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硏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九岁丧父后，奉母归郑州。不久，义山随从叔习古文和书法，希望能振兴家道。十六岁时著《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十七岁时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辟为巡官，从此，开始了断梗飘蓬般的“薄宦”生涯。牛党令狐楚爱其才，教授骈文，并令义山与其子令狐等同游。此后八年，除有短暂时间的宦游外，义山一直在令狐楚的幕中。大和九年（835）前后，义山赴玉阳山、王屋山一带隐居学道。开成二年（837）应举，经令狐引荐登进士第。次年，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中，茂元爱其才，以女相嫁。是时，朝廷牛李党争激烈，王茂元属李党，义山婚娶茂元之女，因之，牛党以“背恩”诟病。
义山素有大志，无意中卷入牛、李两党倾轧的漩涡，为他仕途上的失意埋下了伏笔。后人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评价义山，应该说是深中肯綮的。婚娶茂元之女后，义山虽曾有任秘书省正字的经历，但大部分的时间却浪迹于幕府。顿挫中总想奋起，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政治上的落拓与不甘寂寞的情怀拧结在一起，遂使他不得不穿行在入世进取和消极避世的两条道路上。从大的方面讲，义山善于将个人的不幸与时代风云的变幻糅合在一起，善于从个人的际遇入手反映现实，这一表达折射到其诗歌创作方面，不但曲折地反映了唐王朝走向没落时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而且还刻上了深深的个人烙印。换言之，徒有壮志、身世零落与关心国事的契合，使义山的诗带有强烈的政治要求；欲罢不能与欲言又止的结合，又使义山的诗生发出朦胧的意象。
义山是晚唐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歌约六百首，诗歌题材广泛，然而，无论是吊古伤今、写景抒情、即事名篇，还是寄寓身世、吟咏爱情，都给人以不尽的遐想和享受。义山诗长于比兴，运典工巧，语言凝炼。无论是读其诗想其为人，还是读其人评品诗格，都给人以不尽的享受。义山善于摄物取象，善于以物象摹写心象。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义山摄物取象总能翻出新意，给人以别样的感受。究其原因，我以为，这与义山对语言的独特理解和把握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为文之道在于简洁，在表述时应尽量避免语言的歧义。这自然是对的。然而，语言的丰赡性又不是言语的单一表达所能容纳得了的，它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歧义性（模糊性）对语言丰富性的承担。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义山举重若轻，在以物象摹写心象的同时，又以心象反观物象，通过对语言歧义性（模糊性）的发掘来承担难以表述清楚的思想。人们常说，思想大于语言。这是因为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代替不了思维，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摹的。义山似乎深知其中的奥妙，他善于利用语言的歧义性或模糊性来表述丰富的思想。由此及彼，当语言的歧义性（模糊性）与物象进而是心象混融在一起时，由此来追究义山的艺术世界，产生扑朔迷离而又应接不暇的感觉则是必然的。义山诗深沉蕴藉，其象征性和暗示性与他对语言的独特理解息息相关。因暗示而朦胧，因朦胧而象征，因象征而产生多义，因多义而令人捉摸不定，因捉摸不定而耐人咀嚼和寻味，从这一意义上讲，义山诗气韵宏肆、伤感沉郁、绵邈悠长、深惋凄丽、蕴藉含蓄的多样风格，是因义山对语言的独特理解和把握而形成的。
总之，李商隐的创作实践证明，诗歌的语言不必明了单一，带有歧义的词语，更善于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