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说，我们有富丽堂皇的建筑，马戛尔尼说，那是远看，如果离近了看就会发现做工粗糙，镀金不匀，你们的制革技术和远航技术要远远落后于我们。你们发明了火药，却一见到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简直是不可思议。
最后，他总结说，中国人，包括皇帝和乞丐都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中国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是那么“胆怯、肮脏并残酷”。
马戛尔尼们对满清的法律也提出了见解，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明白无误的见证”。但是满清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地干涉个人行为”！所以，它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最后，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个所谓的天朝上国“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那么，中国人所谓的盛世到底是什么呢？在后世文人的眼中，只要皇帝的位子稳，越坐越长久，没有第二人来抢夺就是盛世了，就比如乾隆和康熙，两个老人活得都快成精了，却并没有人来抢他的位置。于是，其所在位的时间就被称为盛世。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不称为“康雍乾盛世”了，因为雍正在位时间短。至于制度如何落后腐败，如何摧残人性，人们的精神如何畸形，创造力如何受到伤害，这都是细枝末节，不必考虑。就是在现在，他们还对“康乾盛世”津津乐道，认为是历史上伟大辉煌的一页，是民族的骄傲，是我华夏之所以能万古长存以至不灭的明证。这群文人真是……狗娘养的。
曾在一首歌颂康乾盛世的歌词听到这样一句：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真是佛祖保佑，他没有成为半个王八，不然，现在的中国真不知是什么样了。以为自己创造了盛世，以为自己的盛世什么都不需要了。满清这种长期以来的闭目塞听，虚骄自大，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发生。
我们说，鸦片战争的发生英国人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满清如果不是闭关，不允许人家以和平公平的方式来做贸易，他们就不会走私鸦片，林则徐也不会烧鸦片，鸦片战争就不会爆发。这是一个最明白不过的因果关系，别他妈的把一些抽象的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牵扯进来。人家是有侵略的本性，可话说回来，谁若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愿意打仗呢？即使他的开战对手是一个愚蠢如猪的满清。
“无知”这个词在满清与英国的交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中英交战两年，道光帝还不知道英国在何方。他派人审问英俘，竟提出如下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两江总督牛鉴更是一头蠢驴，对英国火轮船“疑其轮系用牛拉”，而有人将实情相告，仍然“疑信未决”，直到亲眼见到“火轮机关”，才“叹而信之”。
乾隆以自己岁数的多少认为自己所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盛世，从而用自己的“大智慧”关上了国门。他自己进了坟墓，他的子孙们却为他这种愚蠢的举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十、当节俭成为一种癖好
谈到倒霉，清朝皇帝自嘉庆后没有一个不倒霉的。好一点的是碰到农民暴乱，坏一点的就是国破家亡。对于道光帝本人的癖好来讲，最倒霉的事莫过于上台不久便碰上了鸦片战争，咬着牙赔给英国两千万两白银。两千万两白银！按照他花银子的速度，一千万辈子都花不完。
中国历史上不无节俭的皇帝，比如隋文帝、唐太宗，至于有癖好的皇帝数不胜数，但的确是找不出第二个把“节俭”当成一种癖好的皇帝来，道光可谓是“前无古皇帝”。
1、可笑的“节俭”
道光帝的“节俭”，在历朝帝王中算是空前绝后的。在还没有登基做皇帝时，他就以“节俭”闻名宫中。他很少吃肉，“节俭”夸张的时候还派太监出宫去买烧饼，与妻钮祜禄氏就着白开水啃嚼就算是一餐。
其妻钮祜禄氏是一位尚书家的小姐，又是生在“重女”的满族人家，她在娘家的日子就算不奢华，但绝对不会天天和烧饼与白开水打交道，历史上对于此人是如何熬过道光这种“节俭”并无记载。
即位后的道光帝首先就把“节俭”施于内廷，他下了一道圣旨，规定内廷用款每年不得超过20万两白银。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内廷妃嫔们只好忍痛终年不添制新衣，甚至连皇后都穿着破旧衣杉坐在破旧的椅垫上开始了缝缝补补的生涯。
内廷一旦按照自己的癖好节俭起来后，这位皇帝又把节俭之风吹向了朝堂。几乎每次朝堂议事之前，之中或者是之后，他都跟臣子们说，做人须节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道光年间，满朝大臣都学皇帝的样，个个穿着破旧袍褂上朝，一时间竟使京城衣铺里的破旧袍褂和新袍褂的价钱相同。许多官宦大家把崭新的袍褂拿到旧衣铺子里，去换一套破旧的穿上。后来，京城破旧袍褂越卖越少，价钱飞涨，一件破旧袍褂竟比做两套新袍还贵。有几个官员无计可施，只得把新袍褂上打几个补丁，在衣襟袖子上故意弄上污渍。道光帝见了此等情状，龙颜大悦。
所以，在道光朝廷时期，朝堂上站的是一群“乞丐”，上面坐着一个“要饭头儿”。
即位多年，道光帝只给自己的妻子庆祝过一次生日，那是佟佳氏四十整寿，在那时代算是一个大日子。而对于这一次皇后“千秋”的宴席，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大大地记了一笔：面对成百上千的王公大臣及其内眷，还有后宫嫔妃宫女太监，道光帝只给了御膳房宰杀两口猪的指标。于是，佟佳皇后的整寿千秋宴，就只有一品肉片打卤面款待来宾了。
对道光帝的节俭举动，大臣们是极力逢迎，尤其是相国穆彰阿。他每次上朝是总穿着破旧袍褂。道光见了，便称赞他大有名臣风度。但他不知道，这位有“名臣风度”的大臣在外面做出了许多贪赃枉法、穷奢极欲的事体来，特别是利用他这一癖好而贪污受贿。
皇太后万寿那一年，道光很害怕花钱，便下旨说：“天子以天下养，只须国泰民安，便足以尽颐养之道。皇太后节俭垂教，若于万寿大典过事铺张.反非所以顺慈圣之意。方寿之期，只须大小臣子，入宫行礼，使足以表孝敬之心，勿得过事奢靡，有违祖宗黜奢祟俭之遗训。钦此。”
圣旨一下，大臣们都明白了皇帝省钱的意思。便跟皇帝说，所有万寿节一切铺张，都由臣民孝敬，不会花内务府一分钱。道光听了自然龙颜大悦，心想既然你们花钱，那就让你们自己去操办吧。遂下谕成立一个皇太后万寿大典筹备部，而穆彰阿就是这个部的头儿，穆彰阿以皇太后万寿为借口到大小衙门勒索孝敬。最小官员都以100两起，仅这一次，穆彰阿就足足得了一千万两的好处。
2、道光时期的财政
嘉庆时期，清朝的财政收入就已经陷入了危机，而道光时期的财政危机尤甚于嘉庆时。嘉庆十七年（1812年），岁入4113万余两，岁出3510万余两，虽收支相抵后的盈余数已较乾隆时大为减少，但仍有600万两左右。而至道光时期，据户部道光三十年的奏报，此前十余年间，“岁额所入，除豁免、缓征、积欠等项，前后牵算，每岁不过实入四千万上下”，比嘉庆时的平均值少征四五百万两，岁出则“约需三千八九百万两”，收支相抵，已经几无盈余。
这还仅是就例内支出而言，实则当时到底用多少钱根本无法预测。从道光执政到此前十余年，各个战争和边疆建设，东、南两河工用，南北各省灾务，统计例外用款，多至七千余万。计入这些，那就入不敷出了。户部奏折中提到，“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虽经叠次恩发内帑银一千余万两，王大臣议减京外各营马乾、红白赏恤、杂项、减平等款共节省银一千余万两，臣部先后催完积欠银一千七百余万两，又因南粮缺额，京仓支放等款分成改折，而入不敷出，为数尚钜”。等到了道光后期，其岁入、岁出更是捉襟见肘。
表中数字出自户部山西司奏销红册，为各省历年奏销总数。由于未扣除省际协拨出入重复数字，岁出数较实际支出要大一些。如据王庆云说，道光二十二年，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四个收不抵支的省份总共接受了邻省协拨银560万两，这些银两“邻省之协拨者既作出数奏销，而受拨省份将所拨之款又作出数奏销”，在总数内重复计算，应当减除，故该年的实际支出应为3150余万两，出入相抵后的盈余为716万余两。然而这只是各省的出入情形，未包括京师支出在内，而当时京师的支出，主要是靠各省解款。
道光后期，京师户部每年支放银九百四五十万两，其来源“除各省例解部款120万，常捐、旗租、减平200余万外，不敷银两随时奏闻，于盈余省份地丁、盐、关指款拨解部库”。计入京师用款，道光后期全国总计的岁入、岁出实际是没什么富余的，因为各省出入的盈余数，差不多要全部用来解京供中央开销。常例收支如此，应付起当时层出不穷的例外开支，就只能靠吃库存老本，“是以各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
道光帝一生节俭，很有可能与此有关。
3、“节俭”的君臣知己
对道光帝的节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是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从历史上来看，道光本人的才具是很一般的，这也就是他一生勤政却政治日荒的原因，他的曾祖父雍正在《朱批谕旨》中曾写道：“朝廷用人乃头等大事，其余皆为枝叶耳。”可是，道光在用人方面却是十足的失败。他最信任的两个宰辅，其中一个就是曹振镛。曹是主张“多磕头少说话”的第一人，道光原来很喜欢封疆大吏中的陶澍和阮元，就和曹提起，曹振镛最怕有能人超越自己，于是，他就说：“两江离了陶某，恐怕漕运无人可及。”
但他之所以得到道光帝的信任，并被道光奉为知己，并不是他的作官术有多么厉害，而是他的节俭。此人的“节俭”可以说，已入吝啬的境界了。他每天上完朝都要换上粗布衣服带上菜筐和秤杆，亲自去菜场买菜，往往为了一个铜钱和小贩们耗上半天功夫磨嘴皮子。如果争吵不过人家，就把大学士牌子拿出来，小贩们一见到这牌子，马上就哆嗦着让他占便宜了。曹大学士占了一文钱的便宜后便洋洋得意而去。这样天性爱节俭的主正好和道光帝意趣相投。道光帝常将他召进宫里长谈，太监们总以为两人在商量国事，谁知仔细一听，两人谈的都是家庭琐事。
有一次，道光帝在朝堂上发现曹学士裤膝上打了个补掌，就问他打这个掌要费多少银子。曹学士说只须银三钱。道光帝叹息道：“汝外间作物大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
这一声叹息后，道光帝哪里还有议国事的心情？他马马虎虎地议完了事，立即赶回后宫向佟佳皇后长吁短叹。从此以后，佟佳皇后便亲自领着嫔妃宫女勤习针线功夫，不但为皇帝补衣，最后就连日常穿的内外衣物都是由女人们亲自裁剪制作了。
据《清宫补闻》中记载：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前的晚上，彻夜不眠，绕殿转圈子，不停地拍案叹息，等上谕发下后，他连连流泪，说是对不起祖宗。他希望他的继任能够为他雪耻。雪什么耻呢？根据他的节俭癖好，肯定是希望继任者把他咬着牙赔偿的银子要回来。
曾评点过《东周列国志》的蔡东藩评价道光帝说：“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诚然，身为富有天下的皇帝过于奢侈并非是好事，但把“节俭”一事变本加厉，遂成一癖好实是舍本逐末。表面文章做得再好，也进入不了本质。况且，在他“节俭”的倡导下，倒有许多大臣为此而横发其财，岂不是弄巧成拙？节俭本身是一种美德，但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身份地位，如果与身份地位不相称，那就是吝啬、遂趋于荒谬可笑之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