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特色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取得的新成果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和逐步发展，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广大的社会学理论工作者力图在实践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批社会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概念和思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前沿理论和观点。
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又可以称做中国气派或中国风格的社会学，它并不是一句套话和空话，而是一种符合社会学历史和现实的提法，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它所称的社会学是指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
社会学自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正式诞生，并逐步在各国生根、开花、结果以来，就一直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样的双重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一门学科，没有普遍性便不成其为理论和学科，所以，不论是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思，都以发现人类社会程度不同的普遍规律为己任；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现代性的直接产物、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也不能不这样那样地表现创始人、实际奠基者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特点、所处时代和阶段的特征，因而也不能不带有某种特殊性。我们看到，孔德强调“秩序和进步”，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广泛的社会失序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革命批判性的社会学，则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多次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的状况密切相关。同样，迪尔克姆的自杀论，具有强烈的欧洲特色；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帕森斯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而严复以治乱兴衰定义的群学、费孝通关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理论，则给人以印象极深的中国特色等等。而且，就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来说，社会学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普遍性，正是通过不同社会学家的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表现出来的。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普遍性，也找不到纯粹的特殊性，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社会学理论和学科的两种不可分离的属性。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正如事实上存在的欧洲特色的社会学和美国特色的社会学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推敲的。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存在两种误解。一种误解认为：社会学就是社会学，不必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另一种误解则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意味着它仅仅是纯中国的。这两种说法，初听似乎有理，其实是说普遍的便是纯粹普遍的，特殊的便是纯粹特殊的，两者的共同点是把普遍性和特殊性截然割裂开来了，不承认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要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际上也不符合迄今为止的社会学的历史事实。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而欧美社会学文献却很少见到他们说“欧洲特色的社会学”和“美国特色的社会学”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中心主义根深蒂固、战后美国中心主义甚嚣尘上，过去的欧洲人、特别是当今的美国人，自以为欧洲的或美国的便是世界的，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特别表明“欧洲特色”或“美国特色”的必要。这种自大心理，是因为他们把那种事实上与普遍性统一的特殊性误认为并夸大为一种纯粹的普遍性。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长期以来，它们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受害者。随着这些国家的广大学者在无数屈辱事实的教育下，自主意识逐步加强，认识到尽管自主介绍欧美社会学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不能做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推销员。更重要的是，日益自觉到必须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既非常尊重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和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也非常尊重欧美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所作出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所不赞成的只是社会学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与此相联系，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仅仅是中国的，而是表明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同时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所以，这个提法还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培育、增强自己的学术实力，改变自己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所处边陲地位、争取与欧美社会学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
二、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运行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可以从治乱兴衰这种社会运行的角度来加以概括，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研究的一大特色。用“治乱兴衰”或“治乱盛衰”来评价社会运行状况，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治世”和“乱世”，治世如西周的“文武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清初的“康乾盛世”，乱世如“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作为现实的反映，在中国从古到今的思想家那里，不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此后的学者，都有众多的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论述。我们还注意到，生在乱世的思想家往往站在乱世盼治世，虽然他们对各自盼望的“治世”的理解不同；而生在治世的思想家则往往总结过去乱世的经验教训，避免治世再次陷入乱世。总之，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思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
上述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对中国社会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第一个定义，是被******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严复给出的。对中学西学都有深厚功底的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做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社会学学者在用治乱兴衰这种社会运行的视角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社会运行类型的概念，把社会运行区分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三种类型，并提出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样的新观念。这事实上既继续了严复的思路，又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和创新。我们把这个既有中国特点，又没有离开世界社会学的传统和潮流的观点，叫作社会运行论。这里，所谓传统，是指从孔德开始到现在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定义都没有离开“秩序和进步”、“结构和过程”、“运行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所谓潮流，是指世界社会学的综合性倾向。我们运用上述视角，对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社会运行状况作了分析。其中，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我国社会处在初步良性运行阶段，1956-1959年处在中性运行阶段，1959-1962年处于局部恶性运行中，1962-1966年处于中性运行，1966-1976年处于全面恶性运行中，1976-1978年处于摆脱恶性，转向中性运行阶段，1978年至今则处于良性增加的中性运行阶段。
上述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行状况的分析，纠正了过去一个非常幼稚的观念，即似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现在，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常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如果搞得不好，还会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就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一课。既然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按照这种机制去尽力加以争取。从这个角度看，1978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真正结束了中国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使之进入了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状况，并展示了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转化的现实可能性。对社会运行论的重要概念“社会运行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较为系统的探讨。关于社会运行条件，社会学家在回顾了中外社会学界对于这个问题从社会要素、社会条件和功能主义三种角度所做过的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其中合理因素，对社会运行条件作了理论说明；接着，社会学家又分别阐述了社会运行的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最后才特别研究了对我国社会运行产生特殊影响的内外两个条件，即转型时期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国家的迟发展效应。而对于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学家则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运行机制”这一概念的含义及体系，分别说明了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对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的阐述，结合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实际以及人们关心的问题。通过这些探讨，使社会运行论向结构上较为合理和学理上较为成熟迈进了一步。
（二）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还可以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加以概括。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概念，用社会转型或者社会转型加速期来说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转型”也和人口多等因素一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当前中国的各种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和制约。另外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社会类型过渡，包括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我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是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并交织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同时，城市本身往往成为城乡结合体；城市化主导趋势不是城市向农村辐射而是表现为农村包围城市式的自身城镇化；由于某些不可超越的条件限制，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可能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但这种转型的实现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主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中国社会学中，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即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的含义是相同的。因此，它与一般的转换不同，是一种特殊的转换。这里说“传统型社会”，而不说“传统社会”；说“现代型社会”，而不说“现代社会”，是因为对当今社会的研究不像20世纪60年代旧的现代化理论那样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事实上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就中国社会来说，尽管传统因素实际上还在这样那样地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现代因素也显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早就不是那种典型的传统社会了，而且，分别看来，纯粹传统的东西也很难找到，总是多多少少，程度不同的带有一些现代特点，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传统因素不仅可以转化为现代因素，而且如果方针和做法正确，还可以成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例如，对东方集体主义的重塑和开发，就可以成为这样的深层因素。即使将来现代因素实际上起主导作用了，传统因素也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存在，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那时，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现代社会。所以，我们并不能把传统看作包袱，而应该看作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就看善于不善于利用。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又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
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社会转型，就能知道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就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向异质性日益加强的社会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现代民主在某些文盲充斥的农村的变形，一些地方的婚丧嫁娶从现代退回到传统（彩礼、买卖婚姻；不仅为死人，还为活人建坟等）；既有传统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的复苏、以换汤不换药形式出现的家长制等；又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等。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社会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特点，学术界还提出了“社会转型度”这一概念，把它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转型度可具体区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当代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问题，正十分集中地从这五个方面表现出来。“社会转型加速期”是指1978年到现在这一段时期。之所以把这一段时期叫做“社会转型加速期”，是与中国社会以前所经历的转型相对而言的。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40年-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其中，在速度上，第一阶段处于慢速，而第三阶段则处于快速时期；在难度上，第一阶段是军事上的难度大，第二阶段是建设上的难度大，第三阶段则是利益调整的难度大，加上建设的难度大。
为了说明中国大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转型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学者还提出了“社会转型势”的概念，并按转型势把中国大陆分为三类或三种水平：东部地区是转型强势地区，中部地区是转型中势地区，西部地区则是转型弱势地区。转型强势地区，确切地说是指强势因素占优势的地区，并非是一切都强，而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弱势因素和中势因素；同样，转型弱势地区，也并非一切都弱，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强势因素和中势因素；而转型中势地区也有自己的强势因素和弱势因素。中国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各个地区不断地改善、增强和提升自己的强势因素，不断缩小、减弱和清除弱势因素和中势因素的过程。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是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符合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新发展。
（三）社会学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因此，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问题。对于本土化，社会学界早有议论，曾有“资料本土化”的说法，即把本土化理解为“理论是外国的，资料是中国的”，现在又有“对象本土化”、“理论本土化”以及二者同时本土化等诸多说法。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现在看来，以下几点在社会学界大体达到了共识。
1.所谓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
2.在当今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是与社会学的发展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土化问题的正确解决，是以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为前提的。要选择社会学正确的发展方向，首先必须掌握正确的指导思想。所谓指导思想，就是我国的社会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为指导，一方面，从中学习领会经典作家观察社会生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掌握他们对社会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离开这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从而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
3.当今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这里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社会学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同时，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悠久的优秀传统中吸取养料。
4.本土化并不是排外化、全盘拒斥外来学说，当然，本土化更不是外国化、全盘照搬。可以说，本土化本身就包括借鉴、扬弃国外社会学，特别是西方社会学的问题。
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为指导的、吸取国外社会学精华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到21世纪，这样的社会学本土化，将随着研究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深入而加速进行。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国的发展日益引起国际注目，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也日益突出。所谓国际化，也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学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具有与国际社会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从而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承认；二是中国社会学家能从世界的高度，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这两个方面也是相依不离的，后者是前者的内在本质，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在21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将同时加速，这是世界一体化趋势和中国与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必然结果。
社会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两个不同的但又紧密联系的过程。社会学的本土化并不排除国际化，社会学的国际化也并不排除本土化。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从哲学上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我们的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了，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因为，如果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亦步亦趋，言必称西方如何如何，不能建构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其发展，这种社会学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样的社会学显然不可能真正国际化。
（四）对社会互构论的新探索
关于社会互构论的新探索，是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既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又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学者们考察了个人与社会关系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再从旧现代性到新现代性的转变，考察了社会学随着上述过程诞生、发展、成熟、陷入危机、进行反思和重建的历程。这些考察，使我们对不同于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
我们把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谐调，社会和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或传统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和自然谐调，社会和个人和谐，并把社会和自然两种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含义。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前景和展望
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本土化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学科的性质等问题上，社会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集中体现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用费孝通先生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一门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是一个涉及很多层次、极为复杂的课题。比照欧美社会学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学在其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重大课题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吸取西方社会学成长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作为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展望。
第一，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代欧洲社会学重新发现马克思给我们的启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理论为指导的简称。中国社会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从中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社会生活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领会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的最基本的结论，对中国社会学者来说，特别要掌握******、******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离开这些，中国社会学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其他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
最近20年来，欧洲社会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法国的布迪厄、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等，为了突破和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从各个不同方面作出努力，从而导致了当代社会学建构主义这种学术取向的产生。例如，吉登斯的“社会结构二重性”认为，社会结构既是个人行为的前提和条件，又是个人行为的结果和产物，把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都看做一种建构过程，从而打破了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其实这不过是在根本观点上重新发现了或回到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思想，并把它运用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把人与社会看做是一个互生、互动的过程；也即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实际上做了建构主义思潮近二十年来所做的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现成事物的集合体”的辩证思想运用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个人与社会互为因果的思想：“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还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当然就具体论断说，无疑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校正。我们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就是以其根本观点为指导。从欧洲社会学以各种形态回到马克思，并日益成为世界社会学理论中心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性。
第二，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明了世界社会学的整体态势——吸取欧美社会学的优点，走自己的路。
首先，欧美社会学是强势社会学，处在中心地位，而中国社会学是弱势社会学，处在边陲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树立主体意识，防止处在边陲地位，对西方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边陲思维”，而应有中国学者自己的主体意识。客观地承认自己是弱势学科，不等于甘当弱者。我们要通过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做到：“你懂的，我也不是不懂”；“我有的，你却不一定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
其次，由于美国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失衡，陷入实证主义的困境，很少产生原创意义的社会学大家，世界社会学的中心，至少是世界社会学的理论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回顾中国社会学，自1978年重建以来，美国式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一直是中国社会学模仿的对象，实证主义范式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中的主流话语。这样一种知识取向与中国社会学独特的发展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实证主义范式对中国社会学的消极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过分侧重于具体的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缺乏甚至有意回避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持，大量经验研究停留于低水平的现象描述；研究成果自说自话，相互之间缺乏综合、整合和积累，缺乏一个一般理论将具体的经验研究成果贯穿起来。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我们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第三，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将世界社会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的，它应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立足现实，中国早期社会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应用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的著作，中国也因此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被誉为在思想质量上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重新获得大展身手机会的社会学界，仍然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并把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实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应当说，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不论是在理论社会学方面研究的进展，还是在应用社会学方面研究的进展，凡是有重大影响、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无一不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果。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史论结合对社会学是同样重要的；没有历史感的社会学作品，是缺乏底蕴的。创造中国特色，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社会学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际，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同时，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从我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我国悠久的优秀传统中吸取养料，并同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点所反映的世界社会学普遍原理结合起来。这样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社会学，既使世界社会学的普遍原理扎根于中国，同时又对普遍原理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抓住快速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学术机遇，吸取欧美社会学的精华，开发我国悠久的社会思想学术传统，并且要拥有一批高素质且年龄结构合理的社会学者队伍，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主要条件。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创造条件，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成果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之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李巾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