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杨伟光的那天正好是立冬日，北京城刚从暖秋走出来，天气因为降了温而有点儿冷，但满街都是阳光，明晃晃地耀眼，一如杨伟光这个名字。
杨伟光，原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华南理工大学传媒学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传媒和设计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如果用最简单的说法，那么，他是咱们泱泱大国电视艺术家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之一。
在业内，杨伟光是特别受尊敬的人物，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引领者，他领导的中央电视台迅速崛起，风头无两；在圈外，或许很多人不熟悉杨伟光的名字，但谁人不看中央电视台，谁的生活能和电视荧屏绝缘！
对于我们生活在广东的人来说，杨伟光还是一位值得骄傲的正宗老乡。他在广东生活了21年。
办公室里的明快、执著
我们比预约的时间早到了几分钟，工作人员把我们带进了杨伟光的办公室。
我们立刻发现，这是一间不算很大却十分明亮的房间，靠街的那一面全是窗户，阳光倾泻而入。左边一溜书柜，里面多是电视专业书籍；右边的墙有一幅书法，“精品至上”四个大字引人注目。
书柜前的办公桌上分门别类摆放着各种文件、资料和杂志，多而不乱，主人的严谨、勤勉和执著可见一斑。
就在这时，杨伟光准点走了进来。首先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与实际年龄有明显的距离，怎么看都不像古稀老人。他的笑容洋溢着生机，他的敏捷充满了活力。他说话中至今未改的客家尾音，在北京清冷的空气中让我们感到熟悉和亲切。
还有，他像广东人，他令我们想起梅县那郁郁葱葱的大山。
苦难童年人生财富
在梅县雁洋镇的五指峰下，杨伟光度过了他刻骨铭心的青少年时代。
从记事起，杨伟光就没有见过父亲。家里太穷，父亲在他不到两岁时远走新加坡谋生，因病客死异国。母亲以客家妇女特有的坚韧和善良，带大了他们姐弟三人。
最苦的时候，全家人就靠吃野菜、糠和一种树根度日，有段时间，早起挖野菜是杨伟光每日必修的“功课”。他印象中的“美食”，是从收割后的小麦地里捡来遗漏的麦粒，去皮后拿柴火一炒，在山区的静夜里，闪烁的油灯下，母亲小心翼翼地把炒麦粒分给他和姐姐、弟弟每人一小杯，细细咀嚼，能吃出最好的味道。
重教好学是客家人的传统，但母亲供儿女多读书的梦想还是在杨伟光读完高小后破灭。辍学的日子里杨伟光放牛、割草、种地，直到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才重新走进学校门，他是靠助学金读完中学和大学的。
14岁那年，杨伟光穿上了他生平第一双鞋。过去他往来村里和学校，每趟100里地，全靠一双赤脚；
21岁那年，面临高考的杨伟光作出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重大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时，教导主任劝他考北京师范大学，说教师职业崇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自己看了一本英国小说《外交家》，心里痒痒地想着以后当叱诧风云的外交官……
最终决定考北大新闻专业，是因为杨伟光大胆：要考就考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自然是最好的之一；而新闻工作在这位农民儿子的眼里，是一门丰富多彩、天天有新挑战的职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稳妥：他知道自己的文科成绩一直非常优秀，虽说新闻专业当年只招28个学生，他也信心不减。
事如人愿。1957年初秋的一天，杨伟光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该专业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20多年后，杨伟光以大胆、稳妥，进退有度而闻名中国电视界，如果要寻根求源，其实在他走进北京之前，就已经显露出了这种潜质。
京城四年寒窗苦，杨伟光没有回过家，时间紧，手头更紧。直到毕业，母亲思儿心切，卖了一头猪，他才有了归乡的盘缠。
苦难磨练了他，大山呵护了他，母亲养育了他。杨伟光把这一切都记在心底，积淀成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从广播走向电视
由于我国的电视起步晚，最初的电视人队伍中，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广播行业。
但杨伟光不同，他的广播生涯长达24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到副台长，走过坎坷艰辛，前方已是轻车熟路，胸有成竹，他一直以为这辈子就以广播为业了。
1985年，杨伟光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去之前，他堵过部长的门，想留在电台，但部长告诉他：你说的那些理由，组织上都考虑过了。去吧，组织支持你。
杨伟光到中央电视台去了。去了，就有了他两个月后关于电视新闻改革要在“新、快、短、深”上下功夫的那份报告，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受欢迎的新闻，就有了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党的十三大等令世人瞩目的现场直播，就有了南韩亚运会、巴塞罗纳奥运会、广州全运会的全方位连续转播、火爆收看；
杨伟光到中央电视台去了。去了，就有了1992年春天，杨伟光担任台长职务之后，第一次在全台处级干部会议上长达三小时关于改革设想的报告，就有了“在20世纪末把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的奋斗口号，就有了先后策划、实施、推出热点问题栏目《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惊人之举，就有了全国人民熟悉的众多名主持人的闪亮登场、与民同乐，就有了电视文艺节（栏）目的全面复兴；
在任央视台长的7年里，杨伟光还运筹帷幄，抓经营创收，使央视的广告额从1990年的一个亿，增到1992年的五亿多，1995年突破20个亿，1997为45个亿。员工宿舍拔地而起，员工收入大增，单是1996年就有1000多职工分到了住房；
也是在这7年里，杨伟光提出要实施精品战略，提高电视剧的质量，催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中国命运的决战》、《长征》等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高质量的电视剧；他精心筹划，推出了《毛泽东》、《邓小平》、《中华之剑》、《望长城》等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他抓住机遇，把央视原有的三个频道增至九个，节目覆盖从全国扩展到全球；他还关注着全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为各省级电视台服务的15条措施，并予以落实……
在央视的14年中，杨伟光不断地深化改革，不断地创新求变，他的精品至上的理念，他的电视平民化的思想，都融进了节目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亿万城乡电视观众。他的欣慰和快乐隐在了荧屏之后。
1999年，杨伟光从央视台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交完班，他对新任台长说：我离开后，电视台的事情就由你们当家了，希望你们大胆地开展工作。
杨伟光说到做到，离任后，一直很少回台。他什么也没有带走，却留下了电视改革的足迹、电视创新的理念，还有中国电视的世纪辉煌。
大胆稳妥的秘诀在于“度”
那些年，杨伟光进行电视改革的成果有目共睹；那些年，杨伟光艰难跋涉、闯雷区、吃螃蟹、迂回前进的经历却鲜为人知。现在看来，之所以最终都顺利闯关，改革能向前推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杨伟光立志进行电视改革符合历史潮流，所以他胆子大，无后顾之忧；同时每一项改革都经过深思熟虑、摸索探路、循序渐进，所以他稳妥，成功率很高。
比如1992年，中央宣传部下文件，强调媒体要注意抓热点，加强舆论监督的职能，杨伟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抓新闻热点的好机会，台里找了7个年轻人，筹备创办了《东方时空》栏目。试版节目做得不错，但栏目开播时，他却把首播时间安排在早上七点，重播在中午一点。年轻人想不通，说：怎么花那么多心血做的节目，放这么个垃圾时段播出！杨伟光沉得住气：舆论监督节目开始要低调，有问题便于改进，影响也没那么大。
一年后，又是杨伟光向他们提出，敢不敢把焦点问题的节目放在“新闻联播”后面播，一下子燃起了他们心中的激情之火，“焦点访谈”很快红遍全国。
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中插播广告，也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时大家的意见都认为这是增加效益的好路子，但到底加不加，加多少，都没有把握。眼光自然投向了杨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