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宋征在江西时和长征中给当时还没有打倒的一位部队高级领导人当过警卫员，宋征的名字就是这位高级领导人取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还经常书信来往。宋征和他爱人王玉芳是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结的婚。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市妇联的一名负责人，听说现在只不过受了点株连，问题还不大。她不只是宋征的贤内助，而且是左右手，过去宋征看文件、批条子还靠她。
“嗯，这倒是个办法。”我说，“可是这样做合适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分和处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嗨！”老秦皱起眉头，“你呀，书生气十足！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你知道刘俊这些人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小石，现在你、我、他的生命能不能保全就在此一举了。”
“可是……”我犹豫地说，“怎么能跟王玉芳取得联系呢？现在连封信都发不出去。”
老秦两道炯炯的目光盯着我：“这就看你的了。”“我？我哪有办法？我看小顺子……”
“不行！”老秦向炕上瞥了一眼，“他那些‘哥儿们’属于毛主席说的‘游民无产者’，‘有时虽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办不成事，倒会到处乱说。你别瞒我。我看出那个姓乔的姑娘对你有好感。你要利用她给你寄信。”
“我，我……”我一下子满脸通红，但又知道我们这些“犯人”每天形影不离，无法否认这点，“可是……她能冒险给我发信吗？”
“那——就看你怎样做她的工作了。”
我被他两道炯炯的目光盯得低下头。他见我沉吟不语，又说：
“小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不能再书生气十足了，你、我，过去都是吃了书生气十足的亏呀！我现在才知道：活在咱们国家，就离不开政治，你不招它，它要找你，想躲也躲不过去。你老兄在五七年发了昏，歌颂什么人道主义，后来不就上了‘阴谋，的当吗？现在你关在牢里，搞得家破人亡，还想洁身自好，摆出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不叫女士们去担风险，或是想跟人正正经经地谈恋爱，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你能办得到吗？老实说，姓乔的是个傻姑娘，可你是栽过跟头的人了，应该懂得功利主义了。你现在就得笼络她、利用她，让她做我们的‘堡垒户’……”
满纸荒唐言
——摘自《红楼梦》近几年来，我的生活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事与愿违。这一次又是如此。本来是想拒绝和她有管与被管之外的来往的，可是现在还非要设法和她建立某种暖昧的关系不可了；本来是已经生死置之度外、听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却又有生的留恋，非要积极地去求得解脱不可……老秦对我的动员，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的确是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经验。有时，我觉得他真是个梅菲斯特斐勒司，虽然会引诱我去犯罪，但却给我开了新的思路。他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我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应老秦去试一试以后，就被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紧紧抓住。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的时候，搞不允许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对她来说更是不正当的，可是这种犯罪感却会成为一种刺激，激起在刘俊这些人手下既恐惧而又不甘俯首贴耳的反抗性和报复欲。这种情绪使我兴奋不已，甚至缓冲了我悼念母亲的悲痛。
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和她说话的机会。这种话，又不是出工、收工时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虽然我弯着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坝上乘荫纳凉，而咫尺天涯，我只能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接受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小顺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小道消息：因为现在“犯人”都和大队在一起干活，看守用不了那么多人，稻田薅草任务又很紧张，连队准备撤下全部女战士，再把王富海派来看押我们。
“……哥儿们还告诉我，”小顺子又说，“这些天连里是因为受了灾，又抢着薅草，没工夫整咱们。等秋收一罢，妈妈的！连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咱们了，咱们大家都当心点，妈妈的！该写遗嘱的就写遗嘱吧……”小顺子虽然不出工，也没挨过打，可他总自觉地把他划在我们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对我说：“这事再不能拖了。现在，第一步，你必须扯着她，叫她设法赖在‘学习班’看我们。她要是一调走，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装着系凉鞋的样子，蹲在队列外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样？听说你们女战士都要撤换下去。”他俩走上来，我插在“多事先生”和她之间。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着急啥？”
“你能不能争取留在这里看我们？”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后说，“我都说好了，不会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让连里派我领你和这个疯子去。明天我把那个本子给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别的女战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马上任。我们呼完口号，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队列，押我们到玉米地，其他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矿物质和羊粪，等于给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长得黝黑茁壮，顶端都抽出了粉红色的花穗。宽大的叶片在晨风中抖掉了晶莹的露水，发出一片柔和而欢快的飒飒声。渠坝和沟沿上，长满肥嫩的猪耳菜、碧绿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闻的苦味。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毛主席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毛主席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她的好意，总还是应该感谢的。
刷、刷、刷，她也钻进了玉米地，头上沾着点点粉红的玉米花穗。
“疯子把水管放开了，水到这里还有一会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你看了吗？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没有？”“谢谢你。”我站起来，把小册子和《毛主席语录》还给她，“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上面来人说，啥问题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个人的，这里面都写着哩！”她把小册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怀里，仰起脸看着我，“可我文化浅，找了半天找不到：为啥叫你这样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为啥咱们的生活好了一阵子，又过开了一九六。年……”
“别……别说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阒无人迹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娇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转了话题，“哎！他们说你过去是诗人，啥叫诗人？”
“诗人吗？”我‘哼”地冷笑一声，一接触到个人问题，牢骚就来了，“诗人就是专门说废话的人！”
“瞧你！啥都不给我说实话！”她噘起好看的嘴，装出气恼的样子，“你以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后不跟你好了！”啊！但愿时光在瞬息之间退到十二年前，让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蓝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绿的青纱帐里，重新开始……
“唉——”而那时，我只能叹气，用无可奈何的调子说，“我不是不跟你说，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分和处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吗？”她又转嗔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劳改，我也看你去。不过……”她截住话，沉吟着，低下头看着叠在一起的两手。
我没有敢接她的话问下去。和她单独在一起，我既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一种微妙的激动，又有一种仿佛濒临深渊的畏惧。这二者汇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种极为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老秦说的对，在这里不可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正正经经地谈恋爱，何况恋爱对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战士。现在，枪就在她背上熠熠闪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连首长”那里去报告我们“犯人”一天的言谈动静。我只觉得四周都充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陷阱；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连一个陷阱；他们张开网要罗织我们，我们又操起盾牌对付他们。于是，我极力想在她那纯洁光灿的脸上看出什么阴影，找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过。
“那么，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能让刘连长听你的话的：你说不撒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们带来放玉米地的水就来放水。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没……没有……”她马上慌乱起来，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躲开我的视线，“没有……啥关系也没有。”
“我不信！”我更怀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扛上铁锹，准备钻出玉米地。“别……别……你回来。”她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我……我就是跟他说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让他……让他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就跑出来了。”
“就这点？”
“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又兴奋了，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我们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说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的人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来，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纸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
“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父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已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向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有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噗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迁赶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黑格尔一百多亩玉米，两天就灌完了水。我和“多事先生”又回到大队。王富海吸取了被告发打碎“宝像”的经验，知道我们也会反咬人，对我们表面上比过去和气了一些，但处处都想暗地里抓我们的辫子。同时，这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总觉得他有种种特殊的敏感，好像已经发觉了她和我之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他把牢房前面一个原来贮藏冬菜的地窖收拾干净，还拉上电灯，晚上就睡在里面，一抬头，从后窗洞就能看见牢门。她和我的接触更困难了，自王富海开始守夜，玉米饼就断了顿。第二天早晨，她的舞姿第一次流露出懒洋洋的忧郁情绪。出工时，她向我暗示了一下，想把挂号信的收据交给我，也找不到机会。下午，小顺子自告奋勇地出了工，走在路上和王富海胡缠，她才乘机把一块玉米饼和收据交给我。
收据拿回来，在我们每个人手里传阅了一遍。一时大家都好像有了新的希望，牢房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一些。小顺子又唱起了“天津时调”，闷闷不乐的小陈也轻轻哼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李大夫躺在炕上，两手枕着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但愿皇天不负苦心人呀……”
四天以后，出工时，她又对我做了暗示。下午，小顺子仍如法炮制。她塞给我一封信！
晚上，王富海押着马力和“残渣余孽”抬进尿桶，出去刚锁上门，大家就簇拥我到大炕的旮旯里。我拆开信，却不是王玉芳的笔迹。
“不对，这不是王玉芳的字！”我神经质地叫起来。“她经常替宋副师长批条子，她的字我认识。”
“这是左手写的字。”马力肯定地说，“这瞒不了我。”“先看看内容再说。”还是老秦沉得伍气。
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爱人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干部。希望你提供他死的情况。你用这种方法和我联系，大概你的处境也很困难。我保证不牵连你，为你保密。请速回信。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而且是用左手写的字。我们面面相觑，惘然若失。
“妈妈的！”小顺子骂着，向后缩回去。“这是嘛玩意儿！”“对的，这是真的！”老秦胸有成竹地微笑着。“这就是王玉芳来的信。要是这些人搞的圈套，他们绝不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这些人的头脑都非常简单，搞武斗内行，搞文斗外行。他们搞的那些圈套，都笨拙得要命。你们想，我们害怕我们的信到不了王玉芳的手，王玉芳也同样怀疑我们写的信是个圈套。她用这种方法回信，是正常的。这和小石平常说的王玉芳的为人相符，没有错，写回信吧！”
“对，对！写吧，写吧……”
经过老秦解释，大家又恍然大悟，喜上眉梢，李大夫又从枕头下翻出白纸和信封。
“写吧！小石，明天就交给乔班长。”
“且慢！”老秦按住我的手，像电影里那种足智多谋的智囊人物似的：“这封信，还不能把宋征死的情况告诉王玉芳。我们只告诉她，宋副师长是被打死的，过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可以作证，重点要放在先解决我们这些证人目前的处境上；不解决我们的处境，一切都谈不到。要她直接向北京宋副师长的老首长申诉……最后还告诉她，接到信以后给我们一个回信。”的确，老秦的推理能力和谋划能力，比英国的福尔摩斯和比利时的波洛并不逊色。而且，他真的是把在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心理吃透了。
信写好，仍然在小顺子的配合下交给她。从此，王玉芳就是我们希望的唯一寄托了。
这以后，我和她的接触停顿了下来，连每天清晨欣赏她跳舞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王富海非常热衷于看押犯人的工作，在革命群众跳“忠字舞”以前，他就把我们押出去打扫厕所。他自己蹲在粪坑旁边，带着满足和悠闲的神情看着我们。待我们打扫完厕所，革命群众的“忠字舞”也跳完了。我们再匆匆吃早饭、站队、呼口号、出工，那个防止我们得阑尾炎的措施，也无形之中取消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王玉芳那边一直没有回信来。可是，薅草早结束了，水稻也收割完了，稻子都拉到场上码起了垛，就等入冬后脱粒了。这时，农业生产周期里有个比较闲暇的时候，也就是说，小顺子“哥儿们”报告的那个整我们的时候到了。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犯人”们的脸色也一天天灰暗下来，保卫自己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成了每个人生命力唯一的表现。不能预测的命运中的那个可以预测的灾难，压在我们心头，使心头又产生一个更为恐怖的幻觉，再反过来夸大了那个即将来临的灾难。因而，人人都惊悚不安。我时而震颤不已，时而心灰意冷，时而疑神疑鬼，时而胸襟坦然……我只有用拼命的劳动来折磨自己，用疲乏来使自己镇静。当我挥汗如雨地收割、装运、码垛的时候，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我能看见她那焦灼的、疼惜的、爱怜的目光，但这时我已在所不顾了。
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一个是搞自然科学的，一个是本来也无所谓宗教情绪的人，在恐怖莫测的命运的重压下，晚上竟用“书卜”来推测个人的未来，在牢房里，扑克牌、镍纸这些能用来算命的工具都没有，于是他们就在昏暗的灯光下捧着《毛选》，嘴里念念有词，先预定了哪一页哪一行，然后翻开寻找，揣摩那一句话对自己命运的意义。
“……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嗯，这句话的关键是‘估计此着不易实现。”’李大夫看着屋顶的水泥板嘀咕，“这指的是那封信？还是他们对我们……嗯？”
“唔，从这句话还对得上，您看，”残渣余孽”翻开另一页，悄悄对李大夫说，“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这就是说，他们也许对咱们还……”
“算了吧，算了吧！”老秦披着绿色大衣，在地下焦躁地来回踱步，斥责两个老头，‘哼，告诉你们吧，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救你们自己……”他又坐在我身旁，把手指捏得噼啪作响：“小石，我总感到最近他们对我们不动声色，说不定是掌握了什么。咱们再估计一下，那个姓乔的是不是真的发了信。嗯？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不能相信她真的会对你有什么感情。那要真是个圈套，可就全砸了……”
“妈妈的！”小顺子说，“哥儿们跟我说，乔安萍这些日子跟刘俊那帮人可跑得欢，老到他办公室去……”
“这……”奇怪，这时我心里既有惶恐，又有一种酸楚的嫉妒，“这我也说不清，你也知道，我们好久没有单独接触了……”
然而，第二天——九月二十九号晚上八点钟，我们正躺在各自的铺位苦恼的时候，她突然打开牢门，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去。
“走！”她站在门外，端着枪，“到学校把晒的煤饼收进去。”煤饼是我们前几天中午和的。小学校在居民点西边。这时，满月正悬在当空，田野上，田野的林带上，被林带包围的居民点的屋顶上，都被镀上一层冷峻的、刚毅的铅白色。四周静极了，我听见她在我身后的急促的呼吸和细碎而略带踉跄的脚步。我们默默地跨过干涸的排水沟，钻进黑黝黝的林带。
“好了。”她抓住我的胳膊，“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疯子安排好。”
她押着“多事先生”往学校去，很快就小跑着回来。
“咋办？明天要开大会批斗你们。”她气急败坏地说，“现在他们正在开会，我捉摸了个因由跑出来告诉你，只有几分钟。咋办？你说咋办？……”
“咋办？……”我不由得被她的恐慌传染，重复她的问话，“可是……批斗会这样的事也不是一次了……”
“哦，我还忘了告诉你，”显然她不知道该先说什么好。“‘十一’我要到师部开立功受奖人员大会。明天我不参加会，给我一天时间准备。这要去好几天，照顾不上你了。问题不在明天，明天团部军代表要来参加，他们还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等军代表一走，他们就要甩开膀子干了。现在他们开会正说的这个，听得好吓人。你说咋办？啊……”她下意识地握起我的手。我呆呆地站着。月光透过叶片筛孔似的缝隙照在她脸上，她的脸像银子似的苍白。那一颗墨玉似的哀婉的黑痣在她腮边抖动着。她的眼睛是闪烁不定的，像惊起了睡凫的湖塘。
“你跑吧！”她不停地揉搓我的手，“明天，我就要把钥匙交给连里了。明天晚上，我到王富海那里去把那串钥匙偷出来。你跑到你姑妈那里去，咱们俩在城里见面。你要是现在跑，我脱不了身……”
“那，那……”我被她这个计划震惊了，而且觉得大胆得令人怀疑，“这，这……”
“我早就想过了，总有这么一天。”她放开我的手，却抓住我两只胳膊。我觉着她的手掌滚烫，“现在他们也相信我了，咱们就乘这时候跑回老家去。我们都能劳动……老家的人好，那都是看我长大的……”她突然兴奋起来。口齿不清地说了些语义不连贯的话。然而，正就在这奇突的荒谬的迷乱之中，她那不容怀疑的真情猛叩着我的心，激起了我的男子气概。我两手不自觉地从她肘弯下抚着她丰满的腰肢，第一次用真诚的温柔的语气对她说：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吧……”
“噢！不，他们合计要打你们，不把你打死也打残废……”她抬起手，把我几个月没理的乱发捋向脑后，我觉着她的手在我心上轻轻滑过，“跑吧，啊，还是跑到老家去，等运动过去再回来……”
“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噢，不，不……”她轻轻地摇晃我。
我的心颤抖起来，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同时，一种渴望，一种欲念，一种幻想，一种不能抵御的激情，使我跟她把她的脸，连同那干燥炙热的嘴唇贴上来的时候，也不由得把嘴唇迎了上去……
一切一切的痛苦、危险、灾难好像都消失了……
枪，从她肩上滑下去、滑了下去……她如同一片秋叶在我怀里索索发抖。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喃喃地说，“你叫我一声吧！”
“叫……什么呢？”我抖得厉害。
“叫我妹妹……”她仰起脸，暖烘烘的鼻息喷在我脖子上，“我叫你…哥哥！”
我的心凄楚得隐隐作痛。我被这种在农村里一直保持着的表达爱情的语言感动了。这种也许是从远古的近亲结合形成的夫妻称谓习惯，这种以血缘纽带来表示亲密关系的方式，从一个农村姑娘嘴里自然地吐露出来，包含着其深无比的真挚和信赖。
“叫我呀，叫我呀……”她用头轻叩我的胸脯。
然而，我仍在颤抖。这不仅是由于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心荡神迷，也是由于害怕，由于对她和我的未来有一种朦胧的不幸的预感……
现在，即使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即使我两鬓已染上了白霜，但每当回想起那个月明之夜，回想起在那幽暗的沙枣树和柳树相间的林带里和她度过的两分钟，我仍不禁柔情万种。一个人的一生，总有这么一个终生不能忘怀的时刻，而我这样的时刻只有两分钟。不过，这两分钟就足够我后半生享用的了。现在，每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惶惑的时候，感到余悸忡忡的时候，这两分钟总能使我迸发出青春的活力，把我的心燃烧起来，鼓起我向那摧毁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勇气，坚定我和大家一起建设美好的未来的决心。
东风无力百花残
——李商隐《无题》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武装连召开对“阶级敌人”的批斗大会。一早，军垦战士就忙忙碌碌地在所有泥土剥落的墙上刷上标语。菜窖的后窗洞旁，一条白纸浓墨的口号正对着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团部军管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是个面孔白皙、外表斯文的中年军人，我在师部机关时曾见过他。当我们被押进会场的时候，在惊慌的瞬间，我恍惚看到他向我投来一线温和的目光。批斗大会进行得很正常，正如她说的，有军代表在场，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不过，就在他们按我的头，给我们做常规的喷气式的时候，我猛地觉得有许多极尖锐的钢针扎在我头皮上。李大夫大概也尝到了这种滋味，竟疼得叫唤起来，顺势倒在地上。
“您看看，军代表，”押李大夫的军垦战士委屈地抱怨，“真没办法！这些人，就是这么耍死狗，动也没动他……”
“怎么哪？李方吾。”军代表敲了敲桌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又没有打你，你这样就不好了。群众运动嘛，难道批一批你就不行了？就要叫唤了？……
下面，他的讲话被一片狂躁的口号声代替了。我最大限度地低着头，眼睛向两边窥视，发现押我们的军垦战士都戴着劳保用的白线手套。
批斗告一段落，军代表就叫王富海把我们押回牢房，革命群众继续进行我们不能旁听的议程。牢门锁上后，老秦首先气愤地叫起来：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举着一枚光闪闪的东西，“他们手套里藏的就是这个——图钉。这就是从他们手套里掉出来的……”
“妈妈的！”小顺子骂道，“找军代表去，告那些婊子养的！”
“哼！我才不告哩！这我还要留着当纪念。”他冷笑一声，把图钉又放回口袋里，“老实说，军代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代表又能怎么样？”他从铁丝上拽下毛巾捂在头上，踱了一圈，在我铺上坐下，“从刚刚的批斗看来，那封信的事他们还没有发现，也可能那个姓乔的姑娘真以为你是给你姑妈写的信，没有在意。你可要记住，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出那封信。老实说，这里就你最幼稚，最书生气……＂下午，王富海端枪踹进牢房，说是军代表要和专政对象个别谈话，第一个叫的就是我。
军代表坐在办公桌后面，几个连部的头面人物围着他。他捧着茶杯，用杯盖轻轻地拂开水面的茶叶。“怎么样？石在。”他带着失望的表情，用惋惜的语气问道，“听说你在改造期间表现得可不怎么好啊！”
我坐在他对面。我感到他语气里有一种期望和温暖。这种话，我自来这里就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出于这样一位具有权威的人物的口里，使我的泪水不觉地浮上了眼眶。
“你看，”他翻动着桌上的一沓纸，“你还向带你们的班长要求休息，还借口毛主席说的，人要劳逸结合。现在，外面正有人不是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而是为我所用，搞实用主义。想不到你在这里也搞。可你搞，性质就不一样罗……”我的耳朵里猛地嗡嗡作响，下面的话，我没有听进去，只是像森林里的鹿听到了异常的响动，惊惧地望着他。这明明是我向她随意地提出的一个要求，怎么会传到这里，而且成了一条严重的政治问题呢？那么，我和她之间其它的事，难道也“你不要以为你聪明，”刘俊说，“我们是掌握了你的情况的。是自己坦白呢？还是非要由我们给你准备材料不可呢？……”
“不要急嘛，”军代表一抬手，用教训的口吻说，“要给他一个认识过程。石在，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学习班吗？”他抿了一口茶，“你是五七年在报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嘛，是有影响的人嘛。我们是讲政策的，你的右派帽子早摘了，不错，可你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十七年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吧，是不是？这个你总要承认吧。叫你来学习班，是对你的关怀嘛，可你自己改造得怎么样呢？嗯？”他手指在那沓纸上一敲，严峻地望着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像一道强光一样突地把我阴郁的心照亮了。我过去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只是纠缠在政治身分上呢？我不由得衷心地崇敬地瞥了他一眼。我那种崇尚理性上的逻辑推理，而不顾感性上的实际体验的知识分子习气得到了满足。来这里三个多月时间压缩在这一霎那，我领悟到：我的怨恨、怀疑、痛苦，我利用她私寄书信等等不法行为，全部能从这个概念中得到解释，这就是我之所以会撒谎堕落的根子，而刘俊这些人对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作为一种阶级仇恨，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了。这时，深深的自责代替了委屈和愤懑，我的确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好，惭愧地低下头去。
“这个班长是什么人？”军代表见我正陷入思想斗争，便侧过头问刘俊。
“一个女战士，”刘俊欠了欠身子，“很勇敢的，路线觉悟也很高，立过二等功的。”他又转向我，把那沓白纸一拍：“你的事多啦，都在这上面，你不是不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完了！他的表情和口气都证明我果真落入了圈套。我的神经痉挛起来，再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推理、判断了；她曾给我的关怀、安慰、抚爱，我们昨夜如焚的炽情融合在一起燃起的腾腾烈焰，全如一阵青烟似地飘散了。我像被逼到洞穴深处的野兔，只是疲乏地、绝望地喘着气。
“干了什么坏事，说出来就表示自己有了认识嘛，”军代表说，“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能改，还是好同志嘛……”啊，生命史中的这一刻，我是决不愿回顾的。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要恶心，要窒息。我并没有挨打，我想如果真打了我，也许还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而这种结果又不是偶然的，却是我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必然性。他们在审讯中使用的全部概念，和我在自己多年来信奉的观念完全一致。这种过左的观念是五七年反右以后形成的。这种观念，会使一部分人的自我膨胀起来，也会使另一部分人的自我萎缩下去。尽管后一种人里也有品格无可指摘的人，但他们的精神境界总是卑微低下的，因为他们承认前者的膨胀，也承认自己的无权；他们安于自己卑微的地位，甘于逆来顺受，甘于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幸我正是这后一种人。现在，前者已经膨胀到如此巨大，而且正以有形的力量压在我头顶上，同时，又有意露出一丝缝隙，让我能继续卑微地在下面生活下去；生的欲望，保护自己的本能，受了欺骗后的激愤，对信念虔诚的悔悟，对爱情彻底的绝望……在我那已经被恐怖和痛苦扭曲得变了形的心里虬结在一起，终于迫使我一点一点像挤牙膏似的把她替我发信、给我送吃的、今晚叫我逃跑都坦白了出来。只不过为了不牵连其他人，我把信说成是给姑妈的，并且抽出了她对我的感情那条线而已。“胡说！”刘俊却把桌子一拍，打断我的话。“你诬陷好人！好哇你……”他愤怒地骂出一连串脏话，也不顾军代表在旁边，最后向王富海一挥手：“押下去！先押下去！以后咱们再算他的账……”
“唉，唉，”军代表摇着头，“正如毛主席说的呀：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出乎意外的是，把我押回牢房以后再没有提审其他人，一下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李大夫、老秦、小顺子……不时狐疑地看我一眼。我孤单地躺在铺板上，我并没有享受过坦白后的轻松愉快，我的心并没有因忏悔而净化：我开始明白他们其实不知道她和我中间的这些事，突地腾起了新的懊丧和惶恐，而且，那任何理性上的解释都压抑不住的天良发现，更使我痛苦不安。这时，我只有希望他们真的以为我在诬陷她，在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我愿承担搞这种活动的任何罪责。
可是，已经晚了。
一直到深夜，我还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总觉得就在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果然——
“哎呀！……我不干呀！……”
她一声凄厉的嘶叫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穿窗而入。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可是，很快地，她的声音又被一个什么柔软的东西闷住了。
我战栗地扒在破玻璃旁向外张望。月色如水，王富海那间菜窖的窗洞也反常地熄了灯光。我疑心刚刚是一种在紧张的心情下产生的幻觉，但那后窗洞的灯光却又亮了。并且，菜窖里响起了人活动的声音，开门声音，一阵阵被捂住的哭声和压得很低的说话声。哭声是她的；说话声是男人的，而且不只一个。又过了一会儿，门砰地一声像被人使劲地摔了一下，紧接着，一阵慌乱杂沓的脚步声越跑越远，最终消失在溶溶的月色里。我猜到了菜窖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咬紧牙关，两手死死地抓着钢筋。菜窖后窗洞旁那条白纸浓墨的标语，在月下像挽幛一样发出冷冷的惨白的光；玻璃上喷着红色的“忠”字、黄色的向日葵、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们的阴影组成一团奇形的花纹投在我脸上，我只觉得有一种能把人正义的冲动和反抗禁锢得凝冻起来的力量钳制着我，使我全身麻木，使我喊不出声来。我整个沉沦在一个愤怒和恐惧的深渊里。
以后几天我不记得是怎样过来的了，只记得从“十一”到十月三号，武装连执行国防部在国庆期间停止对台澎金马炮击的命令，没有斗我们。而且，她、王富海、刘俊都不见了，另派了个小伙子来看我们。
十月四号武装连开了一天大会，我们被押到离会场很远的马圈干活。深夜，正在我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被一根树枝捅醒了。
“哥，看！”
她的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苍白的脸，在玻璃缺口处一晃就不见了。
我赶忙扒在缺口上。窗外，月光已经暗淡了。在沉沉的夜色里，我希望还能看见那一张苍白而美丽的脸庞，但只见一个一闪即逝的黑影和只闻几声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
我的被子上有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
她的字像孩子的字一样，但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被泪水洇化的字迹，还用铅笔细心地描了出来，信是这样写的：我最亲爱的哥：
那天晚上我去偷要四，没想狗连长根在我后面，他在那菜叫里把我坏了，叫王看在外面，现在我身子张了，不佩你了，这两天狗连长叫了很多人看住我叫我家给王富海，哥，我以想好了，就是你救狗连长女人的大水坑，我假意答应了，今天他们才不看我我才给你写了这封信。
狗连长说是你告的我，我不信，就是你告的，我也不愿你，你太老实，是个好人，这几年，我看了，人月来月坏，我就看你是个好人，你救狗连长女人我就看出来了，为了他们相信我我是说你要休息，他们也许这么逼供信你来的，我忘了告诉你，你上了当，我不愿你，哥。我对不住你，把你一个人留在世上，你要好好活下去，活着要主意，要根好人在一起，我要身子不张总等你，现在不行了，我在最后叫你一声哥，你还没叫过我，你叫我一声妹吧，以后不要忘记我。
妹妹
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呀！！！…我咬住枕角，屏住声息，任眼泪像泉水似地汩汩流淌。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使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记住那上面每一个字、每一个绝对正确的错别字，和每一个不讲语法的标点。然后，我默默地把它揉成一团，放进嘴里嚼烂。我把她滴在那上面的苦涩的泪水和喷在那上面的辛酸的鼻息，用牙齿紧紧压榨出来，和着我的泪水与叹息咽进肚里。
这时，我才发觉我多么爱她！
她那天赋的朴实与天真，使她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还保持着闪光的灵魂；她像一片未经污染的土地，上面仍然灿烂地开放着鲜花。然而，她那在爱情的推动下所采取的合理的行动，在反常的社会状态里反成了不能解释的行为；她那天真幼稚的设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反成了值得怀疑的用心。她凭着她充满着浓郁的泥土气的少女的心，凭着她单纯的直感对我倾心相许，但我那已经被扭曲了的心灵却大大地辜负了她，把她炽热的爱情浸在我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陡然，她的自杀和母亲的去世一下子沟通了。一霎间，生与死、冷与热、希望与绝望、柔情与恐惧，一齐汇聚在一起，我的血液突然横溢泛滥，长期被压抑的愤懑和青春的爱情，像雪山突崩，像狂飙乍起，以至把我的心迸得粉碎……
不！我要爬起来，我要救她，我要砸开牢门去狂喊！……可是，我却像发高烧一样浑身颤抖起来。而正在这时，她那明朗的、如明月般的脸庞，却在玻璃缺口外现出来，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喜都清晰可见，我陷入了一个美丽的幻觉中。我只觉得我从铺板上飘然而起，穿过玻璃缺口像一缕青烟似地荡了出去。在外面，她牵着我的手，两人一齐飞过一团团黑雾，飞到了一个天宇碧蓝、杂树生花、细草如茵的地方……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我知道后来的事，已经是在师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拖着支离的病体回到师部机关的时候了。原来，在那第二天——十月五号早晨，兵团军管会就派来军代表把我们从那个武装连接回师部。名义上是转移看押地点，实际上是重新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当然，这是宋副师长的老首长起的作用；她替我们寄给王玉芳的信终于达到了目的。除我因昏迷不醒之外，其他人都向兵团军代表如实写了旁证，其中自然以李方吾李大夫的证明为主。调查结束以后，这个“学习班”也没给谁定案，也没给谁平反，就一风吹地解散了。
我没有回家。我不忍再看母亲临终之地。那个所谓的家，全送给料理我母亲后事的邻居赵老师了。而不久，我也被下放到另一个偏僻的团场去了。
我在那个团场生活了十年。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带着两鬓白霜，噙着眼泪，拿着改正的文件和调令，到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省出版社来报到。从此，我走到了阳光下。
她没有死。我从医院出来就打听到：给我信的那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新的绿军装，偷偷摸摸到连队东边的那个大水坑——就是我救起刘俊妻子的地方，纵身跳了下去。可是，被紧跟在后面的王富海发现了。她被捞起以后，绝食、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和王富海结了婚。后来我又陆续知道：第二年七月，她生下了刘俊的女儿(这大概只有王富海、她和我三人知道)。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女儿，这才是王富海的。
“……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听到这些消息，我耳边总回想起她过去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省农业局给宋征开追悼会时，我也接到了通知。在省委大院，碰到刚从小汽车上下来的王玉芳。
“呀！小石，啊，现在应该叫你老石了！”她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花池旁边。她还显得精力充沛，只不过鬓边也添了白发。她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老宋，他……全亏了你们……”就说不下去了，我们都强忍住心中的激动和眼里的泪花。最后，还是她先开口，还像过去那样，精明、爽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怎么样，现在好了吧？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和诗我都看了，好得很！想不到你还能干呀！啊，我想起来了：是哪年？就是林彪摔死的第二年吧，我接到过从那个武装连来的一封信，好像就是那个姓乔的，打听我侄儿，也就是你的情况。你说荒唐不荒唐，成了你姑妈了，还说没别的意思，就问你身体好不好。我摸不清情况，没敢回信……”我能说什么呢？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她已经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在惦记我身体好不好，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以为王玉芳就是我的姑母，我可以想象得出她在写信以前对我的思念，想象得出她的忧虑、她的痛苦、她的希望，她思想里反复的斗争；也可以想象得出她久久接不到回信时的失望和伤心。
我能说什么呢？可能直到现在，她坐在火车里，幻想光阴一霎间退到十二年前，而她又顺利地偷到了钥匙，在她身边坐的不是王富海，却是和我一起向她家乡比翼双飞时，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吧！
回到省城以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老秦。他非拉我到附近的酒馆“喝两盅”不可。原来，他和我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一九六八年他从“学习班”出来后，就积极地投入到派性斗争里。凭他的知识和能力，很快就和省里当时有势力的人挂上了钩，一时，他竟成了省农业方面的一位风云人物。
“……老实说，我没什么其他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两杯下肚，他有点醉意地说，“什么信念，什么原则，根本谈不到了。一想起咱们在武装连关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种恐怖，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就像发了疯一样，管他什么对不对！来吧！咱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他就用他的本领和到手的权力，把原来整过他的人一一整倒，那个武装连的“连首长”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受不了而活动调回老家的。但他自己也没有逃脱。一九七七年“揭批查”运动中，他又成了清查对象。只不过他没有什么激起民愤的劣迹，才比较早地解放出来。
“……真是一场恶梦呀！现在，我想重新搞科研，干点事业，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在大学里学的一点东西，早就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羡慕你，你还能行，唉！这十年来，我的精力都放在这种斗人的革命上了。可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十来年呢？……”
他握着酒杯，瞪着发红的眼睛望着我，像等待我的回答似的。这又使我想起哪部电影里的人物。
我知道，要重建生活，必须要有很不寻常的精力才行。不过，从他醺醺的眼睛里不能看到一点他原有的炯炯光芒，我相信，他是能重新干些正经事的。可是，我想到王富海，这个无知的农村小伙子，本来是可以学点文化和技术的，但长期以来被人当作狱卒，当作打手使用，致使他除了看押别人就一无所长。现在，按照一种社会生态学的规律，在社会生物链上缺少了他所依赖的一环，他就茫然若失，落拓下去了。不过，我也祝愿他能重建生活，因为在他身边，有我爱的人。
李大夫现在已经退休，但还担任市医院的顾问。小顺子已回天津顶替他妈妈的工作。临行前，曾带着他白白胖胖的爱人和白白胖胖的孩子，提着一筐咸鸭蛋来出版社看我。“残渣余孽”也退休了，在家照看他的孙子。马力、小陈、其他所谓刑事犯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的，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多事先生”的“书写反标”案当然已彻底平反，现在他除了“多事、多事”外，也能说些别的话了。
从医院出来，得知她没有死，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她给我的那封信，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结束了我那一段恐怖的经历。而也正是她使我最终醒过来，并且把我的怀疑、痛苦、惶惑、动摇，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识这一条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原则花了多大的代价啊！我知道：她的肉体虽然被捞了上来，但她把她的青春和爱情，连同我的青春和爱情都一齐埋在水坑底下的淤泥里了……
人民保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