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许多条件，之一就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朱元璋及其子孙，在监督方面是如何改革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督。一是建立都察院，行使中央监察机构的职能；二是加强地方监察制度，全国分为十三道，设置监察御史110人。除此，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监督机构——“厂卫”系统。“厂卫”其实是特务组织，发挥着特殊监察作用。“厂卫”是明代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简称。锦衣卫初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成祖时又进行了一些革新，增置了专治诏狱的北镇抚司，把旧镇抚司改为南镇抚司，专理军匠。成化年间诏狱从锦衣卫独立出去。锦衣卫专事侦缉“盗贼奸宄”的职责，可秘密逮捕、审讯、关押刑罚臣民。
东厂、西厂、内行厂则是宦官控制的特务组织。东厂设立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权力很大，甚至可以监察锦衣卫。西厂设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其职能与东厂相同，但权力超过东厂。内行厂设立于武宗时，其地位又凌驾于东西厂之上，可以对东西厂进行监督。
机构健全了，设立的法条也相当严厉。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吏有自己的认识，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他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他敕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同时对贪污罪有非常详细的惩罚措施。比如官吏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就连因公乘坐官畜车船附载私物重量，也有规定，超过了要处刑。如乘官畜者，“除随身衣杖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乘官船车者，“私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我们常常觉得过去的法条太粗疏，动辄某罪判多少年至多少年。朱元璋在这点上则有独到之处。可惜，让社会飘拂腥风血雨终归不是常态。朱元璋去世以后，他制定的许多法律名存实亡。
天衣无缝的机构设置，再辅以细密、严厉乃至残酷的刑惩，大明江山表面坚固如铁桶。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朱元璋的子孙遇到了不留痕迹的腐败现象——“雅贿”。
所谓“雅贿”，猜测起来，可能不以黄白之物往来，而代之以古玩。
《天水冰山录》是严嵩被抄家时家产的登记簿，其家产之多足以使人目瞪口呆。田产、金银财宝、绫罗绸缎、钟鼎彝器，不必说了，并有“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其中有吴道子的《南岳图》、王维的《圆光小景》、宋徽宗的《秋鹰》、宋高宗的《题王仲珪梅》、苏东坡的《墨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严嵩在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内阁首辅，世宗对其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阁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严嵩最后落入凄凉的下场，这个责任一在于严某自己，一在于严某所处的环境。人们不能只看到严嵩的下场，更应该看到那个专制的环境。
朱洪武时代，正是乱世转入治世的时代，可谓百废待兴。那时严刑峻法也好，皇帝谨身节用也罢，都是通用的手段。朱元璋最大的贡献不在于铁腕治贪，而是他对官员队伍有一丝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源于实际，源于元末官民关系，而且这种情绪一直伴随他的一生。他所以调用一切手段预防、惩办官员的贪污腐败，可以认为是怀疑之后采取的措施。那些措施，在只须对君主负责的专制时代是奏效的，尤其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专制时代效果会更加明显。然而，当皇权的威严程度减弱，或者国家的经济有了好转之后，如果他的后人还是一如既往实行过去的政策，就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最明显一点，朱元璋制定的刑律中，找不到以古玩受贿这一条。赏古玩，弄奇石，是与富庶相连的，朱元璋时代，哪里能够预见这些？
但，雅贿也是贿。正如来源不明的财产，也是用贪腐换来的。浙江总督胡宗宪花费数百两银子购得《越王宫殿图》、《文会图》，进献严嵩，还不是要得到好处。以收藏文物的名义受贿，对朱元璋的子孙而言，也未必识其“贪”的实质。明中晚期权贵青睐古玩，既能说明社会经济发展了，也能说明法条已经滞后，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尤其专制社会，官员的行为只要对皇帝负责就行了，拙于了解实际的皇帝，很可能悠哉游哉，感觉很不错。
字画既然可以用作求取官位的“敲门砖”，价格也就陡然上涨。王世贞说：“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理自固然，可惜只是空洞的假想，丝毫没有脱出寄希望于个人品行的套路。杜绝雅贿，扩展开来说，杜绝贪腐，靠这种抽象的希望，能行吗？没准那些官员一面向皇帝表白自己如何清廉，一面张开血盆大口，吞进社会财物。
啰嗦这么多废话，归结为一句就是：朱元璋的经验只会在专制社会起作用，除了他对官员的怀疑态度，都与民主社会无关。在专制的前提下，朱元璋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因为那时，不管是君是臣是民，都长久浸泡在专制氛围内，一切都会十分奏效。然而随着岁月流动，他的措施未必适合于以后的王朝。对非专制的体制而言，他的经验更起不了什么作用。
难忘宋应星
在我们传统文化名人中，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比钟情于诗赋者要少得多，古代诗词歌赋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文化人一代又一代孜孜矻矻的研究有很深的关系。甘吃苦头，用尽精力编纂科学书籍的人不说是凤毛麟角，也是十不足一。因此英国学者李约瑟把《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
阿格里科拉（1494—1555），152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曾长时期在当时欧洲主要的采冶中心城市担任医生，对于矿物的形成及分类等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花20年之功用拉丁文写成详细叙述金属冶炼生产过程的《论冶金》一书，被誉为矿物学之父；狄德罗则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哲学家、文学家，也是法国启蒙运动卓越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一生中最卓著的事业，是担任《百科全书》的主编。这部书旨在“改变一般人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工具书的范畴。李约瑟用这两个辉煌的名字比拟宋应星，意味是很深长的，目的决不仅仅是夸赞。最少，阿格里科拉和狄德罗在科学的道路上，所选择的路向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很难说狄德罗是自然科学家，阿格里科拉却是。但他们对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却都同样重要。
一个社会，只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发展，是不完全的。与此相关，只有吟诗作赋、皓首穷经之人，这个社会也算不得和谐与完美。然而如何使它们均衡发展呢？社会的提倡是一个方面，使那些投身研究的人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实利则是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昔者，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便喜上眉梢，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李世民的自信，自然有对人性贴合实际把握的成分，同时又是对科举巨大诱惑力的肯定。宋真宗在《劝学篇》中十分露骨地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就是为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搞特权。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估算，明代中期文官约有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十分之一。这些文官辅佐皇帝进行统治，不论是爱是恨，皇帝的眼珠子始终在他们身上瞟来瞟去。对皇帝而言，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往往不具有稳固其统治的现实作用，因此我们古代历史上很少有皇帝颁旨表彰某个自然科学家的庄严场景。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朝万历十五年出生，大约清康熙五年那一年去世。1637年（崇祯十年），51岁的宋应星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天工开物》。宋应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专门科学技术角度，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技术知识放在一起予以研究的科学家。《天工开物》共18卷，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及《珠玉》等，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涉及到农业和手工业的各个方面，堪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引述的历史典故及叙事材料很丰富，涉及经、史、子书二十多种，引用达七十多次，《诗》、《书》、《易》、《周礼》、《左传》、《史记》、《汉书》、《晋书》、《齐民要术》、《岭表录异》、《墨谱》、《糖霜谱》、《本草纲目》等都为征引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