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六年前祖声儿于伯克利荣获物理博士学位，欣爱之余她不禁怀念先人叹息说：“如果孩子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见第一个宝贝博士爱孙，岂不会也像外婆一样笑得嘴都合不拢来了，该多好！”意下“子欲孝而亲不在”，是岳父大人过世后第一次见她流泪。（略）外人对这一对家庭背景特异的青年男女的结合，难怪予另眼相看。其实我们和其他年轻夫妇并无两样，同样地立志“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和靠自己努力打拼谋生，谨记先父常训勉我们兄弟“不可拿不应拿的钱，大丈夫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又说“人生如戏，好好努力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是成功”。而孝章和我好像就有“灵犀一点通”似的感应，她有这样的想法，并非娘家不肯陪嫁妆，而是她坚决婉谢，虽跟着我受苦了，数十年也无怨无悔。
判决做出后尽管俞扬和夫妇希望再提请上诉，但是面对台湾的司法制度，他们已丧失信心。“台湾的法院不仅不能依据法律为被害人主持公道，还要加重伤害被害人，诚不可思议！”于是夫妇二人于2002年5月1日发布新闻稿决定不再上诉，“温哈熊诽谤案”至此落幕。
从此案的审着过程及其结果来看，它不仅仅是台湾司法制度的堕落，更是蒋氏家族在台湾的影响力式微的结果。倘若蒋氏家族在台湾仍像蒋经国在世那样，温哈熊就算有十个胆子亦不敢如此大言不馋，真乃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呀！
三、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与夫人汪长诗、蔡惠媚
在蒋家第三代中，蒋孝武一度政治行情最好，曾被风传为蒋家王朝的“接棒人”。可惜好景不长，先是因江南事件牵连被迫外放，淡出决策圈，其后又由于蒋经国过世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非蒋化”，彻底封绝了蒋孝武“东山再起”之路。
蒋孝武1945年出生于老家奉化，从小心眼多，而且吝啬。蒋介石每每端坐在椅子或沙发上看着两个孙子嬉闹时，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每年过年，孝武便让母亲为他和阿弟孝勇梳洗打扮一番，大年初一，提上小礼物到士林官邸向蒋介石、宋美龄鞠躬拜年，然后用小礼物换回爷爷手中的大礼物和红包。不一会便找个借口回家，把自己的礼物和红包藏起来，走到孝勇身边，哄他说：“阿弟啊！你的钱真多哎，我没有钱，我们一起出去玩，你要多花钱噢！”不费吹灰之力，孝勇手中的钱就被他骗光了。
有一次，孝武和孝勇上街买奖券，钱是孝勇花的，但孝武手中的奖券中奖了，他怎么也不肯分些给孝勇，后来家中人哄他请客，他硬是一个子儿也不肯掏。
随着年龄地增长，蒋孝武的性格变得倔强、任性。中学毕业后曾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按受过短期军事教育，然后进入台湾大学政治系就读。1969年赴德国留学，毕业于慕尼黑政治学院。返回台湾后，于1974年获“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法学硕士学位。
蒋孝武在台湾社会谋求发展之时，正值蒋孝文身染恶疾、病魔缠身，几近废人之际，因此蒋家上下均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进行重点培植。
蒋孝武从德国留学归来后，蒋经国首先安排他进入素不为人所重的文化事业口磨炼，一则树立形象，二来也测试一下“孺子”是否“可教”。蒋孝武于1969年出任台湾华欣文化事业中心主任，并负责欣欣传播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出任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任，197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1980年出任“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一步步地成为台湾传播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蒋孝武在文化事业中工作十几年的名声并不佳，乏善可陈。在“华欣”公司期间，蒋孝武曾有意与台湾文化界人士联络感情，建立关系，于是就让他最先网罗门下的文人尹雪曼出面负责安排聚会。不期然，尹雪曼每一次组织的与蒋孝武见面的文化界人士，都是他自己圈内的人，将蒋孝武视为“可居”的“奇货”而“独揽”，弄得欲“以文会友”的蒋孝武意兴阑珊：“如果整个台湾的文化界，就只有这么几个人的话，下次不必再请了。”
在“欣欣”公司里，蒋孝武没有担任任何具体职务，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他人充任，然而实际控制权却是在他手里，外界也都知道“欣欣”公司是蒋孝武的“私家领地”。因此，“欣欣”公司的人出外都打着蒋孝武的牌子招摇。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所有广告业务，就是由于这层关系而落于“欣欣”公司名下的。国民党当局“我爱台北”之类的宣传节目也被揽到“欣欣”公司来制作，并强行摊派到各家电视台反复播放，观众怨声载道：“这一类低劣品质填鸭式的宣传节目居然一家播了，再在同一周内作第二家第三家的重播。”而“欣欣”公司的总经理蒋天铎则在同时向蒋孝武“表功”：“我们替政府做的宣传节目，可以在三台轮流播出，可见我们在主任的领导下，替国家政府做了很大贡献。”
由于蒋孝武有此“通天法力”自有许多趋炎附势者奉承其后，加上蒋孝武与第一任夫人汪长诗婚后一直关系不洽，长期不在一起，更是这群日夜周旋左右大小跟班讨好的良机，外界传出跟哪个歌星、舞星、影星的风风雨雨，自是不无其因。据说，此事为蒋经国所悉，因此勒令其除主管的“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广播公司”以外，其余在社会上所兼的若干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顾问，一律撤销，并责其“闭门读书气以资自省。70年代末、80年代初，蒋孝武的飞扬跋扈一度有所收敛，即与此有关。
为了使蒋孝武尽快进入所应扮演的角色，蒋经国还在蒋孝武1969年刚刚从德国归来后不久，就开始安插他在国民党党务部门见习，熟悉情况。蒋孝武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专任委员、中央组织工作会委员、新闻党部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等职务，虽然多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是对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决策、体制及运用程序的了解和掌握却大有裨益，职轻位重，并借此联络到相当一批“拥蒋”的元老重臣，引为日后出头的辅弼。
早在主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工作期间，蒋孝武就已经开始涉足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因为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要是对大陆广播，属于所谓“对敌心理作战”部门，蒋孝武从那时起就逐步地与台湾所有的情报机构建立起了联系。到了1976年，蒋经国又安排他出任“国安会议”执行秘书一职，更是直接进入到台湾情报系统的核心层面。在台湾这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谁掌握有军队，谁就是强人，而欲治军，则必须先从“情报”工作入手。当年蒋介石就是循此“捷径”授权蒋经国“接班”的。现在，蒋经国又如法炮制，让蒋孝武由远及近、由低至高，一步步地蓄积实力以图将来大局。
但是，“蒋经国时代”毕竟不等于“蒋介石时代”，蒋经国不可能如往昔其父扶植他那般明目张胆地培养蒋孝武放手抓权，而只有暗中助力，至于蒋孝武是否能成气候，就得看蒋孝武自己的运气了。
事实上，蒋孝武无论就阅历经验或是素质才干而言，与其父、其祖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在政治上极不成熟，有待磨砺之处甚多。有鉴于此，蒋经国有意识地放慢蒋孝武的晋升速度，让他经受一些挫折，一方面锻炼他的韧性和意志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外界的种种非议。1981年国民党“十二全”选举新一届的中央委员，无论是党务系统还是政务系统都曾把蒋孝武列入候选名单，但最后都在蒋经国那里被打了回票，蒋经国态度很明确：“免议”。当时就是担心政治上尚显稚嫩的蒋孝武过早出头可能会毁了他的前程，欲速则不达！
然而，蒋孝武对自己则显然缺乏自知之明。他自小至大都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锦衣玉食，备受恩宠，上有余荫可被，下有侍从可驱，不知不觉养成了骄横乖张之气，性格暴躁，脾气时好时坏，反复无常。据说，有一次蒋孝武兴起，出面邀请外籍公司的老板到自己的寓所赴宴，不料酒过三巡，蒋孝武喝得酩酊大醉，借酒装疯，信口大骂：“把一切帝国主义走狗赶出去，”弄得所有来宾面面相觑，尴尬异常，最后不欢而散。蒋孝武同台湾黑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一度称兄道弟，亲如一家，忽一日，蒋孝武觉得无聊、可厌，又组织力量“扫黑”，要一网打尽，令人难以捉摸。蒋孝武口拙，不善言谈，因此，涉入政界后，有意识地模仿其父、其祖的神秘感。他平时外出总是戴着一副遮目的大墨镜，行迹无常，加上蒋孝武一直插手台湾的情报系统，外界对他的印象素无好感，有“畏”无敬。
由于蒋孝文不中用，所以一批想凭借着拥立“太子”得势的“政治帮闲”就聚集在第三代主力人物蒋孝武的身边，极尽奉承之能事，怂恿他到处伸手揽权，准备接班。蒋孝武不知深浅，俨然以“蒋家王朝”的“法统”继承人自居，飞扬跋扈，木可一世。
此时飞来“横案”，“江南命案”的发生断送了他的前程。江南，原是蒋经国一手培植的政工人员，后赴美定居生活，积多年之心血写成《蒋经国传》于1984年在美国正式出版，风行一时。
由于其中占用了大量篇幅披露了蒋氏父子的劣迹，引起台湾当局的惊怒。蒋孝武自作主张，秘密策划台湾情报机关与黑社会联手，刺杀了江南，在台湾内外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使得台湾国民党政权在“蒋经国时代”苦心经营的“民主”与“法治”形象毁于一旦。虽然，蒋孝武曾发表声明，矢口否认与江南血案有关，但外界仍然认为他是事实上的主谋，指出蒋孝武在台湾情报系统中的影响，“并不在于他有什么职衔，而在于他的背景”。为了平息事态，同时蒋经国也看出了蒋孝武“不堪造就”，只好于1986年将蒋孝武外放出岛，让他远赴新加坡“屈就”台湾国民党政权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之职，岛内所兼各职一并免除。从此而后，蒋孝武一蹶不振，其政治生命事实上已告结束。
蒋孝武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都是在台湾岛外度过的。1988年，他在台湾国民党政权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的位置上转正。1990年起又调任“亚东关系协会”台湾驻日本代表一职，直至1991年病故。
由于家族的遗传，蒋孝武自进入中年以后就被发现患有糖尿病、病、高血脂症和慢性胰脏炎。1991年6月，蒋孝武回台湾住院治疗，7月1日因急性心脏衰竭施救无效而猝逝。
蒋家媳妇中，汪长诗是最少被提及的一个名字，因为她很早就离开了蒋家。
蒋孝武大约是在他22岁前往德国留学的时候，认识汪长诗。当时，他既没有朋友，语言又不通，一个人孤苦零仃，不能专心向学。所以在1968年8月的一天，他开着跑车，穿过隧道，花了4小时的时间，到日内瓦一游，因而结识了当时在联合国的汪德官。
汪德官是汪长诗的爸爸，毕业于交通大学，曾任广州电信局局长，后来在联合国国际电信委员会工作而至退休。
蒋孝武到达日内瓦以后，台湾驻当地的官员郑玉南等人，立刻凑了两桌麻将，替孝武接风。男的在楼上，女的在楼下。晚饭时间，两桌人一起吃饭，汪长诗巧妙地加入了这场饭局。
在蒋孝武认识汪长诗的同时，正与另一位“金小姐”在交往。这位金小姐年仅14岁，是土耳其后裔的美国人金克的女儿，身材长得凹凸有致。两人同台较劲的结果，不相上下，令蒋孝武好生为难。
当时，有长辈给蒋孝武分析：金小姐年纪太轻，又是混血儿。而汪小姐秀外慧中，又与你年龄相当，如果你娶了汪小姐，你爷爷一定会喜欢。
就这样，蒋孝武开始与汪长诗拍拖，虽然两人的语言交流有些困难，但蒋孝武仍然坚持每星期六不远数千里从慕尼黑驾车前往日内瓦秘密约会同样陷入情网中的汪长诗。那时候，她与蒋孝武的感情与日俱增，有时她也会乘飞机前往慕尼黑与蒋孝武相会。半年后，两人感情急剧升温，已到如胶似漆的地步，当即表示要结婚。他们的婚礼在1969年夏天，于美国洛杉矶蒋孝章的家里举行，只有蒋方良前来参加。那时，蒋家的大家长蒋介石尚未故去，在汪长诗与蒋孝武结婚的前一天，蒋介石委托宋美龄亲笔给他们写了封祝贺新婚的信，这封信后来一直成为蒋孝武和汪长诗无法忘却的纪念：
武孙：
你与长诗写的英文信皆已收到，甚为欢喜。祖父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信，故不能作复。但近日已有所进步。你们在国外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日成婚，回国相见盼。特趁你母亲来美主持婚礼，故顺带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
祖父祖母示
对于这门亲事，原本蒋经国并不放心，特别派了秘书秦孝仪到日内瓦跑了一趟，代他相了一相汪长诗。结果，秦孝仪回来报的结果是：“汪长诗真是个好女孩，不仅气质好，家世也很好。你有这个媳妇，简直是太好了！”后来，蒋孝武陪着汪德官亲自到士林宫邸去探望蒋介石，蒋介石亲自出面请他喝茶，这门亲事才终敲定。
然而，汪长诗与蒋孝武的蜜月期仅维持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渐渐地，汪长诗发现蒋孝武性格上的许多缺陷，有些缺点甚至远远超出她从前的想象。蒋孝武处处耍性子，根本不把夫人放在眼里，两人经常争吵不断，越吵越激烈，最终只得以悲剧收场。
蒋家侍卫记忆所及：“二少奶奶有一天夜里与孝武先生激烈争吵之后，第二天就拎着皮箱走了，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见她的身影！”
与孝武一块儿长大的黄任中认为，蒋孝武与汪长诗婚后婚姻不和谐，与两人都太年轻有关。“汪长诗从小在国外长大，惯说英语，嫁到蒋家以后，能陪她讲话、聊天、玩的朋友不多。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到孝武家，帮汪长诗过生日。晚饭过后，孝武想推牌九，但我们都知道，先前他已经答应汪长诗去跳舞，而且，她已经到房里去换衣服了。但是，孝武偷偷跑来跟我咬耳朵，要我劝她不要去，干脆留在家推牌九算了！”黄任中不敢去劝，孝武三次跟他咬耳朵，黄任中终于去劝，汪长诗也只好悻悻然作罢，陪在孝武身边推牌九。
翁元说，汪长诗那么年轻，就嫁到蒋家来，不到两年就帮蒋家生了友兰、友松一对儿女，而且，婚后她父亲也退休了，在做生意。她与家人分隔三地，可说无所依靠，加上对婚后在台湾的日子并不适应，蒋孝武又无法给她充分的安全感，她的处境是可想而知。
汪长诗最后终于恨别蒋家，外传是与孝武与女明星有所交游有关。汪长诗离开蒋家的那一天，除了留一封信外，还把两个孩子一起带走。这件事，当然惊动了蒋家上下。
翁元记得，那是个礼拜六的早上，蒋经国在慈湖守灵，清晨五六点的时候，一通电话打到了慈湖管理处。不久有人通报：“电话是从阳明山孝武的住所打来的，说是孝武的太太要来慈湖告状！”但是，没有人敢惊动还在熟睡中的蒋经国，于是只好请孝武的弟弟孝勇出面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