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曾国藩对自己的亲信故旧也不例外。挚友李元度，好文学，有才气，但好取宠纳贿，曾国藩便与之约法五章，其中有用人戒滥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
曾国藩向来重视人才，从不徇私，“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如薛福成、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一些着名人士，都因知遇曾国藩而得到了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
由于曾国藩重视吏治，激浊扬清，再加之修文兴教，劝农课桑，凡是经过他治理过的地区，吏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澄清，民间疾苦多多少少得到了减轻，社会矛盾也基本缓和了。
当然，曾国藩之所以整饬吏治，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重视吏治的思想和整饬吏治的方法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8.洋务之识，挽救国难
曾国藩倡导并亲自实践的洋务运动，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曾经，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的产物，于是对其加以全盘否定；同时，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是积极的，但基本上并没有达到目的，收效甚微。近些年来，有更多的人对洋务运动有了许多较为客观的评价。
“救亡图强”为宗旨动的洋务运动
自嘉庆之后，清王朝就逐步走向衰落。再加之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了严重挫伤，这就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之势。同时，一大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也深深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于是纷纷起来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起初，龚自珍曾希望有一场“风雷”式的社会变革，用“不拘一格降人才”来拯救国家。同时，苦闷中的林则徐也认真思索着敌强我弱的原因。为此，他对西洋动态有了更多的关注，并派人收集外国书报，主持编译《四洲志》，踏上了向西方世界艰苦探索救亡道路的征程。也正因此，他成了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的好友魏源也明确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此，曾国藩颇为赞同。他决定兴办洋务运动，就是试图把它们变为现实。
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外交之法须与“自强”之道紧密结合。而他所说的“自强”之道，就是“讲求洋务”，使敌人失其“所恃”。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各项事业，无不体现救亡图强的根本宗旨。
1.一心致力于培养人才，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一大批救亡图强的先锋。
通过大量实践，曾国藩意识到：当今最为艰巨的事情，就是讲求洋务。而“洋务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匮乏，人才之罕见，由于事略之不明”。于是，从1867年开始，曾国藩就先后聘请外国教师与中国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人）筹建翻译馆、印书处，传播并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同时，他们还积极创办洋务学堂，选派人员赶赴外国留学，从而培养出一大批外交和科技方面的人才，这就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抵御外国侵略积聚了力量。
2.“师夷之技”是为了使洋人失其“所恃”，以达到“制夷”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却如此倍受“外夷”欺侮，究其原因，曾国藩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与外国有着极大的差别。他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独夸其所有”。而中国因为长期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加上战祸不断，实是将无良谋，兵无利器。如此之御外侮，无异于以卵击石。”为扭转这一局面，曾国藩指出：“购买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861年8月，曾国藩奏请朝廷购买外国船炮，主张着力装备海军，而且要求将士们做到“操纵自如，指挥由我”。为尽快掌握外国“长技”，将其变为自己的东西，曾国藩逐步从“购买”转移到了“制造”。在他看来，购买船炮虽然是可以应急，但需要花费大量钱财，同时也很容易受制他人。因此，他提议在购买之后，要“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为此，曾国藩于1861年在安庆设立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军工厂——“安庆军械所”，所内没有一个外国人，全是中国人，同时，他于1865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曾国藩希望以此为起点，“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除此之外，曾国藩也积极学习了外国的练兵、设防之法，决心做到不打无备之战。即使到了晚年，他还念念不忘练兵大计。他曾提醒西太后：“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
9.外交之谋
要说曾国藩是专职的外交官，不然，但他的外交思想却极令人称赞，不仅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中国近代历史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活动一样。
四字外交方针针
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总结起来共有四个字：诚、信、争、和。依照曾国藩的说法，“诚”即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信”即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之内，抑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争”，对于外国人超越或违背条约规定的行为，曾国藩主张“据理力争”；“和”即与列强保持和好关系。1861年，首席军机大臣制订了晚清外交的基本国策是“外敦和睦”，任何臣工在外交方面的方针、路线都必须要服从这一决策，曾国藩也不例外。从主、客观形势上，曾国藩逐一进行了分析，最终也认定“和”为贵。
“诚”、“信”、“争”、“和”分别是曾国藩外交方针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其中，“诚”、“信”与“和”是协调统一的，而“争”与“和”则是互相矛盾对立的。不过，在曾国藩的外交方针中，“争”是局部的，“和”则是全局的，“争”是说理之事，是文争，遇到帝国主义蛮横无理，以武力相威胁时，“据理力争”往往都难以坚持。这正如曾国藩在信中所说：“近日关于夷务者，初则壮于颜，后则缄其口，牵一发而全神俱动，往往不克自伸。”曾国藩的悲叹，让人想起了一句老话：“弱国无外交。”
但是，“初则壮于颜，后则缄其口”的情况似乎是属于一般性的交涉，对于原则问题，曾国藩依然主张力争到底，他的这一主张体现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同时，曾国藩也反对“借夷助剿”，反对将中国的海军大权交与英国侵略者，坚决主张退回“阿斯本舰队”，这些都是坚持原则的体现。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迁就之中有着一定的原则性，坚定之中有着一定的灵活性，而诚、信、争、和四字方针的运用，则因时因事而有所区别。
“羁縻”的外交想思想
“羁縻”是曾国藩四字外交方针的指导思想。“羁縻”即笼络，也就是面对列强，妥善应付，保持和好关系，争取时间，以图自强。而自强不可能一蹴而成，总是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于是，“羁縻”的外交思想应运而生。
“羁縻”外交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它的时代背景。其实，清王朝从乾隆鼎盛后期起，就一代不如一代，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兵不堪用，民不聊生，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外侵略势力纷至沓来。道光二十年四月，曾国藩开始步入仕途，之后，爆发了鸦片战争，也进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耻辱重重的扉页。可以说，曾国藩平步青云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具有魅力，之所以这么值得研究，就在于他不仅将形势看得清清楚楚，而又不因一些极不利的形势颓唐沮丧，苟且偷安，他的对策是“自强御侮”。软弱、妥协是“羁縻”外交的表象，“羁縻”配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期“自强御侮”才是它的实质。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使彼之所长，我尽有之。”看起来虽然寥寥数语，但其内涵和实践很不简单，这也就不难理解他的“羁縻”外交思想了。
曾国藩的自强之道，分别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对内实行一系列改革，对外采取西方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措施，这便是史学界所称道的“洋务运动”。不过，曾国藩所推行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只能在他的权利范围之内施行，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清王朝的腐败统治。
改革和开放是“自强”的两条腿，交替运行，而“羁縻”的外交，则是“两条腿”运转自如的保障。三者相互结合，是审时度势的办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想更好地生存下去，要想反弱为强，就必须使用此法。总之，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变迁影响极大。
10.公关之识
如今，要说在公关领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的话，莫过于曾国藩了。生活在19世纪的曾国藩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公关”这个词，但他曾经就被公共关系所困，同时也展开了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这让人不得不敬佩他的公关意识觉醒之快，手段之高明。
决心维护系公共关系
咸丰二年，曾国藩还是二品侍郎，当时，太平天国的势力刚好发展到高峰，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被太平军占据了部分地方，并曾一度围困长沙。为此，朝廷下令各地官员训练乡勇，以此来遏制太平军的进一步发展。
此时，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由于乡勇不属于正规军，因而需要的一些军饷费用要靠自筹，其中绝大部分都要靠地方乡绅捐款得来，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是靠“吃大户”起家的。
由于政府没有提供资金，从湘军建立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公共关系问题——倘若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曾国藩的湘军就无法支持下去。
晚清时期，由于朝廷太过腐败，因而军队管理也非常松散混乱，作为正规军的八旗军和绿营军，不仅战斗力差，公众形象也极差。一开始，曾国藩就认识到了公众形象对作战的影响，因此，他组建湘军遵循“坚决不靠政府提供军饷，以避免受控于官僚，导致与绿营军同样的结果”的原则。他要组建的是一支具有强有力的战斗力，并能够获得民心支持的湘军。
在组建湘军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就有了一定的公关意识，他认为，只有具有良好的公共关系，才可能会拥有民心，才有可能打胜仗。在曾国藩看来，只要公共关系好，即便是打了败仗，也还可以再招募人员接着打，所以，“民心不可失”。为此，曾国藩开始严明湘军的军纪，使绿营军中不再发生骚扰百姓，甚至是烧杀抢掠的现象。
由此可以看出，若将八旗军和绿营军看作是正规军的两个品牌的话，那么，这是两个声名狼藉的品牌。假如湘军融入其中，不仅无法借势，反受其累。所以，从一开始，曾国藩就坚决要求湘军的各级将领与正规军及地方政府划清界限。
其实，曾国藩曾经因一位下属与湖南巡抚走得太近，并接受了湖南巡抚骆秉章一万两的军饷而导致曾国藩断绝与之的隶属关系。从这样的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曾国藩为了维护湘军的公共关系的决心和魄力。
公关之心识赢人心
曾国藩有一项举措是“敢于担心，险招赢人心”，这一举措不仅使他赢得了众多官僚的支持，并且还使湘军中高级将领更加死心塌地地为其服务。
曾国藩在起复之前曾为军饷报销问题而上奏咸丰帝，提出报销军饷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全部由他来承担，这是因为过去几年主要的职权都在他手上。咸丰帝同意了曾国藩的奏折，这就意味着他手下的所有将领们都解除了后顾之忧。
清朝军饷报销要报户部严格审核，一旦有出入，相关将领就应及时补足欠银，这就经常可能导致抄家产，甚至掉脑袋。这一直都是各级将领的后顾之忧，况且湘军原来大量饷银、账目都存于水师的船上，湖口一战失败后，大量账册都随之丢失，其中存在的问题没有人能说得清。为了解除将领们的这种担忧，曾国藩采用了自己独自担当风险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让湘军将领大为感动，全国官吏也都对曾国藩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关系的优化为曾国藩进一步的成功积累了众多政治资本。
直到后来，有人提出要改变报销制度的建议，咸丰帝也同意时，曾国藩才免于风险。
回到现在的企业公关中来，其实，大部分企业危机公关恶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顾私利而不顾大局。倘若企业都能有曾国藩这样的魄力，甘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为他人解忧，何愁没有良好的公共关系？何愁解决不了公共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