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宅院的基本格局仍沿袭汉代的传统，少者为一堂二内，多者则有两进、三进乃至多进的大宅院；一般外面皆有院墙。宁夏彭阳北魏前期墓葬中发现的土筑房屋模型，由门楼、房屋及两者之间的空间天井构成一完整的庭院。房屋顶部为两面坡式，两坡各有十三条瓦垄，正脊仿砖砌，两端置鸱尾。正面中部为一双扇门，门及门框皆涂朱红彩，两边各有一直棂窗，每窗有四根窗棂。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9年第9期。房屋一堂二室，当是小家庭的住宅。而那些数世同堂的世家大族，其宅院当要大得多。如西晋大臣山涛死后，其部属上奏说：“（山）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晋书·山涛传》。晋武帝司马炎下令为其子孙增建房屋。又晋武帝还曾下诏为王沈、鲁芝各建房五十间，可见这是当时朝廷官员的一般标准。
3.贫者居茅屋
尽管砖瓦的应用已很广泛，但除朝中权贵、富商大贾外，居住草屋茅舍的人还相当多，其中也包括一些士族以及较为清廉的官员。东晋时会稽内史孔愉“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晋书·孔愉传》。南朝梁时曾任中书侍郎、鸿胪卿的裴子野“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北魏前期百官无禄，主要靠朝廷赏赐，高允任中书侍郎二十七年，家中只有草屋数间。
《宋书·后妃传》载曰：南朝宋“明帝陈贵妃，家在建康县界，有草屋两三间。上出行，问尉曰：‘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赐钱三万，令起瓦屋。”朝廷官员、皇亲贵戚尚且如此，庶民百姓自不待言。如《南史·王玄谟传》载曰，王玄谟统兵北伐，攻打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时，因城内多茅屋，有人建议以火箭去烧毁城中房屋，以助攻城。另，《魏书·甄琛传》载，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时，定州城内，燕、恒、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草茅住。”可见住茅屋之俗南北皆有。
除竹茅草屋外，还有居住在土窟石穴之中的，如晋朝隐士孙登是汲郡人，“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晋书·隐逸传》。张忠隐居于泰山，“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北魏宗室元弼因未能承袭父亲的爵位，弃官，“入嵩山，以穴为室。”《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上》。十六国前凉时人郭瑀则“凿石窟而居。”在山区林木多的地方，亦有以木板建屋的，南朝齐、梁时人邓郁“隐居衡山极峻之岭，立小板屋两间。”《南史·隐逸传下》。
4.东厨后溷
在一般宅院中，除住房外，厨房与厕所也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汉代大多将厨房设置在东房，故称东厨。曹植《当来日大难》曰：“日苦短，乐有余，乃置玉樽办东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六。表明在这一时期仍沿袭汉制。
厕所当时被称为厕或清，因常将其与猪圈连在一起，故亦称为溷。《晋书·左思传》讲左思在写作《三都赋》时，“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汉代沂南画像石中宅院的厕所设在院后，这一时期的部分宅院可能仍沿用这种布局。有人为炫耀豪富，将厕所布置得十分考究，竟使客人误以为是内室。“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裴启：《语林》卷四，周楞伽辑注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当时城里的宅院价格自数万至数十万钱，贵者有百多万，乃至千万以上者。有些廉洁的官员无钱买宅，只能租赁或借住，北魏时鹿悆“虽任居通显，志在谦退，迎送亲宾，加于畴昔，而自无室宅，常假赁居止。”《魏书·鹿悆传》。南朝齐时孙谦“每去官，辄无私宅，常借官车厩居焉。”《梁书·良吏·孙谦传》。
5.佛道寺观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佛道兴盛。尤其佛教到东晋之后，已十分活跃。东晋后期，江南建起了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寺院，僧尼二万四千多人。法琳：《辨证论》。进入南朝，佛寺僧尼之数倍增。梁代仅首都就有“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南史·循吏·郭祖琛传》。北方情况亦然，《洛阳伽蓝记》即记载了北魏洛阳几十所寺庙的情况，当时，洛阳城内寺庙大多由官僚大族所捐，如建中寺“本是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敝弘丽，诸王莫及也。”《洛阳伽蓝记》卷一。许多寺院规模相当大，如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寺中佛殿的形制模仿皇宫中的太极殿，并有僧房楼观千余间。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僧房超过千间的还有永明、景明等寺。
当时寺院除居住僧、尼之外，大多也接待其他客人。如江南就多以僧寺接待各国使者。《北史·李灵传》。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孙子萧大圜在侯景之乱被平定后回到建康，“时既丧乱之后，无所依托，乃寓居善觉佛寺。”《周书·萧大圜传》。北齐时李翥“贫无居宅，寄止佛寺中”《北史·李义深传》。北齐后主时，卢公顺为符玺郎，与博陵崔君洽、陇西李师上关系友善，他们随后主高纬到晋阳，则寓居僧寺，被朝士称为“康寺三少”《北齐史·卢循传》。南朝陈后主时大臣韦鼎看到陈终将灭亡，就“尽货田宅，寓居僧寺”《南史·韦睿传·附孙鼎传》。
魏晋南北朝时，大的寺庙皆有佛塔。洛阳永宁寺塔“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见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我国现存最古的塔就是修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的河南登封嵩山南麓的嵩岳寺塔，塔身十二角形，高四十一米，外部做密檐十五层，砖石结构，外涂白灰。此外，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许多寺院还建有园林。
四、器用风俗
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替，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加快了汉民族生活习俗方面的变革进程，表现在日常器用方面，床榻、屏风等旧有的东西得到保存，同时胡床、凭几等新的东西也得到普遍的认同。
1.床榻因旧制
床的历史非常久远。《释名·释床帐》曰：“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可知床是坐具与卧具兼备的。汉以前床都比较矮，到魏晋南北朝之后，由于房屋建筑的增高，室内空间扩大，床的高度也有所提高。晋代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所画的床，高度已和今天的差不多。《吴录》载曰：孙权晚年，孙霸与太子争权，杨竺面见孙权，屏退左右，进言立孙霸为太子，“有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孙和）”《三国志·吴书·陆凯传》注引《吴录》。床下可以潜伏人，一定不会矮。据《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记载，许汜过下邳，拜见陈登，陈登不拘礼节，休息时自己上大床而卧，让许汜睡下床。此处的床系卧具。床同时是坐具。如《晋书·文六王传》载曰：司马昭宠爱其子司马攸，“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晋书·王导传》载曰：“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世说新语》曰：“晋文帝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
在一般情况下，坐、卧之床尺寸有别，并不混用。卧床一般都较长，汉末服虔《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初学记》卷二五《床》，引《通俗文》。汉魏时的一尺约相当于24厘米，则八尺为192厘米，与现代床的长度相近似。卧床又称眠床。如南齐时虞愿为官清廉，“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帙”《南齐书·良政·虞愿传》。有些眠床装饰十分豪华，南梁鱼弘，“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四面周匝，无一有异，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脚”《南史·夏侯泽传附鱼弘传》。有些眠床则尺寸非常大，据《邺中记》记载，后赵统治者石虎的御床“辟方三丈”，堪称一时之最。
床之外，与床功能相近的有榻。《释名》曰：“长狭而卑曰榻，言其体榻然近地也。”可知榻比床要窄而长，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榻是床的变种，它同样兼具坐卧之功用。《世说新语·排调篇》载曰：刘遵祖拜见庾亮，“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太平御览》引《宋书》曰：王瞻“常诣刘彦节，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孙，仆是公子。’引满促膝，唯亲二人。”这儿的榻乃作为坐具。《三国志·蜀志·简雍传》载曰：简雍“性简傲跌宕”，接待客人时，“诸葛亮以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则此种榻当为卧榻。《世说新语·方正篇》曰：“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此处所谓连榻即为坐卧兼备的长榻。
陈文帝坐枰图比榻更小的坐具称独坐或枰，《释名·释床帐》曰：“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枰，平也，以板作，其体平正也。”
制作床榻的主要材料是木板，但也有石制或玉制的。宋武帝刘裕时，曾有人进献石床；而据《邺中记》，十六国后赵石虎“后宫别院中，有小形玉床。”南朝齐时还有玳瑁床。《南史·齐宗室·萧坦之传》。床脚的形制有直脚、局脚（加工成弯曲状）之分，刘裕为提倡节俭，曾禁止在东、西堂使用有银涂钉的局脚床，而用加铁钉的直脚床。当时一般的床不一定上漆，只有比较讲究的床才上漆，上过漆的床则称漆床。局脚床、漆床等都是社会上层人士所使用的器物。《晋东宫旧事》载曰：“皇太子纳妃，有素柏局脚床、八板床、漆床。”《初学记》卷二五《床第六》。还有在床上镶嵌其他珍贵饰物的，如北魏郢州刺史韩务曾向皇帝进献七宝床、象牙席。《魏书·韩秀传附子务传》。
2.胡床流行
胡床作为坐具，本自少数民族。胡床的普遍使用，改变了汉族的坐姿，并促使椅子的出现。
窟图壁画中的胡床胡床是本自胡族的一种简单轻便的坐具，《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胡床曰：“以木交午（交错）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变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胡三省注。可见，胡床是简便的折叠凳，可开可合，挟带方便（图51）。胡床东汉时已传入中原。《后汉书·五行志》载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魏晋南北朝时大为盛行。《晋书·五行志》曰：北方“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256～274年）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胡床又名交床、绳床。南梁庾肩吾《赋得咏胡床诗》曰：
传名乃域外，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
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馆外，淹留奉圣明。《艺文类聚》卷一七《胡床》。
由于胡床携带方便，在军旅中使用特别广泛。《晋书·张重华传》载曰：“谢艾与麻秋华战，下车据胡床，指挥处分。”《南史·梁本纪》载曰：“袁粲之据石头，黄回与之通谋。皇考闻难作，率家兵据朱雀桥，回觇人还告曰：‘朱雀桥南一长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萧顺之也。’遂不敢出。”此外，上层社会居家处事也多用之。史载，齐武帝在东宫宠张景真，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舫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南史·荀伯玉传》。又张镜与客谈，颜延之取胡床坐听《南史·张俗传》。
胡床在魏晋南北朝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中原汉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跪坐和箕踞的坐姿坐式，形成了“交胫肆踞”《盐铁论·散不足》。的胡坐：两脚分叉垂下，着靴或着鞋而坐。《梁书·侯景传》载曰：梁末侯景篡位后，“殿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由于跪坐和箕踞从生理上看不很科学，必然要被“交胫肆踞”所替代，因此，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流行，“席地而坐之风，此时盖几绝”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8页。
3.凭几由前到后
洛神图赋凭几，又被称为倚几、隐几。汉代的凭几与案几的形状相似，几面为长方形，只是几面较窄，两端各有一足或为栅状曲足，置于人前，主人跪坐，以手凭几，分散身体重量，减轻腿部负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凭几，一般三足，故又称三足几。目前所见最早的三足几出土于三国时期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几身系木制，上有黑红色漆，几面呈扁平圆弧形，弧形弦长69.5厘米，几面宽12.9厘米，几高26厘米，下有三个蹄足，左、右端各有一足，后面正中有一足，其形状颇类似现代圈椅的椅背，只是没有椅座和椅腿。据认为这是当时的实用器物，也是目前所见同类器物中唯一可供实用的一件。安徽省文物考古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凭几出现之初，亦是放于面前，供坐者凭倚用。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墓壁画《燕居行乐图》中的三足几就设于墓主人前面，主人跪坐，以手凭几；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6期。而南京象山7号墓中的陶凭几亦位于牛车厢的前部，显然也是供人向前倚靠的。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0期。但到南北朝时期情况已有所变化，随着胡床的普及和箕坐流行，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三足几的摆放位置已从面前移到身后，从供人凭靠改为供人倚靠。南齐谢眺《咏乌皮隐几诗》曰：“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取则龙文鼎，三趾献光仪。勿言素韦洁，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艺文类聚》卷六九《几》引。所咏的凭几，即三趾、曲躬，其功用为在宴会上供人凭靠，以消除疲倦；由于宴饮时客人面前置有供盛放食物的长几，故隐几只能置于客人的身后。
三足几的出现及其功用的改变，对于唐代以后带靠背椅子的产生，似亦不无影响。
4.几案趋向合一
案与几在先秦时期是两类不同的器物，案主要用于盛放食物，几则用于放置书籍、杂物等。到汉代时其界限已开始模糊，东汉许慎《说文》曰：“案，几属。”已将案与几混为一谈。到魏晋时，案不仅用来放食品，也放置文书典籍，故已有书案之称，曹操《上杂物疏》中即有纯银叁镂带漆画书案一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一。；放置奏疏文卷的案，又称为奏案，赤壁之战前，孙权下决心抗曹时就曾拔刀砍向面前的奏案《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魏晋以后，还曾将几案合为一词，并引申为文书律令的代称，如北魏时邢昕“既有才藻，兼长几案。”上述书案、奏案与几案就用途而言，实际上都是在原来几的范围之内。
当时称盛放食物的食案仍为“案”。如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宫闱宴乐图漆案，就是一件相当精美的器物。案一般的不高，约十几厘米，如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中的漆案长64厘米，宽42.6厘米，高17.5厘米，上面放有14件食具，位于墓主人画像前，表示为主人所享用。辽宁省博物馆文物组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另外还有一种无足或仅有短托梁的案，类似于今天的托盘，即夫妻“举案齐眉”之案。
5.屏风多加彩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