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张铁路中最艰巨的工程是关沟段。就在这山高谷深的关沟段，要开凿四个隧道。外国工程师听说詹天佑要修建这段铁路，就轻蔑地说：“这种工程技术，不是中国人能够修建的。”一些外国工程人员，还常以打猎为名，去偷看工程进展情况。他们盼望詹天佑失败，以便抢夺修建隧道的优先权。詹天佑与京张铁路全体职工，以实际行动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关沟段开工以后，詹天佑将总工程师办事处移到南口，下定决心：不打通隧道，就不回北京。
居庸关的隧道首先开工。开进几十米以后，泉水和雨水渗入洞里，无法工作。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亲自挑着水桶和工人一起排水，终于凿通了居庸关隧道。
居庸关隧道开工不久，八达岭隧道也开工了。这条隧道长1193米。由于洞身过长，采用了中距离凿井法，就是先在洞身的中部开凿一坐大井，垂直下去，再向洞的两端开凿。在詹天佑和全体工人的努力下，闻名世界的八达岭隧道，终于打通了。其他两处隧道也相继打通。
隧道工程虽然完工，可是八达岭附近地势险陡，列车怎样爬上去呢？经过实地考查研究，詹天佑在青龙桥一带依着山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列车到这里，改用大马力机车两个，一个前面拉，一个后边推。列车前进到青龙桥车站以后，车厢原在前头的改为后尾，机车原在后推的变为前拉。这是詹天佑在铁路工程上的一个创造性设计。
到1909年8月，全长198．79公里的京张铁路，全线通车了。这条铁路原计划6年修成，但在詹天佑和工人们的艰苦努力下，只用了4年时间，工程费用还节省了28．8万多两银子。8月19日，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当人们向詹天佑表示祝贺和钦佩时，詹天佑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应该属于大家。”
京张铁路的建成，提高了中国人民自办铁路的信心，使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再轻视中国科技人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有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又一个胜利。
辛亥革命后，他担任“中华工程师会”首任会长。他呼吁中国的工程师，要“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詹天佑以自己的言行、功业，成为近代爱国工程师的楷模。
长期的劳累，使詹天佑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1919年，詹天佑病逝了。逝世之前，他还念念不忘铁路的未完工程。
詹天佑是我国最早、最杰出的铁路工程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能和广大工人一起突破重重困难，为建设祖国铁路自强不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在技术上有高度水平，为改进铁道工程技术，培养铁路工程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这种热爱科学，艰苦奋斗，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从詹天佑一生的事迹中，不难看出，在旧中国，单凭科学技术，是不能解救中国的。
革命先驱李大钊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所谓“北李南陈”的称呼。“南陈”，是指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北李”，指的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
1889年，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他幼年父亲便去世了，由年迈的老祖父把他养育成人。李大钊很有志气，读书又用功，18岁考进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31年到日本留学，第二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专攻政治经济学。
这时，中国已经推翻了清王朝，李大钊也已是20多岁的青年，立下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志向。他在日本读书时，以此作为自己勤奋学习的动力。李大钊不仅努力学习，还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活动。当时，留日学生成立了一个学生总会，李大钊积极地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因为他文字根底好，被推举为文牍干事。
1915年，袁世凯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把中国的一部分主权出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留日学生奋起反对，李大钊第一次投入了政治斗争。第二年春，李大钊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题目叫《青春》。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自己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呼吁青年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文章写好后，他寄给了国内的《新青年》杂志。
当时，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正领导着新文化运动。他对这篇文章很为欣赏，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还未见面，就通过这篇文章成了知心朋友。
1916年4月底，李大钊完成学业，从日本回到上海。他虽然刚从国外回来，但是已经有了点文名，民主党和进步党的领导人之一汤化龙，邀请他到北京去办《晨钏报》，满腔热情要为祖国的青春而奋斗的李大钊，见能有机会办刊物，觉得是唤起民众，创造青春中华的一个好机会，便接受了邀请。在他的努力下，不到半个月，《晨钏报》便创刊出版了。
然而，李大钊很快发现，自己和汤化龙意见不合。所以三个星期后，他就离开了《晨钏报》。
那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章士钊，也非常赏识李大钊的才华，所以积极推荐李大钊接替自己的工作。经校长蔡元培同意，1918年李大钊到北大工作。
蔡元培主张民主办学，在前一年已经邀请《新青年》主编孙获得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后，两人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成为北大校园中的知名人物。
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中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李大钊，比较早地从外国报刊中了解到十月革命的一些情况，于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有了兴趣。在日本留学时，他就读过日本译文的《资本论》；回国以后，又特别注意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情况。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时，李大钊曾在报刊上撰文介绍过，现在十月革命胜利了，他更是大受鼓舞。
李大钊并非只是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感兴趣，而是动用他所得到的材料，对这次革命作了科学的考察，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他有了结论，写出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一件划时代大事，对世界文明有很大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则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对未来文明有更大的影响，是“和平的曙光”，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文章写好后，7月1日在《言治》季刊上发表。
这年8月，北京大学新校舍在沙滩红楼落成，北大图书馆也迁到了那里。李大钊在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所以在增添国内外书籍时，购进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为了使师生们读到书，他规定图书馆每天除上午闭馆整理外，下午和晚上都开放。因此，北大师生能方便地在图书馆中接触到新书，吸收到新思想；北大图书馆也就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民主”和“科学”的重要阵地。
能读到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其中有些人希望对这个新接触到的思想进行研究。于是，1918年冬天，李大钊组织了一个研究会。他把马克思译成为“马尔格斯”，这个会的名称就叫“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参加的只是一些教授。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很害怕新思潮，一听说什么学说研究会，警察当局就来调查。但是，他们还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一听说：“马尔格斯学说”，还以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了，便没有追究下去。
正当李大钊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件事，对中国影响也很大，因为中国现在也成为“战胜国”了。消息传来，全国的机关、学校都放假庆祝；北京的天安门前、中央公园内更是热闹。北京大学的师生，在这里搭起台举行演讲会，来听讲的人非常多。
演讲的人十分兴奋，都说这次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听的人也都很高兴，认为“正义”、“和平”、“人道”胜利了。然而，11月29日的演讲会上，人们听到了更新颖的观点。
那天，李大钊到中央公园演讲。他走上讲台后，便以渊博的知识，吸引了台下的听众。在人们专心致志地听他演讲时，他提出了考虑了很久的观点。
“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部分人庆祝，而是为全世界庶民庆祝！”
李大钊响亮地提出，这次大战是“资本主义失败”；大战的胜利，则是“庶民的胜利”。他所说的“庶民”，就是指百姓。因为大战中，劳工在俄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所以“庶民的胜利”也是“劳工主义的胜利”。
这次演讲，使听众耳目一新。李大钊自己也很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篇演说整理出来，取名为《庶民的胜利》。
紧接着，李大钊又写了一篇文章，叙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真正的革命党。他指出，以后到处所看到的，将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帜”；“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它和《庶民的胜利》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出来后，在全国的知识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时，《新青年》随着陈独秀到北大任职，也迁到北京来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共同编辑这个刊物。《新青年》的内容是宣传新思想的，但它的文章形式，大多是长篇论文。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感到，在新的形势下，人们都渴望看到对国内外形势的短小的评论和介绍。《新青年》在这方面有所不足，怎么办呢？他们一起决定，应该再办一个刊物，以发表短小的议论为主，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他们在宣武门外骡马大街米市胡同创办了另一个刊物，叫《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
这个刊物是个只有四版的小型刊物，每周出一次。但是，文章观点新颖，短小精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用笔名写了许多文章。
1918年4月底，从巴黎和会上传来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省的权益交给日本。北京学生得到消息后，无法忍耐，于是发生了着名的五四运动。李大钊也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这次运动。
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无能，对爱国学生却进行严厉镇压，逮捕了不少学生。李大钊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四处奔走。学生们列队向国务院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李大钊也参加了请愿。当队伍来到国务院门前时，只见大门紧闭，门口也架着枪支，枪口对准了请愿队伍。李大钊见了十分愤怒，冲出队伍要去论理。学生们知道他一冲出去，定会遇害，所以赶紧拖住了他。李大钊这才幸免于难。
但是，李大钊愤怒的心情不能平静。他回去后，和陈独秀一起写了《告北京市民宣言》，并抄成了传单。6月11日，俩人亲自带了传单，分头出去散发。这一来，他们两人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注目的对象。陈独秀遭到便衣警察的逮捕，被关进了监狱；李大钊为了避免被捕，只得回到家乡去暂避。
在家乡避居的两个月里，李大钊集中精力，把自己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写成长篇论文，题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8月下旬，他回到北京后，正好负责9月份《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把这一期标明为“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刊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回到北京后不久，陈独秀也出狱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仍来找他麻烦。为了避免再遭逮捕，李大钊决定帮助陈独秀离开北京。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李大钊和陈独秀秘密地离开北京。为了避开北洋军阀的耳目，李大钊化装成一个下乡去收帐的小商人，手臂里还夹着一本帐簿。陈独秀则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厨师背心，上面还沾着发亮的油渍，像是一个随商人下乡的厨师。两人坐着骡车离开北京，朝着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方向驶去。到了那里后，两人又前去天津。
李大钊这次不单是帮助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两人还在途中商定了一件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这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两人议定：陈独秀到南方去活动，李大钊则留在北方活动。在天津送陈独秀上船后，李大钊就设法和俄国朋友联系。
李大钊从轮船码头直接来到天津特别区。这里是旧俄租界，住着一位经朋友介绍的俄国人。李大钊找到后表示，希望能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取得联系。但是，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条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
行踪暴露后，联系不能继续进行，天津也无法再逗留下去。李大钊只得搭乘火车回北京。
转眼，已到了1920年3月。李大钊通过北京大学的俄语教师，知道俄国最近来了一位名叫伍廷康的人。伍廷康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辛斯基的化名。那时，共产国际为了帮助中国革命，特别派维辛斯基来到中国，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分子联系。李大钊得到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请那位俄语教师和他取得联系，约他到北大图书馆会晤。他和伍廷康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后，又介绍伍廷康和一些接受共产主义的青年相识。
约定的时间到了，伍廷康先来到北大图书馆。不久，邓中夏等北大学生一个个地也来了。见面后，伍廷康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俄国革命后的种种情况。青年们听到俄国工人管理着工矿、交通和银行，真是闻所未闻，都出了神。
不久，李大钊又约大家到北大图书馆开会。这次会，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大会。会上，大家推举李大钊为小组的领导人。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了《工人周刊》、《先驱》等刊物，并在工人和青年中开展宣传活动。为了加强在工人中的宣传组织工作，1921年3月，李大钊又亲自来到长辛店邓中夏等人办的工人补习学校演讲。
补习学校的教室不算小，平时上课绰绰有余，可是今天来的人特别多，一下子就坐满了，来得晚的进不去。于是有人提议，把课桌椅都搬出去，大家站着听讲，这样可以多挤些人。但是教室里挤满后，又来了许多工人，他们只能站在门口和窗外。
邓中夏向大家介绍了李大钊后，李大钊便开始演讲。他用通俗易懂的话，向大家讲了许多道理，然后说道：“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啊！工人够得上天那么高呀！”
工人们对李大钊讲的话都能听懂，可是对这句话却不太懂。那时，工人总是被有钱人瞧不起，可是李大钊怎么说“工人够得上天那么高”呢？
李大钊似乎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紧接着，又在“工”字下面添了一个“人”字。然后再回转身，笑着问大家：“这两个字合起来，成了一个什么字？”
“天！”工人们一齐回答。
“工人不是和天一样大吗？”
这个解释，引得工人们大笑起来。笑声过后，李大钊又认真地说，工人和天是两回事，合在一起只是说明，工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大家齐心努力，就能使中国改变面貌。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等人在工人中进行了许多组织工作。在青年中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便于领导工人和青年的活动，李大钊决定公开举行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