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纳粹上台的教训，更加广泛地接受自由民主为价值观，天主教世界在教宗领导下，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宗教改革，基督教民主主义兴起。后来，持基督教民主主义立场的政党组成了基督教民主主义和人民政党国际（ChristianDemocratandPeople"sPartiesInternational）这一国际性政党组织，是仅亚于社会党国际的第二大国际性政党组织。欧洲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还有地区性的组织欧洲人民党，组成了欧洲议会里最大政党组织。法国民主联盟加入了欧洲民主党，采取更拥护欧盟的立场。拉美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较之欧洲的同类型政党，更加倾向左翼的价值观。与社会党国际一样，基督教民主主义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混合体，因此能结合了自由派、保守派、社会主义者等在内的各种观点，突出强调以超越性道德和基督教教义作为其广泛的架构。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基督教正义一元论所强调的神人关系、神的主权、人的罪性、善与正义的“政教分立”被忽视了。“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赋予了工人抗争以及各种小共同体（如劳动者抗争体、法律人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传统宗教共同体、区域政府体系）参与和促进法治文明这一世俗正义的落实者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从而以法学家的精神重申了公民权利。经济自由主义却以市场自由与资本自由为道德准则，否定了传统小共同体和劳工阶层集体抗争的道义性和权利性。由此，以正义多元论为表现的经济自由主义应该感谢西方的基督教及其法政传统，是这一传统挽救了它的自由主义名声。明确地说，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民主和其他主义的民主，而是宪政民主。对那些尚未建成法政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般意义上缺乏司法正义要求的哈耶克主义者，则是社会不公正在事实上的缔造者。这里的经济学家，越是反对“民粹主义”，就越体现出专制色彩。
三、自主交叉性小共同体与公正的可落实：
市场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互动长期以来，那些被极端个人论者上纲上线道德批判的共同体精神的同情者，都以一种拨乱反正式的方式坚持一种叙述。我们围绕着基督教正义一元论展开的一系列论文，目的就在于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唤起一种对小共同体精神的尊重和认可，减少中国现存的社会思潮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确立起一种尊重社会多样性的正义一元论精神。这样一种自生自发秩序的营造，势必导致小共同体的林立，在各种小共同体中的交互性参与中，从而达成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然而，这些叙述，仍然不够全面和深刻：与诸多政治哲学流派先前的叙述，具有一致性的缺陷，即没有认同各种小共同体的交互存在状态，并且将这种状态以一种独立于单一小共同体和个人碎片化的状态清晰地解说出来。
对这种状态的清晰定义，较为合适者，即为进行描述性阐释。我们可以以几起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转型意义的事件及其文献来展开相对详细的举例式论证。英国玛丽一世（MaryI）1553年即位后，因残酷迫害宗教改革家，烧死新教徒达300多人，而获得了“血腥玛丽”的称谓。1603年，詹姆斯一世掀起了对清教徒的又一轮迫害。于是1620年9月，搭乘“五月花号”的100位清教徒前往北美的大海上订立了《五月花号公约》。公约载明他们愿意在新大陆建立小区，服从其中的法律：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据此于耶稣纪元1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英格兰第五十四世国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于右。
条约签订时，全船一共有乘客102名，其中分离派教徒35名，其余为工匠、渔民、贫苦农民及14名契约奴，带领者为牧师布莱斯特。这些人很难说是优秀的经济学家，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改革派，或者是到处写论文批判“民粹主义”的国立机构研究员或教授。“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哥林多前书》这样一个小共同体，有来源于各种小共同体的成员，如工场、农场、教会。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体是教会，多种小共同体在教会这个核心体中有自己的参与和特定形象。这些互动性参与的公民签订了一个新的扞卫个人自由、限制未来共同体的政治契约。
如果说《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者为流亡在英国海外的异议人士，数百年前的英国《大宪章》的斗争，则带有体制性色彩，参与者是来自各种小共同体的领袖和代表人物。订立大宪章的主因是英王约翰及各地的封建贵族对王室权力出现意见分歧。1215年6月10日，英格兰的封建贵族在伦敦聚集，挟持英格兰国王约翰。约翰被迫赞成贵族提出的“男爵法案”（ArticlesoftheBarons）。同年6月15日，约翰在兰尼美德（RunnyMede）为法案盖上王室的盖章，贵族在4日后重申效忠约翰。最后王室秘书将国王与贵族间的协议正式登录，即成为最初的大宪章，并将副本抄送至各地，由指定的王室官员及主教保存。大宪章中，最为重要的条文是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该条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这是出自中世纪时期的法律程序，加之于国王却是史无前例。
大宪章运动的参与双方为国王和地方贵族。国王是中央集权势力的代表者，也是地方维权运动的升级版的失败者。维权运动的意义在于，既然维权运动以权利为逻辑，就不能奉行那种“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逻辑；维权的规范逻辑自然是保存自己、不消灭敌人，彼此有个制约。道理很简单，那种以暴力为结果的、不带有正义一元论性质的道德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是一个不能被制约、内心深处也不愿意被制约的一元一样的专政政权。然而，这样一种分析仍然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
道理很简单，既然国王如此之恶毒，在斗争的双方已经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凭什么斗争的一方要妥协，而不是将作恶的一方的势力彻底消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人类有限的历史来看，必须寻找一种超越于斗争双方、顺理成章地重申臣民权利、又在权利被重申之后节制公民反抗情绪的机制。对此，今天的一些道德家立即会想到加强公民素质和修养建设，然而这个说法也的确太富有想象精神了。事实是，在这个特别重视传统的国家，传统伦理一一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一一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大宪章》由序言和63条组成。序言体现了宗教性色彩：
受命于神的英格兰王国国王兼领爱尔兰宗主，诺曼底与阿奎丹公爵、安茹伯爵约翰，谨向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森林官、执行吏、典狱官、差人，及其管家吏与忠顺的人民致候。由于可敬的神父们，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大教长兼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斯提芬，杜伯林大主教亨利……暨彭布鲁克大司仪伯爵威廉，索斯伯利伯爵威廉等贵族，及其他忠顺臣民谏议，使余等知道，为了余等自身以及余等之先人与后代灵魂的安全，同时也为了圣教会的昌盛和王国的兴隆，神的意旨使余等承认下列诸端，并昭告全国……很快，大宪章就进入了可司法化的立法性条款。这些条款旨在维护贵族、教士的权利，主要内容有：保障教会选举教职人员的自由；保护贵族和骑士的领地继承权，国王不得违例征收领地继承税；未经由贵族、教士和骑士组成的“王国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得向直属附庸征派补助金和盾牌钱；取消国王干涉封建主法庭从事司法审判的权利；未经同级贵族的判决，国王不得任意逮捕或监禁任何自由人或没收他们的财产。此外，少数条款涉及城市，如确认城市已享有的权利、保护商业自由、统一度量衡等。国王如违背之，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对国王使用武力。
现代多元论者极有可能非常反感《大宪章》对国王违背宪章的惩罚性条款。不过在某些政治哲学中混乱不堪的、在这些思潮中争论不休的道理在法理学中却是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一个契约和作为社会契约的法律和宪法必须附带强制性保证。换而言之，契约内在文字的逻辑前后一致性、契约执行的强制性正是正义一元论的体现。《大宪章》从前面的宗教性宣告，如何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后面的可司法化的立法性条款，这是一个在宪法学具有非常意义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成功探讨，对我们探讨某些意识形态化色彩的传统国家如何过渡到司法中立和程序正义的宪法政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实践证明，能够制约政治斗争双方，迫使彼此在力量均衡的情况下很快顺理成章尊重现状，就必须让斗争双方成为一个明白人。明白人的意义在于，要让斗争双方意识到自己是行为上的有限者，也要认识到自己是道德上的有限者，并不具有任何“替天行道”的特权与能力。由此，力量均衡的双方很快就会订立契约，通过对彼此的制约，达成对彼此的保护：制约性条款，我们称呼为义务；保护性条款，我们称呼为权利；连结二者的是来源于神的正义，必须落实为人间的成文法，发展为宪法性文件。
然而，光有单一性小共同体，仍然不足以实质上扞卫小共同体的持久利益，尤其是让公民试图用脚投票，以迁徙自由来摆脱特定小共同体对个人自由之压迫。由于内在的正义精神之失去、结构的走向等级化，小共同体难免腐败堕落，成为压迫个人的平台。崇拜单一小共同体无异于崇拜寡头铁律。一种文明的社会体系，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群体崇拜和小共同体崇拜。个体如果要更加细节地、全面性地兼顾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价值观与具体诉求，势必相对熟悉其他小共同体的价值观和具体诉求，对他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了解。否则，“顾全大局、深思熟虑、力所能及、循序渐进”的小共同体精神，很有可能在那种只顾特定小共同体、毫不照顾其他小共同体的思维状态和生活状态中失去。这样，有一个小共同体必须有来自于各个小共同体的成员，而且来源、所跨的职业和地域越广越好。《五月花号公约》和《自由大宪章》的签署者，就是如此。这样一种小共同体之交互参与状态，我们称之为“自主交叉性小共同体”。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福利制度之构建，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自由和小政府的国家，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并未导致美国走向专制极权。哈耶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由于相对缺乏宗教社会学知识，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思考盲点。新教倾向明显的美国，以基督教色彩鲜明的美国共和党为例。这个党特别重视经济的放任自由主义，却是文化的保守主义呼吁者。这样一个奇怪的价值安排，事实上是主张基督教会和社区，而不是政府更多承担社会福利与社区慈善的功能。这样，政府仍是小政府，社会却并未缺少爱与慈善。公益与基督教传统密不可分。在基督教世界，财富在法律意义上是私人所有的；但在信仰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慈善是基督教及其教会的传统之一。世界上最主要的福利国家，几乎都是基督教国家。天主教行善者特蕾莎修女终身为穷人服务，于1979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世俗公司以追求利润为己任，但慈善之心仍会进入企业和社会。慈善与公益本身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普世价值，只是基督教相对较好地将慈善与法治结合起来。在美国，遗产税制度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一方面，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实行高额累进制，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法律规定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捐款者享有扣除相应数额税收的待遇，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和捐赠减税，以激励人们捐赠。21世纪初，美国税率逐步在下降，但慈善捐款仍在上升。
作为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美国也因此是很少有大规模阶级矛盾的国家。这个局面，使得美国政府不必过多承担欧洲福利国家的负担，而有能力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包括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那样的艰巨使命。可以想象，如果法政的美国单有经济自由主义，而没有以宗教为机制的共同富裕精神，尤其是没有普通法传统，劳资斗争将会迅速兴起。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基督教社群看来，人在现世任何意义上的付出，并不具有任何相对于他人的道德意义上的优势。慈善被认为是一种信仰下的社会责任，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完成慈善家（或者是企业家）以高于他人（尤其是经济地位远远弱于他们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优势的合法性论证。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付出的多少往往仅仅与不同的社会主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的多少有关。且不论企业家的经营机制是否为合法合理，即使完全取之有道，也并不赋予他们这种“因慈善称义”的权利。今天我们根据人类竞争的相关理解不难知道，这种“因慈善称义”的做法，事实上必然将导致劳资之争中天然地导向为财富占有者阶层辩护，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竞争的“马太效应”。事实上，一切看似“爱”的“慈善”，最终都可能被操作为一种控制和压迫社会机制。反之，“因信称义”（Righteousness by Faith，Justified by Faith）的慈善机制及其世俗化的各种慈善观念与相关机制，有力地缓解了西方雇佣劳动制下的劳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