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风，刘熙《释名》曰：“言所以屏障风也。”屏风一般设在人的坐位后面，大多以木制作，亦有四周为木框，中间为丝织品的。辽宁辽阳三道壕令支令张君墓中主人坐方床上，身后设屏风；李文信：《辽阳发现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辽阳上王家村晋墓壁画中主人所坐方榻的后、侧方设有曲尺状屏风。李庆发：《辽阳上王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7期。木板多加以彩绘，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就相当精美。大同市博物馆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当时一些有名画家也曾为屏风作画。如三国吴时孙权曾使当时号称“八绝”之一的曹不兴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即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三国志·赵达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当时上层社会还有以琉璃、云母等材料做的琉璃屏风和云母屏风裴启：《语林》。，属较为稀见的器物。屏风大多是单扇的，但也有可折叠的多扇屏风。十六国时还有可以改变高度的屏风，《邺中记》“石虎作金银钮屈戌屏风，衣以白缣，画义士、仙人、禽兽之象，赞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则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随意所欲也。”屏风一般设于堂上，有的则设于眠床边。东晋谢万任吴兴太守时，“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前，扣屏风呼万起”《太平御览》卷七○一《屏风》，引《俗说》。
五、交通风俗
魏晋南北朝的交通习俗，由于缺少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安定局面，故也缺少秦汉那样可直通全国各地的“直道”和“驰道”；但在车舆制度方面，仍等级分明。如苻坚曾下制“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犯者弃市。”刘曜也“禁无官者不得乘马，……犯者皆死。”但是，士庶犯禁者也极其普遍。这一时期，所使用的车舆、舟船等交通工具比秦汉时有所发展，如发明了指南车、计里鼓车等。
1.驰道式微
这一时期战乱与割据的时间大大多于和平与统一的时间，在道路交通方面亦有着与秦汉时期不同的特点。首先是战乱使得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等原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地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明显下降，以其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亦随之衰败；同时，又先后形成新的以邺城（今河北临漳）、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平城（今山西大同）等新兴都市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其次是各政权间的边界形成人为的阻隔，妨碍了人员与物资的流通，使秦汉时期所构成的主要通道的作用下降，但又促进了一些新路线的开通或使某些原来次要道路的地位上升，故就一些区域而言，其交通情况又比秦汉时期有较大的进步；再次是城市规划的改进及运输技术的进步，造成复道、甬道等一些原有道路形式的逐渐衰微；另外，由于官办传舍驿亭的萎缩，私人经营的客舍逆旅业相对发展起来。凡此种种，使得这一时期的交通格局及道路状况与秦汉时期有着较大的差别。
在道路构筑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西南的栈道。在秦汉时期用于解决山区通行问题的栈道（亦称阁道）在这一时期仍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栈道是用木头依山建成的道路，木梁一头横插入山崖，另一头靠木柱支撑，梁上再铺以木板以供人行走；有时因山势险峻或下有激流，无法立柱，则只靠横梁固定，即郦道元所言的“千梁无柱”郦道元：《水经注》王国维校本卷二七《沔水（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人行走时就十分危险。由于割据的需要及战争的破坏，原有栈道不断遭到毁坏，如诸葛亮去世后，大将魏延与长史杨仪有矛盾，“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三国志·魏延传》。这一时期出于征战需要，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凿与修复。如邓艾率军进袭蜀国，“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三国志·邓艾传》。
2.私家逆旅发达
出行路程较远，途中就需要有补充给养和可供休息的场所。这一时期仍沿用秦汉时期的传舍驿亭制度，以供官员出行及官府文书传递人员使用；而一般百姓外出时则投宿于私人开设逆旅客舍。在驿站养有大量马匹，供官员和信使换用，并为他们提供饮食及饲料。北周韦孝宽在得知相州总管尉迟迥欲反叛朝廷后，“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驿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周书·韦孝宽传》。有时还要征用私家马匹，南朝梁时，鄱阳王萧恢出任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往来，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梁书·太祖五王传》。
由于这一时期战乱频繁，各政权统治稳固的时间大多不长，故就传舍驿亭的总体规模而言，明显不如秦汉。像十六国前秦苻坚统治时，关中地区“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那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私家逆旅发展较快。西晋时，有人曾以“逐末废农”及“败乱法度”为理由要求废止私人逆旅，而改为官营。潘岳则曰：“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晋书·潘岳传》。反对废止私家逆旅。当时投宿旅客的饮食、饲料可由逆旅供应，亦可由客人自备。如三国魏时胡威探望父亲，“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旅进道”《三国志·胡质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又有公益性逆旅，如北魏崔敬友信佛，为赈济饥民，“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人”《魏书·崔光传附弟敬友传》。但这种情况当属特例。
3.拱桥、浮桥出现
桥梁在沟通河流两岸人民的交流中，具有方便迅捷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的造桥技术已相当高超，常见的桥梁已有梁桥、拱桥和浮桥等。《晋书·武帝纪》载曰：“泰始十年（274年）立河桥于富平津。”《晋书·杜预传》载曰：“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寮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河桥“造舟为梁”，可见是浮桥。又，据《魏书·于栗传》记载，太宗南幸孟津，谓栗曰：“河可桥乎？”栗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于是编次大船，构桥于冶阪，“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则此桥也为浮桥。《魏书·崔亮传》曰：“亮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崔亮准备造桥，但“水浅不可为浮桥，汛长无恒，又不可施柱”，崔亮则以长木为柱，造成“崔公桥”。可见此为木梁桥。而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在洛阳宫附近建造的旅人桥，则是石拱桥，它每日动用七万五千人，历时半年建成，“悉用大石，下圆以道人，可受大舫过也”《水经注·谷水》。
另外，又有铁索桥。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载曰：比丘惠生“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今新疆境内），铁锁为桥，悬虚为渡。”此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铁索桥。
各种桥的建设，极大地方便了交通，同时，也为后代桥梁建造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的借鉴。
4.车乘礼制化
车辆是人们外出时的交通工具，但在中国古代，乘车不仅是为了提高行动速度与节省体力，还是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自皇帝至庶民百姓，所乘车辆的式样及数量，法令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晋书》《南齐书》等都设有《舆服志》，专门记述各政权对于皇帝、后妃、官吏和庶民百姓乘车著装的规定，及各式车辆和服饰的等级及其演变。《宋书》则将舆服的内容归入《礼志》，显见在当时乘车被严格限制在礼教、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车型的改进与变化，就不仅是由技术进步来决定，而且还受到各种礼俗、法令的影响与限制。
金根车是供皇帝专用的豪华车辆，是皇帝外出时大驾卤簿的中心。据《晋书·舆服志》记载，在卤簿中有两辆金根车，皇帝乘坐的一辆驾六马，另有一辆随在其后，驾四马。从文献记载来看，金根车的装饰极其奢华，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关的图像资料，其具体形制还有待于将来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皇帝大驾卤簿中需要一提的车辆有指南车（司南车）和记里鼓车。《晋书·舆服志》载曰：
“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南指。”东汉大科学家张衡创制出指南车，但在汉末战乱中毁坏；三国魏马钧重新研制出指南车，却又毁于晋末的战乱中；十六国后赵解飞、后秦令狐生又分别制造出指南车，以供本国统治者使用；东晋政权建立后一直没有指南车，直到东晋末刘裕灭后秦始得到指南车，但这车制造不精，行走时需要有人在车内转动木人，使其保持指向南方；南朝宋末祖冲之加以改造，才做到“百屈千回，未常移变”《宋书·礼志五》；《南齐书·文学·祖冲之》。
计里鼓车不见于汉代记载，首见于《晋书·舆服志》，当为魏晋时期所制。其车外形与指南车相似，上有一木人执槌向鼓，车行一里，则击一槌，可知晓道路远近。也被列入皇帝卤簿中，位于指南车之后。十六国后赵石虎时亦有此车，东晋末刘裕灭后秦，计里鼓车开始传入南方。
轺车在汉代就广泛使用，在这一时期仍沿其旧俗，只是其形式与用途都有较大的变化。《释名》曰：“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汉魏时期轺车以驾马为主，《晋书·舆服志》载曰：“一马为轺车，二马为轺传。”而到南朝时期则改以驾牛为主。在汉代，轺车为中下级官员所使用，而魏晋以后，高级官员亦使用轺车，西晋时特进及二品将军以下皆配有轺车，西晋傅玄《傅子》曰：“汉世贱轺车，而今贵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四九。到东晋南朝时，三公亦乘轺车《南齐书·舆服志》。，只是此时轺车的装饰比汉时更加华丽，而且外形也有所变化，并以是否有车耳、后户及车轮形制来区别乘车者的等级。
并车与辎车，都属于衣车类，是上有车盖，四面屏蔽的车辆。《字林》曰：“并车有衣蔽，无后辕。其有后辕者谓之辎。”《宋书·礼志五》引。可知并车与辎车外形的差别不大，主要在于是否有后辕。但两种车在用途上则相差较多，并车是妇女乘坐的车辆，官员夫人在外出时主要即乘坐并车；辎车则主要装载衣物寝具等，并可供人在内躺卧休息。不过因两种车形状相近，故有时被合称为辎并，泛指妇女所用之车。
犊车，就是牛驾的大车，在汉代是地位低微者所乘的车辆，在这一时期却成为社会上层人士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图53）。不过犊车进入上层后，增加了一些装饰，遂演化出不少新的车型。以云母装饰犊车，则称云母车，一般大臣不得乘坐，只有得到皇帝赏赐的王公贵臣方可乘坐，如《晋太康起居注》载曰：“齐王出镇，诏赠清油云母犊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云母车》引。皂漆轮毂，上加青油幢，朱丝绳络，则称皂轮车，驾四牛，特赐给诸王三公有勋德者。油幢车形制与皂轮车相似，只是不漆毂，其等级低于皂轮车，赐给有勋德的王公大臣。通幰车是在犊车上加一层帐幔，将车厢完全覆盖起来，在晋代还属于高级官员乘用的车辆，以后逐渐普及。此外，还有四望车、三望车、夹望车、油幢络车、通幰平乘车、长檐车等名目，形状大同小异。从现存文献看，这些装饰华丽的牛车始现于东汉末期，如曹操在给杨彪的书信中曾提到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三《与太尉杨彪书》。
羊车，汉代已有，是一种以羊牵拉的小车，由于羊的力不大，因此，不适合外用，仅在帝王宫中，供帝王贵妃们驱用，《晋书·胡贵嫔传》载，“武帝掖庭并宠者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西晋时，羊车只限皇帝和太子乘坐，不得僭越，《南齐书·舆服志》载曰：“漆画牵车，御及皇太子所乘，即古之羊车也。晋泰始中，中护军羊琇乘羊车，为司隶校尉刘毅所奏。武帝诏曰：“羊车虽无制，非素者所服，免官。”东晋以后，已放开了使用羊车的限制。南朝时期，贵贱皆可乘坐羊车。只是此时的羊车已不用牲畜，而使数个童子牵引，故又称牵车。《宋书·王华传》。
露车，是民间使用的无盖无棚的敞露之车，多用于运货，亦可坐人。嘉峪关新城7号西晋墓前室西壁画像砖中的牛车即为露车。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露车为一般百姓所用，官吏、士大夫极少乘坐，因此北朝时李元忠乘露车去见高欢，卢叔虎接受朝廷征召后乘露车到邺城，都被史书作为特例记载下来。《北齐书·李元忠传》；《卢叔武传》。
又有鹿车，是一个人推的独轮车，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有所反映，尤多见于四川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这与其适应山区运输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三国演义》中被描写得神乎其神的“木牛流马”，实际上就是经诸葛亮改进过的一种鹿车，曾被广泛应用于军旅运输。孙机：《“木牛流车”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及其对犁制研究的一点启示》，《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在北方，人们除了乘各式车外，更多的是骑马。《北史·卢同传》载，卢辩单马从魏孝武入关。《周书·懦林传》载，卢光为京兆，“郡舍数有妖怪，前后郡守，无敢居者。光入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听事，登床，南首而立，光不以介怀。”《北史·常爽传》也载：“天平初（约534年）迁邺，收百官马，尚书丞、郎下以非陪从者，尽乘驴。”由此可知，北方乘马乃常事。但在南方，乘马被视为放达。《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不得志于时，便骑马“邀游里巷”；“周弘正为宣城王所宠，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果下马只有三尺高，可骑马在果林下通过，故得名。
5.辇舆使用普遍
舆在魏晋南北朝时使用很普遍，其制式也由原来的畜力牵引，而省去轮子改由人力抬扛；并有肩舆、板舆、襻舆、篮舆、卧舆、步舆、载舆等名称。肩舆，因抬时与肩平齐，故又称平肩舆。《晋书·谢安传》曰：“谢玄尝衣纶巾，乘平肩舆。”同书《王羲之传》也有子敬乘平肩舆入雇氏园看竹子、大受其窘的故事（图54）。而《三才图会》中有篮舆图，说晋“陶元亮（即陶渊明）有脚疾，每有游历，使一门生与其子舁以篮舆。”篮舆形状象竹篮，乘者坐于篮中，使二人抬之。《晋书·孝友传》也载曰：“孙晷，吴国富春人。富春车道既少，动经山川，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