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时救世
【原典】
诸位贤弟足下：
十一月十七寄第三号信，想已收到。父亲到县纳漕，诸弟何不寄一信，交县城转寄省城也？以后凡遇有便，即须寄信，切要切要。九弟到家，遍走各亲戚家，必各有一番景况，何不详以告我？
四妹小产以后，生育颇难，然此事最大，断不可以人力勉强。对渠家只须听其自然，不可过于矜持。又闻四妹起最晚，往往其姑反脤侍她。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妇而可得好处者，诸弟必须时劝导之，晓之以大义。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自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页、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予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以之。
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古人作《大学衍义》、《衍义补》诸书，乃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而随便引书以证明之，非翻书而遍抄之也。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棄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毛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年二十七岁，张筱浦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翰林）、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此四君者，首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黄子寿近作《选将论》一篇，共六千余字，真奇才也。黄子寿戊戌年始作破题，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学问，此天分独绝，万不可学而至。诸弟不必震而惊之，予不愿诸弟学他，但愿诸弟学吴世兄、何世兄。吴竹如之世兄现亦学艮峰先生写日记，言有矩，动有法，其静气实实可爱。何子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书。三百六十日，除作诗文时，无一刻不温书。真可谓有恒者矣。故予从前劝功课教诸弟，近来写信寄弟，从不另开课程，但教诸弟有恒而已。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予身体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则头晕，不耐久坐，久坐则倦乏，时时属望，惟诸弟而已。
明年正月恭逢祖父大人七十大寿，京城以进十为正庆。予本拟在戏园设寿筵，窦兰泉及艮峰先生劝止之，故不复张筵。盖京城张筵唱戏，名为庆寿，实则打把戏。兰泉之劝止，正以此故。现在做寿屏两架。一架淳化笺四大幅，系何子贞撰文并书，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笺八小幅，系吴子序撰文，予自书。淳化笺系内府用纸，纸厚如钱，光彩耀目，寻常琉璃厂无有也。咋日偶有之，因买四张。子贞字甚点雅，惜太大，万不能寄回。奈何奈何！
侄儿甲三体日胖而颇蠢，夜间小解知自报，不至于湿床褥。女儿体好，最易扶携，全不劳大人费心力。
今年冬间，贺耦庚先生寄三十金，李双國先生寄二十金，其余尚有小进项。汤海秋又自言借百金与我用。计还清兰溪、寄云外，尚可宽裕过年。统计今年除借会馆房钱外，仅借百五十金。岱云则略多些。岱云言在京已该账九百余金，家中亦有此数，将来正不易还。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见日紧矣。
书不能尽言，惟诸弟鉴察。
兄国藩手草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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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由立志开始。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是追求人生目标的决心和信念，它为曾国藩的一生提供了精神动力，其声名事业，皆求一“志”开始。
【综述】
曾国藩在二十岁以前，虽然读书为文，但无志向，到二十一岁那年，才立志学圣贤，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号“涤生”。这涤生二字，便是在这时候改的。改后他痛下决心道：涤是涤去旧染的污秽，正如袁了凡所说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又给自己写了一条座右铭道：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苦志学业，到了进京中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艮峰等大懦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以匡时救世为事事。
又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址，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责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为使志向得以实现，曾国藩以存诚自养。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而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曾国藩以此自励，并以勉励僚属子弟。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他的立身态度，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书说：吾輩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幸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在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其重视进德修业之事，以为如此方能无忝其所生。这还是他在初为翰林时的思想。及至晚年，功业已成，身名俱泰，他所时切在念的仍是他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如同治八年八日日记说：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竞无剪除改徒之时，忧愧曷已！
念生平所做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伦，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清政府，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清政府的福分，曾国藩如此的过分谦抑自咎，适足以使人觉得他的成就太不平凡。曾国藩《湘乡昭忠祠记》中的一段话，颇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抱负。文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呑，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还游之远乡而无所頋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他在这一段文字中所提出的“诚”“拙”二字，正是他自己所用来鼓舞人心与转移风气的特性。薛福成所撰《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亦曾说到这点，而且特别强调，说：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
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則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
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則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
继而同僚谅之，终則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由以上所述可知，曾国藩能在天下动荡之时挺身而出建立伟业的原因了。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心忧无下
【原典】
温甫六弟左
右：
五月二十九、六月初一连接弟三月初一、四月二十五、五月初一三次所发之信，并四书文二首，笔仗实实可爱。
信中有云“于兄弟则直达其隐，父子祖孙间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数语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亲之地，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吾过矣，吾过矣。
香海为人最好，吾虽未与久居，而相知颇深，尔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两君，吾皆未见，大约可为尔之师。或师之，或友之，在弟自为审择。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长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 。
尔三月之信所定功课k多，多则必不能专，万万不可。后信言已向陈季牧借《史记》，此不可不熟看之书。尔既看《史记》，则断不可看他书。功课无一定呆法，但须专耳。余从前教诸弟，常限以功课。近来觉限人以课程，往往强人以所难，苟其不愿，虽日日遵照限程，亦复无益，故近来教弟，但有一专字耳。专字之外，又有数语教弟，兹特将冷金笺写出。弟可贴之座右，时时省览，并抄一副寄家中三弟。
香海言时文须学《东莱博议》，甚是。尔先须用笔圈点一遍，然后自选几篇读熟，即不读亦可。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
学诗从《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吾做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凌笛舟最善为律诗，若在省，尔可就之求教。
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陈季牧最喜谈字，且深思善悟。吾见其寄岱云信，实能知写字之法，可爱可畏。尔可从之切磋。此等好学之友，愈多愈好。
来信要我寄诗回南。余今年身体不甚壮健，不能用心，故做诗绝少，仅作感春诗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而语太激烈，不敢示人。余则仅作应酬诗数首，了无可观。顷作寄贤弟诗二首，弟观之以为何如？京笔现在无便可寄，总在秋间寄回。若无笔写，暂向陈季牧借一支，后日还他可也。
兄国藩手草六月初六日
【点击】
曾国藩认为人人可以为圣贤，能立志，圣贤豪杰，无事不可为。而“恒”，乃为圣之基础，绝大事业，都从此字作出，其有三要素：一为坚持；二为专注；三为漸进。守此三老，必有成功之曰。
【练述】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淸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人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然而他并未停滞不前，而是更加努力，终于登上了仕途的最髙点。这是他按照治人治己的观念来要求自己的。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賦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港淸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展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英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蚊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个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
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賭则输矣，而賭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俄乏，
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予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