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自己喜爱中国书法，康熙皇帝则对朝廷中的大臣，特别是文官的书法就有些自己的要求。他亲政之后不久，曾经命令过翰林院的官员们勤练书法，研习诗文。他不但这样要求，还将书法当做是一个官员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许多官员因为有好的书法而被重用，相反，许多官员因为写的字太滥，而遭到了他的斥责。
1、康熙论书法
总有一种感觉，康熙什么都酷爱，酷爱科学、酷爱编书，酷爱书法。于书法，他说：“人果专心于一艺一技，则心不外驰，于身有益。朕所及明季之与我之耆旧，善于书法者俱长寿，而身强健。复有能画的汉人或造器物匠役，其巧绝于人者，皆寿至七八十，身体强健，画作如常，由是观之，凡人心志有所专，即是养身之道。”
把书法提到可以养生的高度上来，足见其对书法的热爱程度。他举例说，古代长寿的书法家如书写“九成宫”的唐代书法家欧阳洵，终年八十五岁；写“玄秘塔”的柳公权，活了八十八岁；写“天子庙堂碑”的虞世南，差一岁就到九十。
据史料记载，康熙有一座佑铭的其中一句便是：无一日不写字。后来的曾国藩说康熙：“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实在可以列名于专家之林。
康熙说自己在书法上的成就是由天性的喜爱与不断苦练而得来的。他曾向大臣们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
据说康熙的书法非常不错，这种“据说”来自《清史稿》和康熙时期诸多大臣的言语录。至于康熙的书法是否如那些人吹捧的那样非常之好，还需要真正的书法家来评断，并不是我们要探讨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康熙虽然爱好书法，或者是别的什么，却丝毫没有玩物丧志，他依旧把国家治理的很好。况且，以这种爱好和大臣们在一起商谈国事，少了许多拘谨和一本正经，大臣们自然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可以想见，康熙在臣子们论书法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治理天下的皇帝。清代官书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康熙说：我平时除了听政之外，就是读书写字。你们看看我的字怎样？
傅达礼看完说道：皇上的书法端正，尽善尽美。您日理万机，居然还在闲暇之余有此书法造诣，真是难得，难得。但奴才想，皇帝之学与儒生不同，书法只是细枝末节。康熙笑道：人君之学，当然不在此，我也并非痴迷于书法，只不过是闲暇之余的一点兴趣而已。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是康熙十二年某天的君臣间的一段对话，充分表现了皇帝知道国事的重要，书法只是他的暇时嗜好而已。
2、以书法用人
由于康熙崇尚书法，在他所执政时期，殿试选官，书法成了一项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并且统一要求写端端正正的“馆阁体”。所谓“馆阁体”，从书法角度讲可称之为“楷体字”。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在国家招考官员考试中其试卷所写的“馆阁体”“竟至一划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垢评第妍媸。”使“士子举笔偶书，关系平生荣辱。”
也正因为此，清代的进士随便挑出来一个就是一个二流书法家。
有这样一件事情颇能说明康熙的“书法用人观”。
康熙二十年春天，在京城里举行殿试，有人就因为字不好而落榜的，清官档案里便记录过这样的事：
（皇帝在逐卷详阅殿试选卷后）问大学士王熙曰：所作文章亦有甚不堪者否？王熙奏曰：文章无甚不堪，但有一卷，字迹潦草。上令取其卷，折名阅毕，曰：此五格字迹甚不堪，初学书写，将伊停此一科，下次再试。这位考生显然因书法不好而被淘汰了。
清朝的阅卷官员往往把书法的好坏作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标准，以此决定取舍。而好坏的标准也往往以皇帝的好恶为准绳。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能写一手让皇帝喜欢或感觉熟悉的字体，的确在阅卷时占有优势。状元首先必须是书法优秀者。康熙皇帝喜欢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于是就有三届状元书宗二王。
不但在录取人员上如此，即便是提拔人才也由书法好坏来决定。他常以臣工写字好坏来决定他们的仕途，有人因书法好而得到更高更好的官位，打进皇帝核心宠臣的圈子；有人则因为写字不工整而不得升迁。
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皇帝降谕大学士们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学不能应付。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学。伊等各供其职，若今仍住城外，则不时召宣，难以即至。今着于城内拔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善书者，亦着择一二人，同伊等在内侍从，尔衙门满汉大臣会议具奏。
这些大学士们赶紧召开会议，按照皇帝的意思推荐了人选。康熙很满意，最后作了决定，并给大学土勒德洪、明珠等人又降了—道谕旨：
着将侍讲学士张英在内侍奉，张英着食正四品俸。其书写之事一人已足，应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高士奇着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伊等居住房屋，着交内务府拔给。
张英与高士奇就因为“善书”等条件好被选入南书房中办公了，从此“备顾问、掌机要”，为皇帝所倚重。
张英后来升为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
也正应了那句话：字如其人。康熙时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做官，邻居吴氏欲侵占他的宅边地，家人驰书北京，想要张英凭官威压一压吴氏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很明白：退让。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吴氏闻之，受到震动也后撤三尺，三加三等于六，才有了“六尺巷”这个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高士奇因非科举出身，但也升官为詹事府少詹事等职。后来被入弹劾退休回家，然而不久后又被召回京城，还在南书房中任职。信任之专，由此可见。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国子监助教员缺拟补用新人，大学士明珠等选出二人，一是工部的笔帖式陶三泰，另一是兵部笔帖式努山。明珠向皇帝报告说：“臣等遵旨看其书写，陶三泰书写精工，为人亦优。努山系一朴实之人。”皇帝随即作了决定：“陶三泰着补授助教。”
可见，康熙依书法用人的用人主张是确实存在的。
3、用人之道
那么，真的如上所言的，康熙只是以书法用人吗？
其实，以书法用人不过是康熙在不违背自己用人原则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一个因素而已。在历史上，康熙英明果断、智勇双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明之君。他在识人、用人上的独到之处，是让后人深为佩服的。他曾说：明君，关健是会用人。会用君子，也要会用小人。比如“除鳌拜”，他欲借四大辅臣之首的“索尼”之力而娶其孙女并立其为“后”，代价可谓大矣！然而，此计失算后，他又暗暗起用贤明之士伍次友，“贴身奴才”魏东亭，索尼之子、深谙权谋之术的老丈人索额图以及他一手提拔的明珠，并恩威兼使地将四大辅臣之一、在他与鳌拜之间中立的遏必隆拉拢到其麾下。并不惜以当朝重臣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两个月的安定以赢得最终的胜利。
“平三番”时，他先是令人出乎意料地大胆任用“打吴三桂小报告”的前明旧臣朱国治，且接受提拔了他推荐的汉人——“布衣才子”周培公。并对周培公委以重任，拜为大元帅。最终借智勇双全的周培公除掉了他的心头大患————三藩。
在收台湾时，他对恃才傲物、迂腐怪异、怀才不遇且不满时政的“能人”姚启圣，先以博学出众的才华先挫其锋芒，再恩威并用地收其心志，三番五次地先抑后扬，屡屡取得奇效。可见其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他对汉族文人共有的迂腐心态有着精确的把握。结果在笑骂之间就使姚启圣对其俯首帖耳，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地将台湾收复了。
对有不臣之心欲称雄蒙古的“可汗”葛尔丹的态度上，他则以君王之大气忍痛将最喜欢、最疼爱女儿的“蓝齐儿格格”下嫁。为稳其心以嫁女“和亲”安抚的态度蒙蔽他，同时又收买拉拢其他可汗。时机成熟后便“动在九天之上”，将心头大患葛尔丹剿灭。
在对老奸巨滑的相国重臣“国丈索额图”和素有“万花筒”之称的“国舅明珠”之间的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等党争问题；对“太子”和“大阿哥”不择手段地骨肉相残争宠的问题上。他恩威并用地利用李光第非凡的权谋之将他们一一收服。或投入大牢、或贬为宗民软禁了起来。使大清王朝“外无扰、内无患”地进入了歌舞升平的康熙盛世。
而上面所述的这些人并非都是书法奇才，只是因为在某一时期，他对朝廷有用，康熙便拿来用。他并没有向他们考问书法如何？如果说，康熙的用人之道是大局，那么，其以书法用人的方式只是小节，可有可无。只在不影响用人原则的情况下，有则有，无则无。
在二百多年的清朝史上，在动荡不稳的清初，康熙帝以其卓越的文韬武略将朝廷内外整治的井然有序，创建了前所未有的康熙盛世。康熙会用人，特别是在整个统治阶层都“重满轻汉”的“大环境”之下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大胆重用有才德的汉人除外扰、清君侧。更说明了康熙大帝会用人，有人称其为千古一帝，似乎还是有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