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必须得到保障，基本权益必须得到维护，人格尊严必须得到尊重。社会学提倡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是有原因的。首先，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数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其次，社会学作为一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改革的社会科学，深知不保障弱势群体人基本生活，不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可以说，一个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型的社会。
第四，注意文化引导。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弱，而且在文化上也弱。这个群体往往既是各种亚文化特别是其中偏离文化以及不良文化的社会基础，又是种种偏离文化以及不良文化的受害者。各种亚文化现象，一般属于中性因素。一般说来，只要引导得当、得法，亚文化的多样化是好事。但是如果不注意引导，有些中性的亚文化往往走向偏离亚文化、走向不良文化甚至成为反文化。例如，迷信被邪教组织用来作为蛊惑群众的工具，就从中性变成了恶性。所以要用主旋律、主文化引导好各种亚文化，不使亚文化的多样化模糊了甚至淹没了主文化；也不使亚文化的多样化诱发出那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反文化，并防止这种反文化的恶性膨胀。正确的引导的原则是：“主文化一元主导，旗帜鲜明；亚文化从属多样，各显神通；反文化分散受限，难以泛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大力发展良性因素，引导中性因素，遏制恶性因素。
（三）社会优化与社会失衡
中国社会转型的二重性，首先表现在社会优化与社会失衡的并生。中国社会变化的总趋势，在我看来是：一方面，上述各个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如贫富差距拉得过大、新贫困层和新弱势群体南小变大、犯罪率居高不下、腐败现象广为蔓延等等，而且原有问题与新生问题交叉。原有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环境问题、北方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等；新生问题：红、黄、兰、白、黑、灰俱有，黄、毒、赌地下产业化。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所谓社会问题，一般是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全体社会成员或部分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会现象。现在，社会公平问题又突出来了，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因为在上述种种变化中，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又的受益有的受损，受益者又因受益程度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受损者也用受损程度的高低而相互区别。因此不仅在受益者的个人、群体与壁损者的个人、群体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程度的受益者之间也产生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受损者有强烈的不公平感，受益者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感。
如果没有优化这一方面、那么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充满机会、生气，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比哪个历史时期都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全世界的炎黄子孙至少自1840年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豪过。
同样，如果没有问题这一面，我们则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意见、都有牢骚，这些意见和牢骚，其实都是不公平感的表现，所谓“不平则鸣”。这些意见和牢骚，往往变成民谚、民谣，通过民谚、民谣把自己的不满意感、不公平感发泄出去。不少民谚、民谣其实是那种没有正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的发泄渠道，也即我们社会学上所说的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问题的复杂还在于，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优化的方面也这样那样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因为社会的优化，首先是社会结构的优化，是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既然是调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触动既得利益者；再者，对什么是优化，由于利益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四）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
中国社会转型的二重性，还表现在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兼有的客观现实中。迄今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世界上找不到没有社会代价的社会进步。纯粹的进步、理想状态的进步，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也许这是黑格尔的名言“历史是恶”的含义之一吧！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取得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史。远的不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加速期。二十多年来取得的社会进步，可以说，超过了前两个时期约140年的总和。正如后面将会看到的，前两个时期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到1948年建国前的慢速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中速期。20年的进步和成就实实在在，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看不到这一点无疑是片面的。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以不少人的下岗为代价；我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再加上前述指出的种种社会问题无一不是社会代价的不同表现。看不到这一面更是危险的。种种代价，造成一些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相对生活水平提高不多，甚至有程度不同的下降，与那些提高得快的个人和群体相比，他们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因而相应地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由于有这种种感受，他们不可避免会有某种怀旧感，甚至会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因而也会对真实的社会进步发生某种怀疑。
社会进步和杜会代价兼有，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阶层结构的变化上。我国阶层的新变化，像我们提出的我国城市七个阶层的划分。“所部分表明的那样，一方面，是社会要有活力必须有一定差距这种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沉痛教训转化而来的好的结果，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产物，是我国社会结构优化的重要方面，有其台理性，这特别表现在中间收入层出现、新老中间阶层的交替、私人企业主地位的正名等方面；但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也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弱势群体的扩大，社会公平度下降，包括城乡贫困层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形成，特别是城市中包括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新贫困层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形成，他们回归主流社会的期待逐渐破灭，与主流社会日益疏远，构成对社会稳定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威胁。这后一方面的态势，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不会削弱，只会强化。如果我们只看到正面，而看不到负面，用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处理问题，那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我国阶层结构优化的过程，也和其他一切社会进步过程一样，同时又是一个付出社会代价的过程。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是，在肯定和推进我国社会进步的同时，研究把无法避免的社会代价减缩到最小限度的办法，研究对社会代价的主要承担者--各类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支持必须采取的措施，供社会决策部门选择和参考。这样，才能真正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说到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不能不强调一下杜会学的深层理念。社会学的深层理念不是别的，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减少和缩小各种各样的社会代价和风险。深层理念所以重要，是因为：
首先，它在学科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看来，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处在第一层次的正是学科的深层理念；处在第二层次的是学科规范体系；处在第三层次的是学科物质体现。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主要是学科制度的软件；第三层次则主要是学科制度的硬件。
其次，它植根于两大系统的社会学的奠基人、创始人那里。孔德把“秩序和进步”看作是社会学的主旨；马克思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为此研究把人异化为物的社会制度根源，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但不论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还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都这样那样把“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作为自己的深层理念。
第三，它是社会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根本职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遵循的。就是说，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办法。
第四，它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有密切联系。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数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这是社会学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没有话语权或很少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的渊源。
第五，它在高风险社会中更加重要。高风险意味着社会生活中风险和代价的增加。研究如何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就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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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杭生（1936-），男，浙江余姚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邮编：100872，电子信箱：zhenghsh@95777.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