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别人种辣椒赚钱后，HN家2000年开始种辣椒，当年种了0.4亩。这是一种典型的示范效应，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都有随大流的特点。凡事自己一般不愿领先，总要以别人做了后的效果来决定自己的行为。2001年，因为没有买到合适的辣椒种子，就没有种植。这说明经济行为受制于资源可得性，同时还体现农民生产脆弱的一面，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差。2002年，辣椒同样种0.4亩，2003年种了0.8亩，还种了0.6亩玉米。辣椒是种在收了早稻以后的田里，玉米可以种两造，那么种玉米的田就不能再种水稻，而种辣椒的田还可以种早稻。2003早造种了0.6亩玉米，1.4亩汕优桂99，收获1500斤谷。特青1.4亩，收获1200多斤谷，珍桂矮1亩，收获大约800斤谷。县里推广优质谷种植，免费提供少量谷种给农民种，HN家早稻种了0.2亩优质谷，名为丰华粘，收获了160斤，按粮所定的收购价全部卖掉了。2003年下半年，仍然种0.6亩玉米，种了0.8亩辣椒，糯稻0.4亩，收获160斤左右，种1.2亩汕优桂99，收获900斤，特青种了1亩，收谷650斤左右，珍桂矮种了0.6亩，收获谷350斤。
2003年辣椒的收成是HN最为兴奋的事之一，在辣椒收获期间，每几天可收入100多元，总共的辣椒收入估计有2000元。HN和妻子都表示2004年要种更多辣椒。2003下半年后米价高涨，2004年县里又发展优质谷种植，以每斤0.28元的价格限量提供谷种，HN家表示要多种一些优质谷，起码要种1亩多。下半年还要多种一些辣椒，不再用水田种玉米了。
由于生活生产环境的相似性，以及村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互动，村民之间的行为具有许多相同点，我们还可看到其他村民也有与HN家经济行为相似的地方。
D家，夫妇二人都60岁多一点，有一个儿子在武鸣县城打工，平时D先生和妻子在家种三个人的田地，总共有3亩水田。2003年上半年，种有特青1.8亩，珍桂矮1亩，丰华粘0.2亩。2003年下半年，种了1.8亩特青，1亩珍桂矮和0.2亩糯稻。D表示2004年要种一些辣椒，要少种一些甘蔗。他认为特青的亩产量比杂交稻只少一两百斤，效益差不多。他家有两年没种杂交稻了，2004年也不打算种。
HH先生家，夫妇二人都是40多岁人，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初中毕业后都去了广东打工，儿子现在还读初中。平时只有两个人在家做农活，HH先生前些年也曾外出打工。现在他们家有4亩田。2003年上半年，种杂交稻汕优16号1.4亩，特青1.8亩，珍桂矮0.8亩。2003年下半年，种了1亩辣椒，种了1.6亩丰华粘。还种了1.2亩特青，1亩珍桂矮和0.2亩糯稻。2004年初，HH的妻子表示不想再种丰华粘了，认为病虫害多难管理，还是种常规稻好。
（第七部）分结论
一、土改前后及集体化下的农民经济意识特点
从前文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在解放前的1940年代，上潘屯的农民大部分达不到温饱水平，是处于生存边缘的群体。由于土地这一基本生存保障资源匮乏，以及种植技术相对落后，“吃干饭”成了当时所有农民的经济目标，也成为一个衡量财富的标准。这说明在低水平经济下的农民，由于条件所限，其经济目标的追求也是低的。这或许可以称为一种“低水平陷阱”。“小富即安”的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也完全可以理解。
由于谋生手段有限，当时的农民采取了开荒增加耕地和给人当雇工的形式增加收入。这一时期农民种植的产品以用于自己消费为主。商品化程度很低，表达收入不以钱衡量，而是以多少斤谷子、多少斤杂粮表示。这说明当时农民生产还处于自然经济阶段，农民直接追求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劳动对农民而言，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手段而显得与价值无关。
农民应付贫困，还有一种道德经济的方式，即家境贫困者与较富裕的亲戚一起生活。前文已说到八队有一户被划作地主的家庭，他家本来拥有的田地很少，而人口却较多，日子过不下去，就与一户富裕亲戚一起生活。该富裕户还收留了其他人一起生活。被划作富农的那户人，也收留了一个穷亲戚一起生活。在土改时，被收留者说自己是该户的长工，导致该户被划为富农。
斯科特论及东南亚农民的“道德经济”，格尔茨提出“分担贫困”的概念，其内容都意指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会采取“互惠”、“共享资源”的办法，使贫穷的村民能渡过难关，以维持村落的稳定延续。中国农民同样具有互惠互助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在建房、宴席、人生礼仪等场合表现出来。上潘屯是一个有共同祖先的单姓屯，一般而言，这种屯的村民互助表现更为强烈。可以说，上潘屯农民的经济意识中具有“道德经济”的传统。
集体化之后，农民成了集体组织的一员，劳动不再归自己支配，生产决策也不由自己做。农民只是单纯的劳动力，每天被分配去完成各项生产任务，其角色类似机械性的工具。在“大锅饭”体制下，农民甚至想办法偷懒，表现出一种扭曲的经济意识。当时有一些今天看来荒唐的经济行为，如劳动力去砍树“炼钢铁”，稻子成熟不收；有时规定某月某日完成插秧，时间一过，即使还有田没插秧，还有秧苗没用完，也不再插秧了。多余的秧苗被丢弃，水田改种别的东西。这些事实并不能真正说明农民非理性，只能说明制度安排有问题。因为农民在这种制度下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经济意识。
二、现阶段农民经济意识特点
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里，农民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农民的生产目的，也正在从为家庭消费生产向为市场生产转变。生产被卷入市场化之中，但又不是完全的商品生产，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农民的食物消费也还是以自我生产的为主。具体到水稻，以二塘村八队为例，在1980年代之前，它完全是为了维持生存而种的作物，农民的稻谷除交足国家任务之外，都是自家消费。1983年包产到户以后，水稻的产量逐渐提高，农民开始真正有消费不完的“余粮”，但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完善，“余粮”只能卖给粮所。1998年之后，二塘村有了粮食收购点，二塘村八队的水稻种植才“半商品化”。简而言之，单是水稻生产一项，就反映出农民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特点。相应的，农民经济意识也表现为同时具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特点。这与郑风田的农民既为家庭生计生产又为市场利润生产的说法相符。
首先，“乡土意识”的意义已有所转变，相对于自然经济下的“安土重迁”，离开家乡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去城市打工已经成为年轻人所向往的就业模式。中年人如果有机会也愿去外地打工，这说明“乡”的观念已经不像50年前那么重了。乡村经济的封闭性就此打破，具有开放性的一面。如果外出打工比在家做农活收入多，62.8%人表示愿意外出打工，愿意在家做农活和说不清的人分别占18.6%。这说明大部分农民更重视收入的多少，而不是离乡与否。就整个中国而言，目前有大约2亿农民作为流动人口在城市谋生，农民的城市化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同时，“土”依然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于农民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大部分农民工只是城市的过客，终究要回到农村。对相当多的农民而言，土地仍然是最可靠、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形式。53.5%的农民希望多承包土地，46.5%的农民希望维持现状，没人愿意少承包土地或不承包土地。但是，过去水田完全种稻的生产意识已经过时，现在有了更有效利用土地的意识。
第二，农民的生产目的，已经从过去的温饱追求上升到对现代生活的追求。现阶段二塘村八队最迫切的财富追求就是房屋的现代化。火砖钢混结构的楼房是基本的住房要求，大多数人的房子还没有粉刷和装修，城市化的房屋装修模式是他们的追求。村里有几家房子装修得较好，跟城市的住房一样，受到许多村民的称赞和羡慕。孩子的教育费用是另一项重大负担。村民对现代化的东西相当向往，特别是对彩电、VCD非常喜欢。大部分农民表示对自家目前的收入状况不满意，认为太少。对现代生活的追求，促使农民进行更多的追求现金收入，进行商品化生产，追求更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这也是水稻近年来“有发展没增长”，“水稻面积递减”的原因。
第三，从传统经验向现代性技术的转变。与传统上对“小农意识”的看法相符，农民生产具有习惯沿用老方法，不敢轻易接受新技术的特点。这是规避使用新技术风险的方法，一旦一项新技术被证明比农民习惯的老方法效果更好，农民就会立即采用。“示范效应”在农技推广中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大部分农民对新农技一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等看见别人使用新技术效果确实好以后，自己才跟随使用。这种模式使他们能有效规避新技术的风险，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失。即使到现在，尽管农民已经从过去不断采用新技术中获益很大，对最新的技术，仍然采取一开始只是观望的态度。
第四，交换意识的从弱到强。当代人的生活离不开金钱，农民也一样，他们获得金钱的手段主要是交换和务工。务工的农民人数占农民的比率并不太高，对相当多农民来说，只能通过交换获得金钱。同时只能通过交换才能得到生产和生活上的必需品。农民不是商人，但也能从商业活动中锻炼成商人。对于自己买卖的商品的价格，农民非常敏感，平时谈得很多。如辣椒收获期间，每家种有辣椒的农民都对其当天的价格非常关心，不管自己有没有卖，都会打听一下当天成交价。有的农民采摘辣椒也会选时间，如果当天很多人采摘，他就不摘，次日才去采摘，这样可以避免本村的辣椒同时上市量太大。另外，农民也会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包装，会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有少数农民专门从事商业活动，更说明了农民交换意识的增强。
第五，农民生产及其他行为的功利性有增强趋势。农民不仅在生产中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而且还将“谋私利”的思想带到日常事务中。有村干说农民有一种“想占便宜”的思想，没有直接利益的事不愿做。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稻田水沟和田埂的问题。大多数农民只管自己用水，需要用水时将水沟堵住，放够水后并不将沟清理好。致使水沟淤积不畅，造成供水困难。田块之间的田埂越挖越小，人都难以走过。这反映了私利意识致使公共事务的荒废。现在公共事务最大的问题就是水渠的畅通问题，每年村里要组织农民清理水渠，总是没有多少人愿去，即使去了，做的也是表面工作居多。
第五，食物自给消费和非食物的商品化消费意识。以自给自足为特色的自然经济，在今天仍然延续了食物自给这一传统。农民平时吃的粮食、菜都是自己种的，吃的油是自己种的花生榨的。吃的水果大部分是用稻谷在村子里与小贩换的，也可算是一种自给。鱼塘养的鱼也是为自家消费需要。鸡鸭也都是自家养的，只有平时吃的猪肉是买的。因此说，食物自给的意识还十分强烈。
除食物之外，衣服、绝大部分日用品、建材等消费品完全是商品。农民也开始喜欢用用广告中宣传的日化产品，如洗发水，洗洁精等产品，传统上农民并不使用这类东西，而现在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产品。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每年的商品消费开支越来越多（建房因素引起的开支除外，它是一次性消费，不是经常性开支）。这表明农民生活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三、影响农民经济意识变迁的因素
影响农民经济意识变迁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根本上，可以说是实践的变动引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经济生活从解放前的缺衣少食转变到现在的丰衣足食，生产从自然式手工耕作逐渐转变到科技手工为主机械为辅的耕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由封闭的计划经济走向开放的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有了巨大发展。所有这些外在或内在的物质实践的变化，必然要引发农民经济意识的变迁。
具体引发实践变动的原因，也有多种因素。有时是一种因素引发意识的转变，有时则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下面分析几种主要因素。
第一，国家行政力量。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国家行政力量在稻作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农技部门的研究和推广，稻作技术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发达，农民生产的科技意识会更加弱。农民在国家多年的农技推广中培养起较强的良种和科技意识。现在不少农民感觉当地的农业科技宣传和推广力度不够。国家对粮食生产的强调，促使农民在“以粮为纲”的实践中形成了粮食生产为根本的生产意识。在需要交公粮的时候，农民种水稻的理由中，“国家要求交粮，要完成国家任务”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国家行政力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民生产和行为和态度，还通过各种经济政策间接地发生影响。如市场化，是一个大的政策背景，并没有直接干预农民的生产，但农民的生产在这一政策背景下逐渐发生转变，慢慢的农民也就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具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影响农民经济意识的因素，包括各种国家政策以及国家溶入全球化的趋势。尽管农民不懂得WTO，但由于加入WTO后种种原因造成的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能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即是说，种种因素都可能通过价格来影响农民的生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