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鲁道夫·罗易的《克什米尔争端：洲际边界冲突的国际政治之个案研究》Roys， Gerald Rudolph，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A Case Study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an Interstate Boundary Conflic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81，是南加州大学198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从洲际边界冲突的角度来分析克什米尔，视野开阔，有深度。
哈里？弗里德曼的《印度独立后的统一行动：葡属殖民地、法属殖民地、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四个印度领土争端的比较和研究》Friedman， Harry J， Ph.D， Consolidation of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Four Indian Territorial Problem: The Portuguese Possessions， The French Possessions， Hyderabad and Kashmi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56，是匹兹堡大学195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虽然行文比较简单，但仍然很有价值，选择四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印度领土争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文章认为，决定印度对这些领土争端的政策，是印度的政治力量而非法律权利，尽管印度领导人在争论时想遵循甘地主义的道德教导，但他们更多的是奉行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
克什米尔问题无疑主要是印巴两国之间的问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这方面的着作很多，希西尔？古普塔的《克什米尔：印巴关系中的研究》Gupta， Sisir，Kashmir， a study in India-Pakistan relations，Bombay， New York: Asia Pub House， 1966、普拉克斯？昌德尔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无尽的冲突》Prakash Chander，India and Pakistan: Unending Conflict （Vol3， Present turmoil），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和罗伯特？沃尔辛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争端》Wirsing， Robert G，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on regiona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希西尔？古普塔从上古的历史起，对克什米尔的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介绍和分析。如果要从印巴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克什米尔问题，该书是不错的选择。普拉克斯？昌德尔以主题的形式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主要关注目前克什米尔的问题，这与本文的主题关联不大。罗伯特？沃尔辛虽然也涉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原因，但更侧重于寻求它的解决办法。
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但印度和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克什米尔危机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
贝赫拉的着作《国家、身份和暴力：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Behera， Navnita Chadha， State， identity & violence: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0认为，通常的分析都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视角来分析克什米尔问题，这是不够的，有必要从克什米尔内部来认识该土邦的政治特征，理解克什米尔各共同体人民的政治渴望，进而去研究克什米尔问题。
她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各种社会模式，包括族裔的、宗教的、地区的、文化的和语言的身份，他们的政治性以及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背景中与该土邦变动的关系。从印度过去五十年政策的得失和克什米尔人的反应，考查了不同时期克什米尔动乱的原因，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印控克什米尔爆发分离主义运动的原因。指出印控克什米尔危机的出现，是印度政策失误、经济发展滞缓和教育水平提高，导致克什米尔人的认同发生变化，使得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印度态度也发生改变，导致问题产生或和缓。她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现实多元化和政治结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是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原因。
波比尔？辛格通过考查克什米尔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认同的变化，以及由此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克什米尔危机的恶化是由于克什米尔人在不同时期的认同转变而导致的VB Singh， Shankar Bose，State elections in India: data handbook on Vidhan Sabha elections， 1952-1985， New Delhi;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7-1988。
古拉姆·纳瓦拉卡在《祈求的联合：克什米尔和“婆罗多”官方民族主义》一文中则认为，克什米尔危机是印度官方民族主义和克什米尔区域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碰撞和激化的结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印度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克什米尔人身上，削弱他们的特性，导致双方产生矛盾，克什米尔人的分离主义情绪越来越浓，与印度渐行渐远TV Sathyamurthy Edi，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India（Vol3），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简而言之，阐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的论着，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从印巴关系方面来解释克什米尔争端，一是从印控克什米尔方面来剖析克什米尔危机。分析克什米尔争端的着作，一般都采用现代民族理论来展开分析，它的中心思想是一元化发展，由传统到现代、部族到民族。因此，他们多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分析克什米尔问题为何产生及其解决的可能性。分析克什米尔危机的着作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拒斥中心化意识形态，强调给人民、社群和族裔以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空间，认为克什米尔人有权利保持他们的特性，应当给予他们高度的自治权。
巴基斯坦学者伊伽兹？侯赛因说：“克什米尔问题的法律视角被忽视了。克什米尔问题的政治而非法律方面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来考查它是否以及何时产生。”Ijaz Hussain，Kashmir dispute: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Islamabad: Quaid-i-Azam University， 1998传统的克什米尔研究过于注重从政治尤其是印巴关系的角度来展开，或者是从克什米尔内部局势的演变来进行阐述。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把克什米尔问题的法律背景予以忽略，也有学者只专注于法律问题而不顾及政治层面，从而把克什米尔问题的政治与法律层面割裂开来。传统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缺点是，把1947年作为分析的起点或终点，从而在阐释克什米尔问题时把现代与传统（近代）割断开来。传统研究的第三个缺点是，分析克什米尔问题的格局比较小，对于周边形势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这三个缺点破坏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完整性，因为它们具有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性和继承性，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完满的解释。
四、研究思路
传统的克什米尔问题研究大致有三大缺点，即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政治与法律的割裂以及分析格局稍小。通过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考查可以发现，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克什米尔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周边紧张的国际关系。为了避免传统研究的缺点，本书试图立足于相对宏观的国际关系格局，考之于相关的法律文本，把克什米尔的现代与前现代结合起来，阐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研究克什米尔问题，大致的思路如下：
克什米尔问题因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起，它虽然产生于1947年，但与克什米尔此前一百多年的历史紧密相关。本书首先考查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如何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得以建立和成型，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版图和政治结构对克什米尔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及其与克什米尔问题的关系。
克什米尔问题是英国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一项副产品，没有印巴分治就没有克什米尔问题。本书接着阐释了在印巴分治的大背景下，国大党/印度、穆盟/巴基斯坦和英国对克什米尔的政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内部各主要政治势力对其归属的态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产生。此外，本书还试图解释为什么地缘政治才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动力，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宗教冲突、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等因素。
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后没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斗争之中。因此，本书接下来分析，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克什米尔问题如何被卷入国际冲突之中，期间是怎样发展演变的，这些后果反过来又对克什米尔问题有什么影响，直到1971年孟加拉战争爆发。
孟加拉战争是印巴两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较量，以巴基斯坦惨遭失败和肢解而收场，从根本上改变了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孟加拉战争的结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直接影响是，1972年7月2日，巴基斯坦与印度签订《西姆拉协议》，宣称此后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1974年11月13日，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重要的政治领袖谢赫·阿卜杜拉与印度政府签署了《克什米尔协定》，接受印控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此前一直不肯放弃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西姆拉协议》和《克什米尔协定》是孟加拉战争结果的法律表现。因此，三者一道成为克什米尔问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它在此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史料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史学底蕴的国家，在历史研究方面有着许多优良的传统。自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学三长以后，历代后学对此莫不孜孜以求。着名哲学家冯友兰说：“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冯友兰着，《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序第1页。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首要的是对史料有尽量全面的掌握，但浩繁的史料不可能穷究，研究者唯有从中择取精当之材，再用流畅的语言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力争对历史事件和现象作出完整而准确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