这一法令，并警告当局政府，这一法令将会激起黑人学生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当局的态度是漠视，并恬不知耻地表示：新生事物总是要经历一段阵痛，才会被人接受。
果然，在当局一段时间的漠视之后，1万名学生走上索韦托街头抗议将阿非里卡语作为教学语言，并不幸遭到警察残暴镇压。
惨案实录
游行示威在警察的镇压下，并没有立即停止，反而越来越高涨，整个约翰内斯堡都处于混乱之中。
10天以后，官方宣布，在整个暴乱中，共有175名非洲黑人被打死，1140人被打伤，约1300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
1976年6月16日永远被载入南非的史册。人民将记住这个日子和与它相关的两个事实：南非人民的坚强勇敢和南非白人政权的残暴蛮横。
一名在暴乱现场的黑人记者是这样描述的：
“尽管我注意到大部分警察是全副武装的，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孩子们使用这些武器。当我看到一个白人警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朝站在前排的学生瞄准时，我全身颤抖了。”
另一名在场的记者是这样描写黑人学生的：
“……没有任何事能使我更加惊恐的是孩子们的态度。很多人对危险置之不顾，他们低着身子、左右躲闪着继续向警察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