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谭》中说：“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这就是说，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的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
因此，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这段话对于我们做人处世有着很深刻的指导意义。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难免要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找出些话题来，免得冷场。但是这些话可不是信口胡说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载，范雎见秦昭王时，径直闯进宫闱禁地“永巷”。见秦昭王从对面被人簇拥而来，他故意不趋不避。一个宦官见状，快步趋前，怒斥道：“大王已到，为何还不回避！”范雎并不惧怕，反而反唇相讥道：“秦国何时有王，独有太后和穰侯！”说罢，继续前行不顾。范雎这一句表面上颇似冒犯的话，恰恰击中了昭王的要害，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昭王听出弦外之音，非但不怒，反而将他引入内宫密室，屏退左右，待之以上宾之礼，单独倾谈。
但范雎看出秦昭王还心有疑虑，甚至对他们的谈话有些心不在焉，于是一再避实就虚，“唯唯”连声，避而不答。如此者三次。最后，秦昭王深施大礼，苦苦祈求道：“先生难道终不愿赐教吗？”
范雎见昭王求教心切，态度诚恳，这才婉言作答，讲了一番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并且说道：“臣为羁旅之臣，交疏于王，而所陈之词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虽然愿效愚忠，却未见大王之心，所以大王三问而不敢作答。臣非畏死而不进言，即使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也在所不辞。然而，大王信臣，用臣之言，可以有补于秦国，臣死不足以为患，亡不足以为忧，漆身为癫、披发为狂不足以为耻。臣独怕天下人见臣尽忠身死，从此杜口不语，裹足不前，莫肯心向秦国。”这番慷慨悲壮之词先是披肝沥胆，以情来感召昭王，接着说以利害，以杀贤误国震慑昭王，给自己的人身、地位争取了更大的安全系数。
经过充分的铺垫，范雎最后才接触到实质问题，点出了秦国的弊端隐患：“大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谄。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难以明断善恶。长此以往，大者宗庙倾覆，小者自身孤危。这是臣最恐惧的。”其实，上述之弊端虽确有之，但并非治理秦国的当务之急。范雎所以要大论此事，意在用“强干弱枝”来迎合昭王，同时也借以推翻政敌，从而确立自己在秦廷的地位。只要地位确定了，其他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谋略家们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才使范雎言必有中，让秦昭王对他推心置腹，信任有加，并将他封为相国。
范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在面对合适的说话对象的同时也要把握讲话的时机，不该说的时候坚决不说。如果他不懂得这一点，而是在前两次见面的时候就阐述自己的计划，那么，因为秦昭王没有专心听他讲，他说的话很可能就根本不会被昭王听进去，说了也白说。在这里，范雎体现了他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明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可以说却不说，或不顾客观条件，不能说却硬要说，都是不明智的做法。做人要真诚坦率，但也要分清谈话的对象，可以说就要说，不可以说就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