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细想想，这话说的特别到位：从前在长沙城里，家家户户都用木桶提水，而一块块的木板之所以能成桶，全靠竹篾条箍着，没有篾，桶就会散架。家如桶，娘如箍桶篾。
颂扬娘亲和母爱的词儿听得多了，已经有点儿麻木，需要的时候张口就能来三五个比喻，比如娘是主心骨，娘是顶梁柱；比如世上最亲的人是娘；比如母爱如海，比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但说多少话，也不如这一句：娘是“箍桶篾”！有了箍桶的篾，木桶就散不了；只要娘在，家就在；再穷的娘，也能把家撑起来；不管多远多难，儿女都朝着娘那儿奔，也就是朝着家奔。
一个人活着，最简单也是最长久的愿望，不就是有一个好好的家吗？
我是娘最爱的女儿
那是我陪娘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
上天有眼，把2006年这个万家团聚的传统节日与国庆合二为一，让我有机会和娘同时过了两个节。
自从我16岁离家到海南岛谋生，就一直远在异乡工作，开始还是个孩子，想娘的时候就哭，偷偷地躲在蚊帐里哭。通信几乎是唯一的联系方式，娘常常在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琪儿”，或是“我最心痛的孩子”，娘是语文老师，写的信好看，但仅仅这一句，我已是流着泪看来看去看不够。
现在娘病了，病得很重。上次回家，是在她紧急入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之后，我匆匆赶到她身边不到10分钟，神志已经不大清醒的娘就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看着那扇门在我们四兄弟姐妹面前冷冷地关闭，我被无助和悲伤击中了。
三天后娘被确诊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医生说这个病非常凶险，比娘原先的中风症死亡率高许多。但娘硬是在我们的期盼中缓慢地好了起来，能认人，能说很简单的话，还拔掉了鼻饲管，可以自行吞咽汤水和很稀的粥……
但我知道娘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会太多了。
中风10年的娘已是85岁高龄，这次发病后终日瘫痪在床，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最糟糕的是吃不下什么东西，而且她躺倒的第二天就起了两处褥疮，用了勤翻身、熏艾条、敷鸡蛋皮等多种办法，始终还是有一处不封口，医生说她的新陈代谢功能基本丧失。每次清洗换药，我看了都心惊肉跳，娘也紧皱着眉头，有时还轻声地呻吟……
一到国庆黄金周，我立即回家。
娘已经搬到普通病房，但病情是没法普通了。她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一切靠人照顾。国庆的第二天，我让看护她的刘姐休息，自己守在娘的身边。
那几天我日日跑市场给娘煲各种各样的汤，然后提溜着一路小跑去探望娘。每回娘都吃得很少，我总要说：“妈妈好乖，再喝一口”，她才皱着眉头勉强吞下去。我多想像过去那样和娘说说掏心窝子的话，但我又宁肯她不思少说，回到孩童的混沌状态，这样她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没有那么深重。因为单是做不了事还要人照顾这一点，就让她痛不欲生。
我坐在娘的床前，不时俯下身子，在历经沧桑、操劳一生的娘的脸上轻轻地印下女儿的吻。娘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两腮凹了下去，没有几颗牙的嘴微微张开，眼睛黯淡无光。我轻轻地抚摩着娘青筋突起的手，泪水充盈了我的眼睛。这双手曾经那么灵巧那么柔软，教书育人，穿针引线，似乎没有做不了的事。我13岁时父亲英年早逝后，娘的手更是撑起了整个家，那双温暖的手牵引着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大部分时间娘半睡半醒，我抱着娘给她翻身时，虽然动作尽量地轻，娘还是疼得哼了一声，我的心就跟着抽搐，恨不能代娘受这份折磨。见娘精神好一点了，我会和娘说说话，这几年早已习惯对娘报喜不报忧，现在就更是只能像和幼儿说话一般，直接而又简单：“喝点水好吗”、“多吃几口，妈妈好听话啊”、“听医生的话，病好了我们就回家”……
此刻娘微微睁开了眼睛，看着我，我的眼眶在她温和的注视下迅速湿润：“妈妈，我是哪个呀？”——平时我这样用家乡话问她，得到的回答总是两个字“晓琪”，但这足以让我感到安慰和暖意，可这一回她竟然清清楚楚地、缓慢而坚定地说：“我最爱的女儿——”
声音不大，在我听来却是天籁，眼泪“哗”地涌了上来，又被我强咽了回去。
这时娘向着我，脸上的表情急切而认真，再次清晰地重复道：“我最爱的女儿”。
声音仍旧不大，在我耳边却犹如洪钟，我无法忍住蜂拥而出的泪水，百感交集，泪珠成串地滚落在娘的手上被子上，我竭力不带哭腔、一字一顿地告诉娘：“你也是我最爱的妈妈”。
娘似乎并不很在意我的回答，或许是她早已经知道答案，或许是她说这两句话耗费了她当时积聚的所有力气，也或许是她找了这么一个属于我们娘俩的机会说了就舒坦了——娘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说话也是讲场合的。
总之，娘轻轻舒了口气，一脸安然，不再说话。我背过身去，泪水横流……
我想告诉娘，娘是世界上最好的娘。出生在湖南湘潭城一个大户人家，娘知书达理，外秀内刚。她自己决定去读了师范，又自己作主嫁给了我的父亲——一位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农民儿子；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参加起义，母亲欣然随军；我小的时候身体弱，娘急得到处寻医问药。听人说胎盘吃了特别补，就辗转托人一次次地买回来，怕我不肯吃，瞒着我亲手煮好，又哄着我一口口吃下；不久娘任班主任的班里有个寄宿的学生病了，娘便把给我熬的胎盘汤分一半，端到那个孩子的床前；娘被打成右派发配去劳动改造，半年后回来又黑又瘦，她把委屈埋在心底，笑着把我们几个孩子搂在怀里；文革非常时期，我们几兄妹先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娘深怕她的右派问题影响我们，总嘱咐我们只要有合意的，对方不认她这个娘也不要紧；家中请的保姆，娘当自家人看待；左右隔壁的邻居，娘从没和人红过脸；娘的同事提起娘十分感叹：你妈妈真是个好老师啊……
日子刚过得像样一点，娘也到了退休年龄，儿女不用管了她操心孙辈，不时奔走于湖南和广东之间。娘病的头一年我在张家界开完会，请弟弟把娘送过来我和娘好好地游了几天。娘兴致很高坚持拉着我的手自己走，最陡的山路才勉强乘了一回轿子。我们正张罗着让她多跑几个地方玩玩，突如其来的中风却从此把娘困在了家中。
我工作忙出差多又喜欢写作，出了几本书娘就和自己写的一样高兴。每回和娘一起见到她的熟人、朋友，她都要告诉人家：我女儿是记者是作家。娘心中念念不忘的一个温馨场景，就是住在广州我的家中，晚上我在书房写东西，她坐在旁边看书。娘这辈子要强，有许多事想做却最终未能如愿。直到她中风后还多次遗憾地对我说：“妈妈也想写点东西，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来，可现在写不动了……”
我心里难过，脸上笑着：“妈，你放心，我写也就是你写”。娘也笑，是真正放心的笑，但我明白，娘一生的丰富与坎坷，我怎么能写完写好呢！
从小到大，娘老夸我。可有一件事，我好后悔啊！
大约是1966年底吧，文革浪潮汹涌。我们初中生没课可上无限期的放假在家，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我不想当逍遥派，隔三差五去娘的学校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感情上说觉得娘是好人很怕看到有人写娘的什么，理智却告诉我娘既然是摘帽右派总有她的错误，我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
有一天我还是看到了一张有关娘的文章，事隔数十年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但当时那种受到伤害和打击的感觉至今不忘。偷偷摸摸看了几遍，又不断在脑子里回想：娘说过什么对不起党的话？做过什么违背革命原则的事吗？
答案很明确：什么也没有做过，但说话呢？哎呀，好像有几句话真的不够革命呢！怎么办？是隐瞒，还是写大字报揭发？我想来想去不得要领，小小年纪心灵备受煎熬。最后我决定去问娘，平时我也是什么都和娘说的——
当晚吃过饭，我鼓足勇气对娘说：“妈妈，我觉得你说过的一些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想写你一张大字报，好吗？”
“好啊！妈妈有不对也可以批评。”娘答得很干脆。
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妈妈真好呀。
当晚我就用我少年的手握着毛笔，写下了一张让我后来内疚终生的大字报，文章不长，无非是妈妈随口说的几句话，却被我上纲上线地斥之为“不突出政治、宣扬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思想”云云。而大字报的题目竟是“揭露周方俊（娘的名字）的反动本质”，可怜那时我何曾真正懂得“本质”是什么啊。
大字报贴出去了，我自觉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见了娘还和过去一样心无芥蒂，娘也依旧疼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几年后长大的我远离了娘，想起来觉得自己小题大做太不应该；文革结束后再回头看，我才痛感这事做得有多臭！娘当时一定很伤心，她已经够难了，但在那样的年代里她担心年幼的我接受不了她的真实想法，宁肯自己去面对困境，也不让我有半点疑惑和不满。
探亲回家我向娘忏悔，刚开口娘就制止了我：“你单纯，妈妈不怪你，你从来都是我的好女儿”……此后娘再没有提过这件事，我还是从姐姐那里得知：我那篇该死的东西贴出去后，原本很少的写娘的大字报一下子多了好几张……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娘的理解更深，也愈加自责当年的无知和盲从。可那一句“对不起”，娘不让我说，现在眼看就没有机会说了……
在娘的生命之火快要燃尽的时候，娘愈加归于平静归于平和，但她简单的思维里，对女儿我却有如此简洁明了的结论：“我最爱的女儿”……娘啊，谢谢你！
半年后，娘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但我心中的痛却难以言说，以至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我无法动笔写娘。多么想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陪伴娘！又多么想撒着娇一声声叫娘，再听听娘充满慈爱的回答……
其实，对于娘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四个儿女娘都一视同仁地爱。我是娘最爱的女儿，哥是娘最心疼的儿子，姐是娘最牵挂的女儿，弟是娘最亲近的儿子……
有娘无私的爱，我幸福；有娘那句话，我满足。去看阴阳相隔的娘，我对娘说：我是娘最爱的女儿，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