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了建立清明社会，连发动群众这一招都使用了。发动群众，是颇具风险的策略，弄不好会引起社会动荡。在《大诰》中朱元璋申明：地方官有廉能造福民众者，当地百姓必定深知详情。若被不才同僚捏造罪名，排挤陷害，允许本地耆宿之人赴京面奏，保全其人。要想除掉所有民间祸患，最好的办法是让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或一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在年终之时，赴京面奏，详述本地祸害民众和造福民众的官吏姓名和人数。朕一定凭其所奏，奖善去恶。如果各地耆民能够按照朕意行事，天下即可达到太平盛世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好在朱皇帝没有忘记主旨，最终这一策略没有导致混乱的局面。这使监督多了一种渠道，在“上对下”之外另开了“下对上”的窗户。比如常熟县民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拿恶吏顾英赴京面奏，朱元璋称赞说：“陈寿六岂不伟欤！”特“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并免陈寿六杂泛差役三年。有些论者说朱元璋的反腐没有奏效，越反越腐，这不是实情。《明史》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书写《明史》的清朝人没必要使用虚饰之词。可见，只凭朱皇帝一声叹息便觉得严法无用，便认为各种反腐措施无效，是轻率的做法。
以我这个不懂历史的草民来看，洪武皇帝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活动，留给后人的遗产中已明确地说明了“谁来监督”的“谁”字最有意义。任何法律、规则和条例的执行都要靠人，如果一条律令，找不到执行它的人，那么就如同没有律令，甚至更糟。说找不到责任人，那是就实质而言，表面看来，谁是责任人一清二楚。我国监察制度创立的准确时间，虽然学术界观点不甚一致，但都认为隋唐时期已经比较健全了。侯河清先生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监察制度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秦汉是开始阶段，魏晋南北朝得以最后确立，隋唐至宋日臻健全，至明清达到完备阶段。封建时代的监督者们虽然都是对皇帝负责，但使用极致手段完全置官员于皇帝的掌控之中，则由朱元璋始。明代特务猖獗，人人皆知，不必赘说，但那只是监督的一部分。对官吏的监督主要依靠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及给事中六科等监察机构。当然，还应该包括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通政司。除了这些固定监察机构，朱元璋还经常派人巡视各地，了解官吏的政绩。朱元璋对监察官吏的要求非常严格，反复教育他们要“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监察官吏一旦违法犯禁，处罚都远比一般官吏为重，如《大明律》规定：“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为了使官员绝对服从朝廷的命令，明律规定在朝官员受皇帝差遣及调动职务而托故不行者，官吏无故擅离职役者，官员赴任无故过限者，均治重罪，大臣私自选用官员者处斩，滥设官吏、擅自传唤属官，均严加惩处。《大明律》和四编《大诰》对各级官吏的行为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也就是“有法可依”，官员违反这些律令时又有具体的眼睛来盯梢，形成“有法不敢不依”的环境，最终使官员“守令畏法，洁己爱民”。
可惜的是，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救得了一时，却难救一世的策略。史书载，由于刑戮过甚，官吏惶恐不安，士人不愿仕进。“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许多人做官从政，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唯唯诺诺，无所作为。士子们更视仕途为畏途，“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因而“多不乐仕进”。整肃吏治对治国安邦而言，对老百姓安居乐业来讲，确实是好事，但如果弄得举国上下恐怖气氛弥漫，整肃就脱离了常态而堕入病态之中，人性极大程度的扭曲了。在病态的环境中，不管朱皇帝怎么严厉，他的那些措施也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命运。虽然洪武时期制定的《大明律》一直在整个明王朝都起着作用，但朱元璋的子孙在明太祖去世后就慢慢减弱了执行力度。朱元璋本想建立一种制度，使他的子孙万代永践帝祚，为这个目的，他用尽了各种方法，比如曾举办背诵《大诰》比赛，然而这本身并不是建立制度，而只是一种“花架子”。
制度建设不是制定几条律令那样简单，也不是发布几道禁令就算万事大吉，而是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保证具体的律令、规定不折不扣地执行，不随掌权人的更替而发生大的变化。“不折不扣地执行”不难，朱元璋就可以做到；不随权力的更迭而出现“人亡政息”的现象，朱皇帝万万做不到。形成这种机制，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封建帝王如朱元璋怎么也不会走这一步。
封建帝王最怕的是大权旁落，想方设法诛杀功臣，剥夺他们的权力，怎么会容忍卧榻之侧有他人存在呢？因此我们可以说，封建社会缺乏的并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大公无私、铁面无私的官员，更不是遵纪守法的老百姓，而是集体执政的民主精神。以“一言堂”始，恶性循环，末了乃以“一言堂”终。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不久便要称帝，与其说袁某的个人品质有问题，毋宁说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把袁氏熏透了。
这种民主机制不是朱皇帝所能接受的，同时任何封建皇帝都不能接受。所以，不管这些封建帝王建立清明世界的愿望多么强烈，治国安邦的策略多么详尽，到头来只有王朝没完没了的更替，却始终不能良性循环。当然，没有民主的参与，一个人说了算，社会也可以前进，也会有发明创造，遇到好皇帝的话，老百姓甚至可以生活得不错，但它难以消弭王朝更替带来的动乱。惧怕权力受损，是朱元璋们建立民主制度的障碍，当他无力掌控他的王朝时，新的掌权者便诞生了，但那个障碍仍然存在于新王朝。
皇帝个人情绪与文字狱
不管是哪一个封建皇帝，除非他已经看到了黄昏的色彩充斥了王朝的各个缝隙，否则决不会故意使举国生活在恐怖之中。封建王朝发生文字狱时，一般是人心惶惶，不知如何开口讲话了。因此郑板桥说“避席畏闻文字狱”。实际上，不少文字狱与那些文字得罪了皇帝本人有关，换句话说，是触犯了皇威。我们几乎不屑于区分文字狱的类型，而常常把与文字有关的狱案笼统地用“文字狱”一词进行概括，其实它的种类并非仅仅一个。文字上的好多狱案，只是触犯了皇威，那些写家倒不具有别的目的。朱元璋杀死的许多文臣，就是写作时使用了朱皇帝不喜欢的词。有人说老朱是个不错的皇帝，杀文臣是清朝御用文人的陷害。这话虽然有几分道理，但却漠视了皇权的厉害。慈禧太后曾说过，谁让她一时不高兴，她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但凡封建主子，不管明朝清朝，也不论男女老幼，本质都是一样的，顶多在具体行为上有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细微差别。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曾说：“与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辞不达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他进行了“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社会呈现了新面貌。这一时期虽然仍有一些文字狱，比如乾隆六年（1741年）的“谢济世私注《大学》案”，但没有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乾隆只说谢济世“迂”，将谢氏私注的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本人仍在原来位置任原职。喜弄文墨的文人上表称颂皇帝“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等等，不应一概看作谄谀之词，的确有现实的影子。
暴风骤雨似的文字狱起于“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以敢于直言闻名的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篇假托孙嘉淦之名的奏折底稿，指责乾隆的“五不解十大过”，想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他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280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乾隆帝下令将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与此案有牵连的人也受到了惩处。这一桩“文字狱”，使许多士人的气节丧失殆尽，从此每况愈下。
清末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原因之一正是民众在此伏彼起的文字狱危困环境下自我保护的结果。为什么乾隆从当初即位时的统治思想，一变而再一次使中国陷入文字狱的渊洑？如果没有孙嘉淦伪稿案，乾隆会不会搞那么多文字狱？历史虽然拒绝假设，但只要我们把众多文字狱案件归拢一下，会发现，好多案件其实与皇帝本人的情绪有关。换言之，如果那篇孙嘉淦伪奏稿不是针对乾隆个人，案子就不一定搞得那样让人惊恐！封建制度与文字狱没有因果关系，同一件事，此皇帝可能不搞，彼皇帝却以为不搞“国将不国”；即使是同一个皇帝，也可能彼时不搞此时必搞。因为，封建帝王怎样想怎样做，别人奈何不得，皇权遮天蔽日，不受丝毫监督。封建专制社会，朕即国家，皇帝的逻辑就是：指责他个人，就是对国家不满。我们不妨猜测一下乾隆大帝的心理：突发的伪稿案使乾隆大吃一惊，他总以为他的政策相当好，别人应该感恩戴德，嘴里不吐一个“不”字。这时他感到全国涌动着一股不满和敌对的暗潮，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宽松政策所致，应该在全国代之以严苛方略。这种猜测不是无端的，安徽程树榴为人诗集所作的序言中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乾隆帝承认“愈老愈辣”骂的正是自己，程树榴最后从宽斩决——比凌迟处死要少许多痛苦。乾隆本可以再严酷一点（当然也可以一概不追究），可能是他当时心情好，这个程树榴于是“捡了个便宜”。
扭曲的惜才
对啮噬国基的人，皇帝虽然很生气乃至生出杀气，内心却对他们有感情，常常放一马。这一点，和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谋反”的人是有些不同的。乾隆对李侍尧就是一例。据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索贿一案败露后，经钦差大臣和珅初审，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大学士、九卿奉旨核议时，认为应该从重，改为即行斩决。复审报告送达皇帝那里，办事果断的乾隆皇帝不仅不再果断，而且相当犹豫。
为什么犹豫？因为李侍尧乃乾隆的宠臣。乾隆最看重的不仅在于李侍尧对自己的忠诚，也看重李侍尧的能力。他曾多次当着其他臣子的面表扬李侍尧“天下奇才”、“最能办事”、“最会办贡”，言外之意“人才难得”。一般而论，对领导宠幸、看重的人，集体讨论其善恶美丑时，讨论云云，徒有虚名，只是一种形式，讨论者往往只是奴性地揣摩领导意图。因此，当大学士、九卿会审认为李侍尧应“请从重立决”时，乾隆有点吃惊，同时很不满意。皇帝不满意，但他又不想抛开“尊重律令”这块金字招牌，极力装出倾听“众议”的姿态时，没完没了召开商讨会议便成为权力者喜爱的一招。民国年间，曹锟想当一当总统，便让议员选举，议场由军警包围，议员如果不选他曹某人，就别想回家。
不满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抚议”，而督抚依然是“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主张从重处理，判斩立决。就在乾隆有点伤脑筋的时候，江苏巡抚闵鄂元（当时他还在安徽巡抚任上）主张给李侍尧一条活路。据《清史稿》云，闵鄂元是窥得了皇上的真实意图——“宽侍尧”，所以，他才别出手眼，与众不同地认为：“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闵鄂元做这样的表态，并不是毫无所据的乱说，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议”做理论依据。所谓“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等内容。《大清律例》的“八议”对象，实际说来都是统治集团的“亲贤勋旧”，他们即使犯了法，执行过程中的程序也与芸芸众生不同，法理上获得特殊待遇。
“八议”的好处究竟有哪些，害处又如何理解，为什么自从它在三国曹魏时期入律以来，直到清朝都成为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只简单否定或苍白肯定，未免显得稚嫩和空洞。但就李侍尧一事来讲，“八议”使铁案迅速软化，最后乾隆皇帝下诏：“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候。也就是说，李侍尧判了个死缓。至于那个闵鄂元，因为此事做得合于圣意，而被调任到富庶的江苏做巡抚。
大约半年之后，乾隆皇帝寻了一个机会，让李侍尧走出监狱。李某被授予三品顶戴，赴甘肃“总办军务”，接着又任陕甘总督。自此李侍尧不仅获得了生命，仕途也相当坦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李侍尧又转任闽浙总督一职。《清史稿》称李侍尧虽“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又曰：“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赃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李侍尧病逝后，乾隆帝赐银祭葬，并赐谥号“恭毅”。此事如巨石投进湖里，荡起的涟漪由近及远，深刻影响着人心。
乾隆对李侍尧的所作所为，粗看和他的治国理念有矛盾之处，因为这位皇帝一直认为：“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钺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实际上，他对官员的贪腐是有所区分的，并不认为能臣如李侍尧之贪之腐和蠹国害虫有关联。乾隆时代，重能轻贤的倾向明显。乾隆中后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日益懈怠，官员不以清廉品节相尚，出于能员的贪官倒不乏其人。
帝王的这种理念，直接源于专制的皇权思想。因为专制体制下，皇帝需要听话的官员，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但只要奴性十足，效忠主子，也会得到恩宠。这些贪官，喜爱的只是财、色、酒，根本不会公然挑衅皇权，不会导致皇权不稳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与权力的垄断和独占比较起来，永远处于第二位，甚至是末位。这种逻辑，虽然没有一位帝王肯于明确加以表述，但观其行为，却大多如此。
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这种逻辑的痕迹愈明显，直至新王朝建立。
缘何立国皇帝重反贪甚于重臣子个人的能力？皆因他们亲眼见到腐败对国家的侵噬，亲眼看到官员的贪腐怎样激起民愤，亲眼见到贪腐怎样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亲眼见到敌手如何摧枯拉朽。所谓能臣创造的价值，与贪腐巨大的负效应比较起来，不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连皇朝根基都敢吞噬的人，哪里谈得上贡献？但第一代帝王耳闻目睹的事情，后代帝王则是仅有耳闻无缘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没一搭了。以后新王朝循环往复，重走前朝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