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工艺也同新罗和高句丽一样发展。除了古坟出土的各种金铜装饰品外，还有留存在日本的佛龛(玉虫厨子)的装饰具、正仓院的金铜花形盒子和法隆寺的木制观音菩萨像的金铜宝冠等，显示出百济的优秀工艺技巧。
摘自(朝鲜)《朝鲜通史》上卷第5章第1分册第189页
高丽瓷器的另一特征是形状美观。高丽人民充分发挥自己卓越的才能，按其用途精心设计器皿的形状，使之雅致而有情趣。他们仿照石榴、葫芦、竹笋、香瓜等形状制成的壶，仿照鸽子制成的砚滴以及仿照昂坐的麒麟制成的香炉盖等，这些变化无穷的器皿形状显示了他们的创造性。高丽人民的创造才能，不仅表现在构思的奇特，还表现在按用途恰到好处地进行设计，使器皿整体匀称，线条生动，和谐美观。
高丽瓷器实用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色彩、形状和花纹有机结合，艺术意境很高。
高丽瓷器包蕴着朝鲜人民高尚的情趣和浓厚的诗意，她作为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无愧在民族文化宝库中占据着显要地位。
摘自(朝鲜)《朝鲜通史》上卷第10章第2分册第416页
在工艺方面，随着佛教观念的衰退，佛像雕塑和灯笼等佛教艺术形式均失去朝气，流于公式。而陶瓷工艺反映着儒教观念，却开创了不同以前的新的艺术境界。
进入十五世纪，官府的手工业开始有了发展。由于世宗特别关心陶瓷工艺的发展，全国一百三十六个瓷器所和一百八十五个陶器所，都大力进行了陶瓷器生产。
摘自(朝鲜)《朝鲜通史》上卷第16章第2分册第669—670页
高丽末期已萌芽的粉装法，到这时期有了很大发展。粉装陶瓷器是一种涂有青瓷釉的瓷器。器面图案的画绘彩雕有各种各样的手法：有的绘有大方的黑色彩纹，有的点缀无数细碎的花纹，有的则阴刻莲花纹。粉装陶瓷器与高丽的青瓷器相比虽有些粗笨，但却开创了耐人寻味的新的幽美境界。
由于粉装法能够掩饰不太洁净的胎土颜色，因而不够注重胎土质量，影响了它的实用。为了克服这种缺点，生产了质坚而精细的白瓷器。
在高丽时期，白瓷虽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为青瓷所压倒，没能焕发出异彩。而到李朝则有所不同，随着儒教替代佛教，人们的喜好也有所变化，开始喜爱洁净、朴素的白瓷器。再则，由于在广州、杨平、加平、高岭和骊州等地发现优质胎土，而国家的仪式也大都使用白瓷器，因而全国各地瓷器所都大量生产白瓷器。于是白瓷器的技术和艺术得到迅速发展。
李朝陶瓷工人从白色中创造出纯白、灰白、乳白、青白等多种美妙的色彩，发现了柔和而又深沉之美。在器皿的形状上，则高度发展了看来有些单调却给人以恬静之感的造型手法。
与此同时，青华瓷器在十五世纪后半期有了发展。青华瓷器，是指白瓷表面用叫做回回青的氧化钴颜料绘以图案的瓷器。这种装饰画很简洁，能更明显地衬托出瓷面的白色。
摘自(朝鲜)《朝鲜通史》上卷第16章第2分册第670—672页
每一种物体中都隐藏着一种文化，但有的物体很能体现出它的文化特征，就像人的躯体，眼睛比其他器官更容易表现一个人的外表和心灵。同样，民族艺术和手工业是识别一个民族的关键，没有它这个民族就失去特点。
摘自(巴基斯坦)拉希德·阿姆吉德《巴基斯坦文艺》第4卷第1章第73页
工艺美术不仅赋予人类活力，而且它不断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库充实、战绩赫赫、疆土肥沃的民族，最重要的是发展民族工艺美术事业，因为它是表现民族精神文化的遗产，我们应为之自豪，应全力以赴发展、保护它。
摘自(巴基斯坦)拉希德·阿姆吉德《巴基斯坦文学》第4卷第1章第84页
印度河印章也刻有犀牛、大象、公羊和许多身体一部分是一种动物，另一部是别种动物的复合动物。那种认为这个地区雨量较多以及当时这里有许多野生动物的说法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甚至在十六世纪，旁遮普还有犀牛，并被捕获过。喜马拉雅山区的大像是在封建时代绝种的。但是，犀牛对印度河的经济没有什么重要性，大象到那时也许未曾被驯养过。现在印度常见的水牛只出现在几个印章上，有一块印章上画着一头公牛正在用角挑一个或更多的猎人，因此，看来到那时候，水牛也许还没有被驯养。
摘自(印度)D．D．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第3章第60页
阿拉伯人的工艺极不发达。习于游牧生活，根深蒂固，和城市文明相距太远，所以阿拉伯各地从伊斯兰兴起后，阿拉伯人所统治的地区，一般说，都是工艺衰落，事事仰求外地的供给。
摘自(阿拉伯)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第337页
还有一件伊本·赫尔东曾经指出过的事情，对伊斯兰文化也有重大影响。这就是：“大多数执掌伊斯兰教大旗者为波斯人，无论在法律学方面，还是在思维科学方面，基本如此，很少例外。尽管有些人属于阿拉伯谱系，但从他所用的语言、所受的教育及师承方面来说都是波斯的。”他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学问来自各种专门工艺，而专门工艺又是文明生活的特点之一，因此，学问是文明产生的结果。
摘自(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第1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