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代,中国沿海就受到日本倭寇的侵扰,当时的元统治者对此十分愤怒,于是大举出兵,然而终究因为海上风浪太大,未到达日本就全军覆没。明朝建立初年,日本海盗仍然在中国沿海一带大肆抢掠,于是朱元璋便派出使者前往日本希望能够建立友好关系,后日本遣使称臣。 在朱元璋的努力之下,中日邦交逐渐正常,日本为了表示邦交的诚意,还特地将抓获的海盗送往中国,听人朱元璋处置,此外还将海盗们虏获的在中国人送还国内。然而这种友好的邦交关系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胡惟庸案时,朱元璋得知胡惟庸和日本竟有暗中勾结,遂对日本产生不满,但是介于元朝出兵全军葬于大海的前车之鉴也不敢贸然出兵,两国随即进入断交阶段。 朱棣即位后,日本海盗时常会骚扰沿海边境,这令朱棣十分苦恼。沿海的居民深受这些日本海盗所害,常常是被洗劫一空,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残酷的杀害,身为大明帝国的皇帝,朱棣自然容不得这些日本海盗在自己的地盘上抢劫,更容不得他们屠戮自己的子民。为了给沿海居民一个安稳的生活,朱棣下定决心一定要肃清倭寇,捍卫大明的海上边境。 考虑到日本远在海外,中间相隔茫茫大海,海上风云莫测,用兵征伐显然不是上策,元朝统治者全军葬身海底就是最好的例子。既然强攻不成,那么就采取怀柔政策吧。于是,朱棣上台后不久,就立即派出使者前往日本通好,在朱棣的政策下,断交了20多年的中日关系得以恢复。
永乐元年(1403)九月,朱棣再次派出使臣出访日本,谁知,使臣还没有出发,宁波便传来消息说是日本使臣前来通好,朱棣一听乐坏了,没想到第一次出使日本就卓有成效。可是据沿海官员奏报,日本的使臣随身带有刀枪等兵器,这在当时是违背大明朝禁令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对于此事专门奏请“籍封送京师”,要知道日本方面能够主动派来使臣可不那么容易,所以,朱棣也不计较这些小事。 毕竟改善中日关系,肃清沿海倭寇才是事情的重中之重,为了表示自己对日本使者的宽宏大度,朱棣不仅没有将违背禁令的日本贡臣治罪,反而命令当地政府给予丰厚的钱财买下这些兵器。 十月,日本贡使终于来到了大明的京城南京,朱棣专门接见了来自远方的客人,日本贡使向朱棣传达了日本国王的通好之意,并献上了“表及方物”,“帝(明成祖)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赍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自此以后,两国之间使臣来往频繁,关系也逐渐密切。 永乐二年,朱棣册立太子,日本专程派出使者前来道贺。虽然中日关系已经恢复,但是中国沿海倭寇依然十分猖獗,很多沿海的渔村都遭遇洗劫,这些倭寇来无影去无踪,当地的官军虽几经出动,却往往是收效甚微。 于是,朱棣便接着日本使臣来朝贺的机会,向日本使者传达了倭寇猖獗影响两国邦交,希望日本能够有所行动的意思。日本国王经过再三考虑后,“发兵尽歼其众,系其魁二十人,以(永乐)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此时,朱棣的怀柔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大明朝没有费一兵一卒,沿海倭寇的嚣张气焰就有所收敛,其手段确实是非常高明。 朱棣对于日本的做法十分赞赏,为了表示对日本剿匪的感谢,朱棣派出使臣鸿胪寺少卿潘赐和中官王进,令他们前往日本送达朝廷给予日本国王的丰厚赏赐,并表达大明朝廷的谢意。至于送来的那些倭寇头目,朱棣并没有自行处理,而是交还并令日本方面自行处理。日本使臣回到宁波后,将20名倭寇头目放入大缸中“蒸杀”,这也表明了日本帮助大明朝肃清倭寇的决心。 怀柔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为了继续深入双方的友好关系,朱棣专门下达了诏令,其内容主要是允许日本每10年进贡一次,来贡人员为200人,船只为2艘,禁止携带兵器入境,如有违反一律视为倭寇诛杀之。考虑到日本毕竟是小国,而且路途遥远,来朝可能会诸有不便,朱棣特地赐给日本两艘船只,以方便其及时入贡。 永乐四年,朱棣再次派出使臣,对日本国王“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而且还专门刻制了碑文,碑文内容如下: 日本有国钜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绮绣考鼓钟。食有鼎俎居有宫,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万年景运当时雍。皇考在天灵感通,监观海宇罔不恭。尔源道义能迪功,远岛微寇敢鞠凶。鼠窃蝇嘬潜其踪,尔奉朕命搜捕穷。如雷如电飞蒙冲,绝港余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横复纵,什什伍伍擒奸凶。荷校屈肘卫以从,献俘来庭口喁喁。彤庭左右夸精忠,顾咨太史畴勋庸。有国镇山宜锡封,惟尔善与山增崇。宠以铭诗贞石盘,万世照耀扶桑红。 在明成祖在位20余年间,只有日本、满剌加等少数几个国家享受到封山的待遇。日本国王对此十分感激,当年六月就遣使来谢,以后则频频来贡,并献上所捕获的倭寇。日本使臣请求得到徐皇后所编的《劝善》、《内训》二书,明成祖遂命各赐100本。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对倭寇的管束有所松懈,本已经安宁的沿海地区又出现了大批倭寇,而且其规模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于是,朱棣下令官军剿匪,然而当时的倭寇已经初具规模,官军的力量实在有限,所以又组建了民兵。对于沿海倭寇的再次泛滥,朱棣深知仅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坚持怀柔政策。于是,朱棣一边剿匪,一边派出使臣责备日本方面约束不严,“令悔过自新”。 永乐十六年,日本使臣来朝,“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朱棣一想,觉得日本使臣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仍然待其如初,当然朱棣并没有对沿海的倭寇放任自流,而是继续采取剿杀的政策。抓到了倭寇,朱棣本着“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的原则,都交回到日本方面处理。 怀柔政策为主,剿杀沿海倭寇为辅,在朱棣这两种政策的共同影响下,沿海的居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日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逐渐扩大,建立起了友好的邦交关系。大明朝的沿海边境也得以稳固。
““谋安”术”主辅结合消除安全隐患。 沿海倭寇自元代以来一直是历朝君主都面临的沿海安全问题,在治理沿海倭寇上,朱棣可谓技高一筹,一方面他以怀柔政策为主,说服日本帮助朝廷主动剿匪,另一方面,他出动官军和民兵力量大力剿杀前来抢劫的日本海盗,一主一辅,两者结合,终于使得沿海的百姓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当我们面临问题手足无措的时候,不妨转变一下思路,既然一个办法解决不了,那么就同时运用两种方法甚至更多的方法来解决。针对主次矛盾制定出主辅策略,主辅结合必然能够顺利解决难题,消除生活或工作中的不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