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成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自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咸丰二年（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当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眷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国藩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咸丰三年（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国藩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藉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咸丰四年（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掂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他正是凭借这“以澄淸天下愿望。
麻餐心得
以溲清天下为己任。
矢宅不渝
【原典】
四位老弟左右：
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诸弟信，系腊月十六在省城发，不胜欣慰。四弟女许朱良四姻伯之孙，兰姊女许贺孝七之子，人家甚好，可贺。惟蕙妹家颇可虑，亦家运也。
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人；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在省用钱，可在家中支用（银三十两则够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吾寄一千两之内）。予不能别寄与弟也。
我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京，彼时无折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始发信，乃两弟之信骂我糊涂。何不检点至此。赵子舟与我同行，曾无一信，其糊涂更何如耶？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腊月初未尝接一家信。我在蜀可写信由京寄家，岂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又将骂何人糊涂耶？凡动笔不可不检点。
陈尧农先生信至今未接到。黄仙垣未到京。家中付物，难于费心，以后一切布线等物，均不必付。九弟与郑、陈、冯、曹四信，写作俱佳，可喜之至。六弟与我信字太草率，此关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四弟写信语太不圆，由于天分，吾不复责。余容续布，诸惟心照。
兄国藩手草正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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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要千一番大事业都不可能一朝一夕成功，毅力和对理想目标的不懈追求，是一切成大业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缺陷，但坚持到底，努力不止，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综述】
曾国藩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涌了过去。要不了几年，风尚又变了，又丢下现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汉学、宋学、词章、经济，和那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那么却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曾国藩警诫后人，不要“一心为这些奔波劳禄”。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近日来读书没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这些话都反映了他人有定志，不趋时尚，刻苦读书的经历。
正是这种“志守一井，力求及泉”的致学途径，曾国藩才成为了学问上的“大家”。
曾国藩认为，宋代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始终坚信“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好榜样。
范悴淹的家境十分贫寒，他上不起学，就一个人跑到一间僧舍去学习。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一锅稀粥，等第二天粥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份，自己每天早晚各吃两份。没有菜，他就挖来一些野菜，用盐水腌了就饭吃。一天，他的一位同学来看他，见范仲淹生活如此艰苦，心里十分感动。回到家后，这位同学把见到的一切说给父亲呀。他父亲立刻派人给范仲淹送来好酒好肉。可是，过了几天，当这位同学再次来看范仲淹时，吃惊地发现他父亲送给范仲淹的酒肉还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范仲淹说：“我并不是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是我平时吃稀饭已经成为习惯，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好吃的，将来怎么能再吃苦呢？”
这里，好酒好肉显然对范仲淹构成了巨大诱惑，而对好酒好肉的需求也是他的本能需求和欲望，但是范仲淹的“超我”战胜了自己本能的需求和欲望，没有让他们宣泄出来。因此，范仲淹的志向也就没有受到动摇甚至改变。
影响人志向实现的因素可能有许多种，但像曾国藩所说的“追风尚”的那种浮跺心理则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这也是人格的一种缺陷。一般说来，人的志向和理想一旦确立，就不要轻易改变，虽然人有时也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修正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但大方向和大目标是不会变的。如果今天给自己定下一个奋斗目标，明天又给自己确定另一个理想，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或者人云亦云，这样的人最终也不会成什么大气候。这样的人虽然立志，但是志不坚。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立长志，要有完成志向的信心和勇气，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坚守住自己的志向，那么做起事来你比那些“常立志”的人要容易的多了。
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
勉君子应立志
【原典】
沅弟左右：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淸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垫不宜读书，即淸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优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貼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桂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曰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功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白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佣，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做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嫌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妨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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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对于人生的价值，在于体现着一个人的理想，制约着他所能成就的事业。因此，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主体对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以及这一目标的道义内涵，既立志！
【译文】
十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在长沙所发的信，里头有九弟在途中写的日记六页，另外有药子一包。二十二日接到家里九月初二的来信，欣悉以慰。
自从九弟离斤京城后，我无曰不忧虑，实在是害怕一路上变故多端，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看了九弟的信，果不出我所料。不过千辛万苦，总算是到家了。幸哉幸哉！姓郑的旅伴靠不住，我早就想到了。郁滋堂如此之好，我实在是不胜感激。到了长沙，怎么没听九弟提起彭山屺，何故？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这可以弥补我的疏忽。
四弟的来信很详细，四弟发奋自励的志向，真是溢于行间，跃然纸上。不过一定要到外头去边学习边教书，这是何意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功夫，不如到外头环境清静。可是如果是到外头跟从老师学习，那是环境好些，没什么耽搁；如果是像你说的到外头边教边学，那耽搁的时间恐怕比在家还多。再说只要能发奋自立，不要说家塾可以读书，就是荒凉野地，杂闹市亦一样可以读书，肩上担着柴，眼前放着猪，都可以读如果不能发奋自立，不要说在家塾读不了书，就是清静的乡间，神仙的居所也都读不了书。何必灰地方？何必挑时候？只要自问立志是真还是假！
六弟埋怨自己命不好，我亦深表同情。不过仅仅是因为小小的科举考试未中就经常发牢骚，我私下也觉得如此显得志向不大，心中所忧虑的事情也不大。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有内圣外王的事业，而后方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故而君子的忧虑是什么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是因自己的道德没进步、学问没长进而忧處。如此他会为頻B不化的小民固执不知改变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封闭了有才有德的人上进的道路而忧虑，会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关注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得失，家人的温艳，世俗的荣辱责贱，流言蜚语，君子是没有功夫想到这些的。六弟科举不顺，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为他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