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想成为事业有成的强者，但能遂人愿者毕竟寥寥，究其原因，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找到成为强者的最佳通道：有的人推崇强势哲学，处处用强，时时争先；有的人希冀别人的成全，一味曲从，丧失自我。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保持应有的尊严，又要不怕丢面子，这也正是中庸做人的一种表现。
古往今来成就大业之人，无不是胸怀宽广、从善如流者。他们不但心中有大志，而且气平若缓流，能够礼贤下士，倾听逆耳忠言；相反，有一些同样有抱负的人，虽然在开始时顺风顺水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们却因此而骄傲自大，不可一世，渐渐也就众叛亲离，一路下坡，最终导致了失败。
宋代着名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在评论楚汉之争时就曾说：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胜，楚霸王项羽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他们对待敌对意见的态度上。项羽不能忍受批评，白白失去了自己百战百胜的勇猛；刘邦能忍，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直攻项羽弊端，最后夺取胜利。刘项之争，从多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刘邦懂得忍下人之言，而项羽气大，什么都难忍难容，不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大业未成身先亡，可悲可叹！
下面几件事足以说明刘邦与项羽的不同。楚汉战争之前，高阳人郦食其拜见刘邦，献计献策。他一进门看见刘邦正坐在床边洗脚，便不高兴地说：“假如您要消灭无道暴君，就不应该坐着接见长者。”刘邦听了斥责后，不但没有勃然大怒，而是赶忙起身，整装致歉，请郦食其坐上座，虚心求教，并按郦食其的意见去攻打陈留，将秦积聚的粮食弄到手。刘邦围困宛城时，被困在城里的陈恢溜出来见刘邦，告诉他围城与攻城都不如对城内的官吏劝降封官，这样化敌为友，就可以放心西进，先入咸阳为王。刘邦采纳了他的意见，使宛城不攻自破。
与刘邦容忍的态度相反，项羽则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一个有识之士建议项羽在关中建都以成霸业，项羽不听。那人发牢骚：“人们说，‘楚人是沐猴而冠’。果然！”项羽知道后，大怒，立即将那人杀掉了。楚军进攻咸阳时到了新安，只因投降的秦军有些议论，项羽就起杀心，一夜之间把二十多万秦兵全部活埋，从此他的残暴名闻天下。他怨恨田荣，因此不封他，致使田荣反叛。他甚至连身边最忠实的范增也怀疑不用，结果错过了鸿门宴杀刘邦的机会，最后气走范增，成了孤家寡人。
在这场楚汉之争中，刘、项都想成为最后的强者，但两个人的行为方式是一个用强，一个折中。于是，一个转劣势为优势，最终取胜，而另一个则截然相反。可见放平心气、接纳批评意见对于做人做事以及在激烈竞争中取胜是多么重要。
认识到中庸做人的重要性其实并不难，但要真正做到所谓“不偏不倚”就不那么容易了，甚至确实比“蹈白刃”还要困难。这对于高高在上、有资格用强的人更是如此。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贞观之治”。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他确实有点昏昏然、飘飘然，生活也逐渐奢侈腐化起来了。就纳谏而言，他也不像过去那样“寻之使言”、“悦而从之”，而是先有“难色”，而后“勉从”，不像建国初期那样谦逊纳谏了。此时他听颂歌听得心里舒服，对于逆耳之言很有些反感，也不再提什么兼听则明了，有时兴致所至，则任性而行事。
一天，太宗早朝，文武大臣们高呼万岁已毕，恳请太宗到泰山封禅，以显扬太宗的文治武功。国舅长孙无忌说：“封禅是历代的盛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遍封名山，在泰山、碣石山等处都勒碑刻石以纪念他的巍巍功德，汉武帝也曾封禅泰山。如今陛下德行可以和尧舜媲美，功劳比秦始皇、汉武帝还要大，应该封禅泰山，以显扬功德。”群臣一致赞成。群臣的封禅建议，正好对上了太宗此时好大喜功的心理，但他表面上还是笑着说：“封禅不封禅，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国家治理好。”大臣们再一次敦促请求，太宗一拍玉如意说：“封就封吧！”于是任命太常韦挺为封禅使，令诸儒详细拟定有关封禅的礼仪、规模、费用及日程安排等。
这时魏征站起来，果断而坚决地反对说：“封禅不封禅，并不妨碍陛下的功德和政绩。如果天下安定，国家富强，人民乐业，即使不封禅，又有何妨呢？过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难道后世认为汉文帝的贤能不如秦始皇吗？再说，祈天祭地，难道只有登上泰山封禅，才能表达诚敬的心意吗？”一席话仿佛在李世民和大臣发热的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李世民一听，非常不高兴，便质问魏征说：“你反对我封禅，难道是因为我功劳不高吗？”魏征老实地说：“很高！”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恩德不厚吗？”魏征说：“很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国家不安定吗？”魏征说：“安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四夷不服吗？”魏征说：“臣服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年岁不丰吗？”魏征说：“丰实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祥瑞不来吗？”魏征说：“来了呀！”李世民一连问了六个关于能否封禅的条件，魏征都应声说条件达到了。李世民最后将脸一沉，大怒说道：“那我为什么不能封禅？”
魏征回答说：“陛下功劳虽高，而人民还没有得到实惠；恩德虽厚，而泽惠还没有广泛施行；国家虽安，而百姓还不算富裕；四夷虽服，而他们的要求还不能满足；祥瑞虽来，而不好的兆头还很多；年岁虽丰，而仓库还很空虚。这就是我认为不能封禅的原因。”
太宗憋了一肚子气，面子上也感到非常难堪，便宣布退朝。群臣们也认为魏征这个人不知道进退。魏征心想，太宗一走，事情就不好办了，于是，他立即站起来拽住太宗的衣襟说：“陛下请留步，让我把话说完。”魏征考虑，这样的进谏，效果不会好，要阻止这件事，必须另换一个角度来说。于是，魏征说：“愿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问道：“良臣与忠臣怎么区别？”魏征说：“良臣自己身获美誉，君主声名显赫，富贵传之子孙，福禄无疆，如稷、契等人；忠臣就不同了，自己身受诛戮，君主蒙受恶名，家和国同时丧败，如比干等人。”李世民说：“那我让你做良臣。”魏征说：“事实上，现在陛下盛怒，臣冒死进谏，这是让我做忠臣啊！”太宗的气色缓和了一些。
魏征继续进谏说：“陛下虽有这六个方面的优越条件，但我认为泰山封禅劳民伤财，于国家和人民没有益处。就拿隋炀帝杨广的巡幸江都的事情来说吧，他三次坐着豪华龙舟到江都游玩，王公、妃子、僧尼、道士乘坐几千艘豪华富丽的大船，首尾相连2万多里，随从10万人，光拉纤的壮丁就有8万多人，还有大队骑兵夹岸护送。船上的人纵酒寻乐，声闻数十里。沿途500里内的老百姓，都要贡献美食。巡游的队伍像蝗虫一样，把沿途农民弄得倾家荡产，啃树皮，嚼草根，甚至被逼得人吃人。于是，王薄振臂一呼，响应者数10万，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试问这样的巡幸有什么好处？”
魏征又打个比方说：“比如一个人患有10年的长病，瘦得仅存皮骨。刚治好，便要他挑一石米，日行百里，一定不可能。而隋朝混乱，不止10年。陛下好像是个良医，人民的痛苦虽然在你手中解除了，但身体还没有恢复。现在国家初定，就要告天祝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陛下到泰山封禅，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国内的王公大臣，四夷的君长都要护从，单就饮食供给这一项来说，就不易置办，更不用说其他费用开支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如今伊水、洛水以东，一直到渤海、泰山一带，莽川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不说饮食供应不上，就连行路都很艰难。再说，竭尽财力用在这无偿的浪费上，还不一定能达到要求；要保障丰盛的供给，一定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崇尚虚名而深受其害，我想这样的事情，陛下是不会做的。”
魏征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有节，或迂回，或单刀直入，占尽道理，唐太宗无言以对，但是仍然不愿放弃封禅泰山的念头。魏征见状，言词转而激烈地说：“这样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一旦有水旱天灾、风云变幻，匹夫百姓则揭竿而起，到那时就追悔莫及了呀！”唐太宗此时才省悟其中的道理，虽然心有遗憾，但最终还是下令停止封禅。
唐太宗没有一直坚持“刚”下去，他做人断事的天平最终偏向了“中庸”的一边，为此不怕丢面子，并以这种磊落为自己挣足了“面子”。这也正是刘邦、李世民们的可贵和高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