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关于教法学家的地位。乌苏勒学派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穆智台希德，即有资格对重大教法学问题发表个人见解、进行创制的学者，一种是穆卡里德（muqallid），即追随者。在教法问题上，追随者要像服从伊玛目一样，服从穆智台希德。而且，应该服从当代的穆智台希德，而非过世的穆智台希德，因为穆智台希德是伊玛目存在的证据，这一证据是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的。而对阿赫巴尔学派来说，所有人都是伊玛目的追随者，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成为被追随的对象，除非伊玛目要求这样做。乌苏勒学派认为作出法律决断的条件是各种学科的知识，特别是语法学、逻辑学和教法渊源学的知识。而阿赫巴尔学派认为只有伊玛目知晓所有的宗教律令，发布法特有的唯一条件是掌握伊玛目使用的术语的知识。对圣训的理解根本不依赖于以上诸门学科，也不依赖于逻辑。该派还允许信徒听从去世教法学家的决定。
阿赫巴尔学派和乌苏勒学派的差异，反映了如何对待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代表的天启，以及以教法学家的判断为代表的人类理性问题所取的不同立场。不同的态度决定着什叶派教法学家在宗教以及世俗生活中的地位。乌苏勒学派的胜利对什叶派伊斯兰教在近现代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也与什叶派宗教人士能在20世纪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领导力量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四节 恺加王朝后期的社会与宗教
从纳赛尔丁国王（Nāsirud-Dīn，1848-1896年在位）开始，伊朗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历史阶段。19世纪初，西方列强已经开始觊觎伊朗，俄国更是屡次和伊朗开战。英国、法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分别和伊朗结盟，尔后又在俄国威胁伊朗的关键时刻将伊朗抛弃，伊朗的大门开始被不平等条约和列强的使者打开。从19世纪中叶开始，更是每况愈下，内有巴布起义，外有英、俄威胁，俄国控制了伊朗中亚地区的土地，英国控制了巴林群岛。英、我还商定，把伊朗的南部和北部分别划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恺加王朝后期，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所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政府的腐败无能，欧洲列强对伊朗的军事入侵和资本渗入不断深入，致使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作为政治领袖的恺加国王无力保卫“达尔·伊斯兰”（Dār-Islam，即伊斯兰领土），不断将各种专卖权出让给外国列强。而且他还倡导伊朗文化向西方化的方向发展，王室宫廷骄奢浮华，无力应对国内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面对这种局势，由于什叶派宗教学者在伊朗国家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他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入地参与到伊朗的社会政治事务之中，在恺加王朝后期的几次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学者们认为乌勒玛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国家政权的辩护士，在反对西方列强和腐朽君主制的斗争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伊朗民族主义的形成，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定下了宗教的基调。①
①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社会思潮与运动》，第239-24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随着新思潮的涌入，伊朗出现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的尝试。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纳赛尔丁国王在位期间的两次改革。一次是国王的第一任首相塔基汗（TaqīKhānAmīrKabīr）于1848年开始进行的改革，一次是首相侯赛因汗（HusaynKhānSipahsālār）于1871年开始的改革。第一次改革要求取消乌勒玛和王公的津贴，同时开办西式教育，聘请欧洲教士前来传教。第二次改革的同时，侯赛因汗把伊朗的矿藏开采权、南北大铁路的修筑权和海关租借权等以70年为期，出让给英籍德国犹太人路透。而他试图改革内阁体制，强化中央极权，反对乌勒玛干预政治，破坏了王权与乌勒玛之间已经形成的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定势。因此，虽然改革的初衷是把伊朗转变为一个现代化、西方化的国家，但是在民众看来这是外国势力干涉伊朗内政的结果，因此遭到普遍的反对，乌勒玛成为反对活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比如在侯赛因汗的下台过程中，乌勒玛就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反对侯赛因汗的力量来自各个阶层，其中包括传统特权在改革中受到削弱的王室成员和贵族，但是对他公开的批判和指责多是从宗教角度出发，认为他的改革试图把伊朗全面基督教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位著名的乌勒玛发布教令，宣布解除侯赛因汗的首相职务是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wājib）”，而德黑兰的一些著名乌勒玛则表示如果侯赛因汗继续任职，他们就会离开德黑兰。国王迫于压力，只得把侯赛因汗降职为吉兰省长官，并告诫他尤其对乌勒玛要尊重。在这次事件中，乌勒玛的意见可以左右首相及内阁成员的任免，其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这一时期，宗教学者和国王的对立与冲突日渐加深，这是伊朗遭受外国殖民侵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历史上神权与王权、伊玛目学说与君主专制之间矛盾的延续和激化。在宗教学者与其他社会集团反对侵略、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什叶派乌勒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政治学说得到了深入发展。特别是在1890年反对国王给予英国公司以烟草专卖权的斗争中，伊朗民众认为国王是外国殖民者奴役伊朗的工具，是腐败和暴虐统治的支持者，而宗教学者、巴扎（即集市）商人和新兴的知识阶层则被视为伊朗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始自1905年的立宪运动中，乌勒玛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不论他们是支持王权还是反对王权，最关键的是他们参与到了政治活动之中。下文将以这两大事件为主线，对什叶派信仰及其宗教体制在恺加王朝后期的作用加以分析。
一、烟草抵抗运动
侯赛因汗为了使纳赛尔丁国王了解西方、赞同改革，力促国王去欧洲各国旅行。1873年，国王在侯赛因汗和其他一些显贵陪同下第一次前往欧洲。这是伊朗国王第一次走出伊斯兰世界，直接接触西方文明。虽然侯赛因汗在此次出访归来后立刻被降职，其西方化的改革理想也未及实现，但是伊朗国王从此多次踏上奢华的西方之旅。这使得伊朗本不景气的财政状况日益艰难，国王只得通过出卖各项特许专卖权来筹措资金。
1890年，纳赛尔丁国王试图再次通过把某项专卖权特许给某个欧洲公司，来解决自己面临的经济危机。这次，他以每年1500万英镑的价格，把整个伊朗国内的烟草专卖权特许给英国人杰拉尔德·塔尔博特经营的波斯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TobaccoCompany），让该公司垄断伊朗国内所出产烟草的收购与销售，为期50年。特许中的一些烟草是伊朗的特有品种，只有伊朗国内才能种植，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上都极为紧俏。这一消息一经公布，不仅烟农和买卖烟草的大小商人极为不满，就连那些普通吸烟者也意识到，此后要经过英国商人之手才能享用到本国烟草。面对这一局面，商人认为政府出卖了自己赖以为生的贸易权利，早就怀疑国王会把伊朗逐渐卖给外国人的普通群众认为自己的怀疑变成了现实，那些一直在国内鼓动进行西方式改革的人乘机抨击国王的独断做法，对此全国为之哗然。乌勒玛也参与到反对者的队伍之中。乌勒玛之所以反对国王的决定，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一些乌勒玛掌握着与宗教赠予有关的大片土地。由英国人垄断烟草的供销，必将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同时，乌勒玛和广大的集市商人有着密切的社会联系。后者缴纳宗教税供养乌勒玛，并在发生纠纷时借助宗教法庭解决争端。其次，乌勒玛是社会的精神支柱，伊斯兰价值观的捍卫者。他们认为非伊斯兰的外国力量如此大规模地进入伊朗，其影响迟早会超越经济和商业领域，渗透到信仰领域，使穆斯林的命运受到非穆斯林决断的影响，必然对伊斯兰造成极大的危害。而捍卫伊斯兰正是伊斯兰政府的根本使命。
1891年夏，反对烟草专卖的抗议活动开始在伊朗各地出现，一些乌勒玛甚至动用收取的胡姆斯来资助这些活动。在设拉子，烟草商人阿拔斯号召商人们关闭巴扎，以示抗议；毛拉阿里·阿克巴尔（"AliAkbar）登上讲坛，公开抨击国王的做法，并号召人们一旦专卖商进入设拉子城，就对他们展开圣战。之后，大不里士的商人和乌勒玛也开始行动。毛拉们开始停止在宗教学校授课，商人们纷纷罢市。此时正居住在伊朗的加玛尔丁·阿富汗尼（Jamalal-Dīnal-Afghānī）①在德黑兰附近的一个圣殿对群众发表讲演，公开抨击国王的政策。他写信给当时什叶派世界最高的“效仿源泉”，居住在萨马腊的设拉兹（MohammedHasanShirazi），谴责国王的不虔敬和出卖权利的做法，请他运用自己的权威号召民众来维护伊朗的民族利益。在信中，阿富汗尼称呼设拉兹为“人民的宗教领袖、伊玛目之光的显现、信仰大厦的砥柱、展示律法的喉舌”。他说：“真主使你与众不同，作为代治人……以一种与最明晰的律法相一致的方式来管理人民，保护他们，卫护他们的心灵免于邪恶和疑虑……他已把权威的王冠给你，赋予你崇高的权威，以便你拯救和保卫他们（信徒）的国家”，谴责国王的做法是“把伊朗的土地交给列强拍卖，把伊斯兰的领土和穆罕默德及其家族的居所出卖给外国人”②。他的言论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①近代伊斯兰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近现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1886年，受伊朗国王邀请来到伊朗，并受到礼遇，劝说国王进行改革。1887年离开伊朗前往俄国。1889年，再次来到伊朗，之后因反对国王出卖专卖权被迫离开伊朗。
②RoyMottahedeh，MantleofProphet：ReligionandPoliticsinIran，p.217
此时，设拉兹的许多追随者、包括很多毛拉都呼吁他采取行动。设拉兹遂于当年9月致电国王，反对烟草专卖。电报使得毛拉们的意见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1891年10月，设拉兹发布教令，宣称不论以何种形式使用烟草，都是向时代的伊玛目（即第十二伊玛目）宣战。①此后国王发现，就连自己的妻子们也都放下了手中的水烟管。
①也有观点认为这份流传广泛的教令系伪造，并非出自设拉兹。但是设拉兹对此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参见HamidAlgar，ReligionandStateinIran1785-1906，p.211-212。
虽然首相言词恳切，不断致信设拉兹，力陈烟草专卖会给伊朗带来的好处，但是设拉兹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并致电给国王，表明自己的态度。由于未能得到来自德黑兰方面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写信给德黑兰著名的乌勒玛阿什提阿尼（HasanAshtīānī），授权他代表自己抵制烟草专卖。此后，首相召集德黑兰的乌勒玛，就烟草专卖一事进行讨论。为表示妥协，政府主动将烟草专卖的范围限制在烟草出口方面，对国内贸易等其他方面不再实行专卖。但是乌勒玛们对此并不满意，依然坚持抵制。政府旨在打破抵制的妥协，成了展示乌勒玛力量的良机。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决心挑战乌勒玛的权威，他写信给阿什提阿尼，要求他忠于政府，发布教令，宣布解除抵制，否则就把他逐出德黑兰，以示惩罚。阿什提阿尼拒绝了国王的要求，立即着手准备离开德黑兰。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出面阻拦，集市商人全部歇业，另有数千人聚集在王宫附近，身穿丧服，随时准备在圣战中殉难。虽然在国王军队面前，人群一度撤离，但是次日群众再次聚集在王宫附近。国王终于认识到在烟草专卖问题上自己不可能取胜，遂派人与阿什提阿尼晤面，承诺取消专卖，并请求他不要离开德黑兰。
1892年1月，国王撤销了烟草专卖的决定。不久之后，设拉兹发布教令，宣布允许使用烟草。伊朗人又开始吸自己的烟了，社会生活秩序也恢复正常。在这场运动中，乌勒玛作为民族利益维护者，领导民众反对外来势力，其力量得到了加强。而设拉兹在烟草抗议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他无愧于最高效仿源泉的称号，也为以后宗教学者在遇到此类事件时应该如何处理做出了样板。
二、立宪革命
立宪革命始自1905年，结束于1911年。在这场被称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①中，什叶派乌勒玛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很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