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后期，由于乾隆本人的骄奢无度，大清朝已经陷入了腐败的深渊。到了嘉庆朝，这座帝国大厦的根基已要被贪官污吏挖空了。嘉庆决定惩治腐败，把吏治腐败当作心腹之患，严惩了一批官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当一个个贪污大案被揭露出来，一个个贪官被惩治以后，勤政爱民的嘉庆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成绩不过是削平了冰山一角而已。
1、嘉庆的一首诗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朕无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
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
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这首诗文才的确不怎么样，原因是它的作者是嘉庆帝。皇帝大都爱写诗，但写得都不怎么样。他老子乾隆号称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但是用一句俗语来讲：那他妈的也叫诗！我们现在看嘉庆这首诗，发现似乎是在咒骂谁，再仔细看，原来是骂贪官的。
诗的开头，揭露了满朝文武大官的奢侈腐化。第一联写衣、食，第二联写吃喝，指出贪官们的住所与自己的皇宫没有什么区别。第三联开始深化主题。第一句说，贪官们的行为不但让老百姓痛苦，连老天爷也痛苦。第二句说，他们在张大嘴巴笑的时候，老百姓却在哭。也就是说，这群贪官的欢乐是建立在百姓的苦难之上的。最后一联，第一句，嘉庆开始叹息，很沉重。中国古代，管治黎民的官员称为“牧”。作者将黎民喻为牛羊，将这些官员喻为豺狼，表现了黎民百姓在他们管治下的苦难，十分形象。第二句，指出这些官员“负尽皇恩”，伤了自己的心。从历史上来看，嘉庆皇帝的生活俭朴非常，为人又忠厚老实。这最后一句应该是他的真心话，真心希望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嘉庆这首诗写于嘉庆七年（1802），这一年离他清算贪官和砷已有三年。和砷的下场很惨，但是贪污之风已刮得太久，嘉庆杀的这只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大量官员依然以贪污为能事，所以嘉庆才有此作。从整首诗来看，满朝文武都被他骂了。虽然，这是扩大化，但也正说明了嘉庆一朝的贪污现象之严重、之普遍。
总的来讲，嘉庆一朝，官吏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在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一个贪污行贿网，史料中这样说道：“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较贿赂之等差，此岂州县私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官既甘其饵，明知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其实，上述所讲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一县如此，各县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
但是，嘉庆一朝还是有清官的，而清官的下场往往很悲惨。被嘉庆称为“从来未有之奇案”的李毓昌被害案的主人公李毓昌就是这一结论的代表。
李毓昌本是嘉庆十三年进士，在这一年，江苏北部发生洪灾，饥民无数。嘉庆帝就发了一批赈灾款给当地。其中，山阳县令王伸汉冒开饥户，领赈银入私囊。事情发生后，嘉庆帝下令严查。受上司委派到山阳查赈的李毓昌当时是试用知县，到了山阳县不久，他就查清了王伸汉的贪污罪行，准备要上告。王伸汉并不慌，在他看来，贪污点赈灾银不过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李毓昌查出来也不是不可以，可若上告，他想这个准知县就有点毛病了。
他很轻松的就请出了淮安知府王毂（读古），两个贪官又找到李毓昌，希望此事不要闹大，李毓昌一点都不识“时务”，婉言地拒绝了两个贪官。
两个贪官又咬着牙提出与李毓昌三分赃款，作为新进士的李毓昌怎么会知道官员如此腐败，大怒，骂了两个人，并声明一定要上告。他以为自己这是正义，他认为邪不胜正。可惜，他错了，历史永远都是正不胜邪。就在他离开山阳的前夕，瘪三王伸汉指使家奴与他的长随合谋，毒死了他。他的长随又以他“自缢”报了案，另一个瘪三王毂草草结了案。但纸毕竟包不住火，过不久，李毓昌的叔父李泰清上京告状，疑心自己的侄子死于非命。于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嘉庆帝大怒，下令将王伸汉立斩，王毂立绞，害人的家奴、长随极刑，同时被惩处的还有两江总督铁保：被夺职遣戍；江苏巡抚汪日章：撤职。
嘉庆还作了一首诗来褒扬李毓昌。事后得知，瘪三王毂之所以不惜性命地帮王伸汉忙，是因得了他2000两银子的贿赂。
可以看出，李毓昌的被害在于他的清廉，受委查事，在别的官员是捞钱的大好机会，他却因不想要钱而丧生。这真是老天瞎了眼！
举这个案子就是想说，嘉庆一朝贪污已蔚然成风，适此风者锦衣玉食，不适此风如李毓昌者不得好死。嘉庆皇帝该有多么悲伤，本来他虽然是个饭桶，但绝对不是昏君。在他的意识里，他虽然谈不上爱民如子，但为老百姓着想，却是史料有所载的。此案的处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大多不算昏庸的皇帝都骂贪官、罚贪官甚至以极刑杀贪官，但像嘉庆写诗骂的却不多见。在诗中，嘉庆把百官看作自己和百姓的对立面，对百官生活奢侈、残害百姓、辜负“皇恩”表现了怒发冲冠似的愤怒。“牛羊付与豺狼牧”的诗句，正反映了他心目中的“君”、“臣”、“民”的位置：当官就像放牧一样应该把皇家的牛羊（百姓）养肥，谁知豺狼似的官员却把牛羊吃掉，作为皇上，如何能容忍这样的混帐事呢？
2、倒霉的嘉庆
嘉庆帝名爱新觉罗·琰，是乾隆的第五个儿子之子。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他在位的25年，正是清王朝从“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过渡阶段。于是，与他前面几个文治武功的祖宗相比，他在位所发生的事就太窝囊了；而与他后面的儿子、孙子们相比——因为他的儿子、孙子们遇到的窝囊事太多，他的事又不值得一提。所以说，过渡阶段的他，的确是清朝皇帝中最倒霉的一个。
乾隆把帝位“禅让”给他的当年，即1796年，发生了川、楚、陕三省的白莲教武装反抗。为了镇压这场武装反抗，清朝几倾全部的军事、财政力量，还千方百计地发动地主阶级武装——团练，用了9年时间，才把这场武装反抗镇压下去。
邪教武装反抗虽然是国家的不幸，但嘉庆毕竟没有亲临战场，面对死亡。而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的“紫禁城门口遇刺案”着实让嘉庆吓得魂不附体。
这一天，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将进顺贞门时，突然有一汉子冲了出来，手举一把短刀向嘉庆的轿子冲来。嘉庆的侍卫一百多人一时被惊呆，亏得在轿子左右的几个亲王卖命格斗，才将刺客擒住。经过后来大刑伺候，此人招供叫陈德，是个平民，之所以要刺杀嘉庆，是因为做了两个梦，他按照自己的思维把两个梦结合起来，发现自己本应该不能如此穷困。于是，他开始愤恨满清统治的压榨，才舍身潜入皇宫，准备刺杀嘉靖。想不到被当场活捉了。
十年后，也就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嘉庆北去木兰狩猎准备返回时，京郊林清领导的一支天理教农民武装，决定乘清朝的王公大臣外出迎接嘉庆回宫，宫中空虚之日，攻占皇宫。9月14日，这群农民扮成商贩，暗藏武器，混进京城，和皇宫内的部分太监取得联系后，于15日中午亮出家伙，冲入西华门，沿皇道直扑隆宗门。皇宫护卫军慌忙关闭大门。这群农民见大门太高，又转从养心门对面南墙外，攀援树木，爬上墙头。被皇次子珉宁率领清军用火枪击败。这件事后，嘉庆更加魂不附体，下令将宫内树木全部伐掉。以防止再有人从树上爬进来。这是一次把大内搅得天翻地覆的农民武装暴动，它给了后来诸多农民一种希望：皇宫是很容易进去的，至于出来与否，就要看老天是否眷顾了。
一个平民百姓行刺皇帝、几十人的农民军就打进宫廷，这是嘉庆颤抖着发出来的“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由此可知，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当时的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在平定了天理教农民武装后，嘉庆颁布“罪已诏”，在自怨自艾之后，少不了对“诸臣”告诫一番。但这些话在“诸臣”那里很可能起到了放屁的作用。“诸臣”们依旧贪赃枉法，逼迫着农民刺皇帝，攻皇宫。
这件事的7年后，也就是1820年七月，嘉庆再次去木兰游猎，驻于避暑山庄。大概是7年前的那件事依旧在他脑袋里起作用，他开始头痛发热，不久，病情开始严重。嘉庆暗叫不好，连忙宣召大臣赛冲阿、托津等入室，宣布立即传位于皇次子珉宁，25日，他终于死在了避暑山庄。
3、贪污何以解决不了
从清朝诸帝来看，嘉庆是对贪污最恨之入骨的一位皇帝。这大概缘于他老子的宠臣和坤，当初，在乾隆为太上皇的四年时间里，和坤与他的关系十分微妙。狡猾的和坤自然知道这个新皇帝对自己肯定没有什么好感。但多年来的贪污习性使他有了惯性，在乾隆已经退居二线的时候，他依然不知自我反省，依旧贪财如昨。嘉庆如何能忍受的了这样一个帝国蛀虫？
况且，早在嘉庆三年，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在北京受审时的供词中提到了四个字，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官逼民反”。如你所知道的，一个统治者听到这四个字该有多么的惊慌。这是一种对统治者彻底失去信心的话，嘉庆深深明白，所谓“官逼民反”，是官员逼着百姓吃不上饭，只能造反。鉴于此，他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和坤赐死，将其家产充公。
在他执政时期内，曾一再地发布整饬吏治的谕旨，对“惩贪倡廉”的问题十分重视。嘉庆一朝，被处置的大官很多，而这些人都是因为犯贪污罪被惩处的。湖南布政使郑源（王+寿）与乾隆朝大贪官王掸望齐名。他勒索下属、贪赃枉法，家里仅所养歌伎就打三百多人。被查抄后，处以斩刑。嘉庆在上谕中告诫其他官员道：“你们可以养歌伎，但绝对不能用百姓的钱。我知道天下还有许多个郑源（王+寿），倘若叫我得知，必不饶恕。”
接着，云贵总督、漕运总督富纲因贪污被判处“绞监候”。贪污而不知悔改的云南巡抚伊桑阿被判处“绞立决”。另外，一向以爱民为本的嘉庆对贪暴之官更是严惩。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其人既贪且暴.他藉口抓捕白莲教首刘之协，对百姓肆意勒索，乃至连累无辜者达数千人。一旦被他认为是白莲教徒，就是严刑拷打。
当时的御史谷际歧在上疏中谈到此瘪三时说，“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江上。”嘉庆趁势抓住此案，严惩常丹葵。他想做到“惩一儆众”从而来抑制地方官的贪暴。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嘉庆“反贪”的决心和力度。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终嘉庆一朝，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更加严重。用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话来讲就是：任何一个封建皇朝都不可能解决贪污问题，因为这是阶级性决定的。但这种堂堂大言似乎狗屁用也没有。嘉庆之所以惩治不了腐败，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他本人，这个人，好听一点来讲是个面慈心软，难听一点来讲，他的仁只不过是妇人之仁。
他的祖宗康熙在惩治腐败上以“柔”为基本方针，在惩治腐败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倡导廉洁。于是康熙一朝有无数个清廉之官。他的另一个祖宗雍正在惩治腐败上是以“严”为基本思想。抓住贪官本人要杀，其他有牵连的也一并杀。而我们看看嘉庆，从他处理贪官和坤一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很“软”。按照当时的积习已久的贪污风气，就应该将与和坤但凡有一点关系的人全部杀掉，甚至可以株连九族，一点都不过分。但他却只惩处了和坤本人。这如何能起到震慑作用？在后来的几个案子中，一旦涉及人过多，嘉庆就于心不忍了，只对犯罪本人进行惩处，其他有牵连的人或是小罚一下，或是告诫。这对于那些瘪三贪官们有个屁用！
另外，上面所举案子中的主角，对当时的贪污官员来讲，不过是九牛一毛。嘉庆过多的还是以劝戒或者是写诗骂为主，惩处为辅。有大臣洪亮吉针对当时的贪污风气给他出主意说，首先应该效法您祖宗（雍正），杀！等起到作用后，再效法您另一个祖宗（康熙），宽以待官。这样才能起到作用。
嘉庆大怒，大骂洪亮吉，你懂个屁！
很好！你懂！
你认为对于贪官——这群只要棺材里有钱都敢钻进去贪污的瘪三们劝诫，就能让他们痛改前非吗？你认为他们在吸尽了老百姓的血后会适可而止吗？
他们不会的，对付这些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杀，最好是能诛其十族，但凡跟他们有点来往的人就全家诛灭。所谓仁慈对这些贪官来讲，只是对牛弹琴。
过多的仁慈则是懦弱，则是愚蠢。嘉庆本人的愚蠢再加上第二个原因——当时清朝官员的制度问题，就决定了贪污绝不可能被制止。
按照清朝官员的制度，旅差、办公费用和幕客、随从的报酬，基本上是官员自己出钱，正常的薪俸、养廉银根本就不足以维持公务运作和官员家族豪侈的生活。所以，大多数官员“只好”通过各种名目获得额外收入，这已成为整个官僚机器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但是，在那时，“千里为官只为财”，官员们取得额外收入，不会满足于弥补公务支出，对金钱的追求则是“多多益善”。当贪赃枉法已经变得不再无耻，从而成为一种规则、制度，甚至是习惯时，皇帝的一首诗、几句骂娘、几份圣旨已经毫无用处了。从历史可知，嘉庆帝的骂贪官诗并没有骂出澄清的吏治，也不能阻止“天下大乱”的发生。
他死后，清朝彻底地崩溃下去，想要有明朝张居正对大明的中兴，在满清，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