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墨子》
现代人讲自助,讲励志,这是一个人自立、自强无可非议的途径,也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时代精神。而“助人”则是不可忽略的优良道德传统,也是人的一种道德良知本能的释放。既可以解他人之艰危、之急需,又足以令自我得心安、得自慰而免去良心的谴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助人为乐,是正直善良的人怀着道德义务感,主动地给他人以无私的帮助,并从中感到幸福愉快的一种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我国古代先贤们有许多关于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处世格言,如“忽己之慢,成人之美”;“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趋人之急,甚于己私”;“悯济人穷,虽分文升合亦是福田;乐与人善,即只字片言皆为良药”。两千年前孟子就倡导“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其意思是说,对别人有利的事,即使从头顶到脚跟都受到损伤,也要干。这种精神发扬到现在,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助人为乐要有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并要把它贯穿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作为为人处世的一条准则。当见人遇到风险时,要先人后己。《三国志·蜀书·许靖传》中有句名言:“每有患急,曾先人后己。”它要求人们,每临危难之时,临危不惧,见义勇为,这是助人为乐最高思想境界的体现。《世说新语》上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华歆、王朗二人一起乘船避难。半途遇有一人想要搭乘便船,华歆感到很为难。王朗说:“幸而船上还有宽余,为什么不许可呢?我们要多做帮助别人的好事才对。”这个人上船后不久,就听到后面杀声四起,原来是盗贼追来了。只见盗贼离船越来越近,在这事态险恶之时,王朗想抛弃后上船的这个人,可是华歆说:“我原先之所以犹豫,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既然已经接受他的请托,怎么可以因为形势危急而见死不救呢!”最后,他们终于使那被盗贼追赶的人获救。
见人遇到灾难时,要排他之忧。我国古代名医华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的助人为乐精神感动了许多人。华佗行医不像当时其他医生那样,一定要病家寻上门来才给医治,他经常是主动去给病人治病。为减轻病人的痛苦,他常常跋山涉水,餐风宿雨,到几十里、上百里以外去给人医伤治病。有一次外出看病回来,天已经很晚,途中碰到一个人蹲在路边呻吟,他就主动走上前去询问。那人说:“肚子突然疼得厉害,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华佗就在路旁为他诊断,告诉他说:“你肚子里有虫,可向附近小店要三小杯酸醋,喝下去就会好了。”那人照办,果然肚子不疼了。当这位病人要感谢华佗时,华佗却连名字都没留下就走了。类似的事情在华佗的一生中不知有过多少次,经他抢救而生存下来的病人不计其数。
见人有困难时,要帮人所需。《春渚纪闻》中记载了苏轼慨然解人急难之事。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审理过一件某人欠债不还的案子。当苏轼得知此人以卖扇为生,由于扇子卖不出去而无法还债时,便向卖扇人要来白团绢扇二十把,欣然命笔,在扇面作行、草书法并绘了枯木竹石之画,对卖扇者说:“出外速偿所负也。”卖扇人抱扇叩谢而去,扇子一售而光,从而还清了欠债。时人皆称赞苏公助人为乐之举。
见人有纠纷时,要热心调解。人们生活在一起,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之事。因此,当你发现有人口角时,当你发现邻里纠纷时,当你发现夫妻怄气时……应热情劝说、调停,使其缓和矛盾,帮助他们从苦恼走向欢乐。
见人有不足时,要帮其进步。见到别人有缺点错误,既不要幸灾乐祸,更不要落井投石,而要耐心地帮助其认识改正错误,以助人进步为乐。
见人危难时,要尽力相助。对遇有天灾人祸之人,对鳏寡孤独和病残之人,应时时处处给予同情和关心,从生活等各方面予以照顾。在法国大作家左拉的传记中,记述着他年轻时的一件事。那时他二十岁,很穷,为了求职,在寒风中流落街头,时常在卢森堡公园的长椅上作诗。一天,他身无分文,饿得发慌,此刻,走过来一个瘦弱的少女向他乞讨。左拉想了一下,把自己的上衣脱下交给她,让她当了换顿饭吃,而左拉自己只得在寒风中回他的阁楼去了。然而,他心里却非常高兴。这是何等高尚的助人为乐精神啊!
一个人,在助人为乐的道德实践中,会自然地使思想道德境界得到升华。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一个人给予别人的东西越多,而自己要求的越少,他就越好;一个人给予别人的东西越少,而自己要求的越多,他就越坏。”如果说,世界是个展览馆,那么,我们从人品的“展览”中可以看到:世间的助人为乐者都不是庸庸碌碌、自私自利之徒。
要做到助人为乐,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把为他人谋福利当作自己的义务和幸福;其次,要树立正确的处事观,遇事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最后,要树立正确的知行观,要到社会的大课堂里去锻炼、去实践,在千百次的实践中去铸造自己良好的道德品格。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有了助人为乐的品德,就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