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的年纪，将来的机会正多，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这时身边所剩的盘费已经无几。路过睢宁，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并与曾国藩相识。因向易氏借了一百两银子做路费。经过金陵的时候，却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曾国藩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也穿不着，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
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淸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偿还易家借项，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才得成行。到得北京，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淸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是出身翰林院的（当然不是所有翰林都有这种好运气）。
一般的情形是：士子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熬到翰林这一阶，往往已是两鬂斑白，少说也是四五十岁了。像曾国藩这样，二十八岁便点了翰林，是很少见的。而由秀才至翰林，路还远得很。可以知道曾国藩假如不是早中进士人翰林，此时必然仍在无用的八股时艺之中奋斗挣扎，决无如许闲暇可以容他读有用之书，储备学问。
自此以后，曾国藩开始在宦海中“打拼”了，可以说曾国藩如果没有走上官宦之大道，是不可能有资格办“团练”，更谈不上扑灭太平天国而建不世之功了，所以说“历史选择了曾国藩养生与立学皆从有桎做出，故志人以有桎为作圣之基。
德业广进
【原典】
四位老弟足下：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寄去书函谅已收到。顷接四弟信，谓前信小注中误写二字。其诗比即付还，今亦忘其所误谓何矣。
诸弟写信总云仓忙，六弟去年曾言城南寄信之难，每次至抚院赉奏厅打听云云。是何其蠢也！静坐书院三百六十日，日日皆可写信，何必打听折差行期而后动笔哉？或送至提塘，或送至岱云家，皆万无一失，何必问了无关涉之赉奏厅哉？若弟等仓忙，则兄之仓忙殆过十倍，将终岁无一字寄家矣！
送王五诗第二首，弟不能解，数千里致书来问。此极虚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兹另纸写明寄回。家塾读书，余明知非诸弟所甚愿，然近处实无名师可从，省城如陈尧农、罗罗山皆可谓明师，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诗文与字皆无大长进。如今我虽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听。不如安分耐烦，寂处里阊，无师无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则我之所期于诸弟者也。昔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哉？余所望于诸弟，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
买笔付回，刻下实无妙便，须公车归乃可带回。大约府试院试可得用，县试则赶不到也。诸弟在家作文，若能按月付至京，则余请树堂看。随到随改，不过两月，家中又可收到。书不详尽，余俟续具。
兄国藩手草二月初一日
【点击】
曾国藩深知学问事业受师友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平生对于访师择友，极为留心。他黉说过：“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综述】
过去在湖南家乡，与曾国藩交往较亲密的一班朋友，如江忠源、胡林翼、郭嵩焘、郭昆焘、罗泽南、彭玉麟、王鑫……后来都成为他在日后事业上最得力的伙伴或助手。
从道光十九年到咸丰二年（1839·1852年），曾国藩在十几年的京官生活中，结交了好几位影响终身思想与治学的师友。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常寺卿唐鉴（字镜海）和大学士倭仁（字艮峰）。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史称他“生平学宗朱子，笃信谨守，无稍依违”。曾国藩经常向他请教。唐鉴教曾国藩敦品治学，当以《朱子全书》为依据。这书不仅要熟读熟记，而且要照着书中所说，去身体力行。学问有三途：义理、考据、辞章，其中以义理最是首要。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而义理功夫最切要处，乃在于“不自欺”。时贤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的，首推河南人倭仁。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自己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都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曾国藩认为古人有所谓“经济之学”，似乎不是上述三种学问所能涵括的。唐鉴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与曾国藩这次谈话，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听了很受感动，他自己说：“听了唐先生这番话，使我宛如瞎子重见光明—样。”
有人说曾国藩一生的思想经过几次改变。但细加分析，曾国藩一生的思想改变，绝少越出中国历史传统的范围。这完全由于儒家学者深信做人做事，只要能取法于中国圣贤的遗规，便可以做到尽善尽美的缘故。证之以后国藩的治学、立身处世，乃至政治措施，带兵作战，也的确无不深受唐鉴这番话的影响。他曾致信给同乡前辈贺长龄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循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由于唐鉴邃于义理之学，亦即宋史所谓之道学，曾国藩常向请益，肆力于宋僑之学。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尤大。
曾国藩后来从事于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经常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若不是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周旋到底，恐怕也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中的陶冶范畴。至于他在做翰林时期内因致力于经世实用之学而对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实用方面的学问都大有所得，而在此后的对太平天国之战中发挥其实用。
那位在同治年间以反对“同文馆”著名的倭仁，也是京师出名的理学大师。据说他“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作、饮食，皆为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曾国藩对他的倾倒，仅次于唐鉴。为了学习倭仁“诚意”和“慎独”的功夫，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初一日起，便立志“自新”：
（一）和倭仁一样，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逐日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克制。
（二）为自己规定十二条课程，照此努力实行。
（三）将所写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
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次年七月，便因为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次无暇而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严刻地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身不变。
同时在京朋友当中，如何绍基、吴嘉宾、邵懿辰、窦坍、刘传莹、冯卓怀，或学有专长，或性行足法；他们对曾国藩的学问修养，都发生了深切的砥砺作用。例如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使曾国藩一生都非常重视写字和做诗。吴嘉宾曾告诉曾国藩：“用功就像挖井，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倒不如专挖一口深井而力求及水。”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这一见解。所以后来写信告诉他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该东翻西阅。一集没有读完。决不换读他集。”
他并且主张无论看什么书，都要从头看到尾。一本书没有看完，决不兼看别书。这种读书方法，如果施之今日，自然不无值得讨论的余地，然而这正代表了曾国藩“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个性。他这一个性的形成，虽不能说全由于吴嘉宾的影响，至少他们二人是志趣相投的。
曾国藩居京十余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他做过吏礼兵刑工五部待郎，也可算作侍郎专家。清之侍郎，可以“帷幄上奏”，地位甚是崇高。做侍郎实际上无亊可做。而且碍上碍下，也不便多做，因此，曾国藩乐得专心读书，写写奏议。此外，便是结交名师益友。曾国藩有了这些师友，研讨切磋，德业益进，后来在事业上得到这些师友们的助力亦甚多。因此有人推论：即令没有太平天国之变，曾国藩在学术上、政治上，仍有不可埋没的成就。
感懵心得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处世皆做好榜样。
重臣求通
【原典】
澄侯、湿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二十五日遣春二、维五归家，曾寄一函并谕旨奏折二册。
二十六日，水师在九江开仗获胜。陆路塔、罗之军在江北蕲州之莲花桥大获胜仗，杀絨千余人。二十八日克复广济县城。初一日在大河埔大获胜仗。初四日在黄梅城外大获胜仗。初五日克复黄梅县城。该匪数万现屯据江岸之小池口，与九江府域相对。塔、罗之军8卩日追至江岸，即可水陆夹击。能将北岸扫除，然后可渡江以剿九江府城之賊。自至九江后，即可专夫由武宁以达平扛、长沙。
兹因魏荫亭亲家还乡之便，付去银一百两，为家中卒岁之资。以兰份计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两一封，以送亲族各家，即往年在京寄回之旧例也。以后我家光景略好，此项断不可缺。家中却不可过于宽裕。处此乱世，愈穷愈好。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至军事之成敗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吾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诸弟禀告堂上大人，不必悬念。
冯树堂前有信来，要功牌一百张，兹亦交荫亭带归。望澄弟专差送至宝庆，妥交树堂为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竣明带去，外带照千张，交郭云仙，从原奏之所指也。朱于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归。给渠钱已四十千，今年送亲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余不一一。
兄国藩十一月初七日书于武穴舟中
【点击】
人生是方，是国？恐怕很难说清楚。人与人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不可避免的。最可怕的就是受治于人，从而寸步难行。而一个成大事者，善于在被动时，寻找争取主动的人际关系，摆脱受治于人的被动，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
【综述】
在曾国藩的整个官场生涯中，有两个满族权贵，对他的平步青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一个是穆彰阿，一个是肃顺。
肃顺，字裕亭、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之子，曾官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肃顺才识双全，敢于任事，太平天国起事后，他力主起用汉人，用汉人去打汉人，才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汉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咸丰二年，当时曾国藩正奔丧在家，太平军围攻长沙，形势危急。湖南巡抚张亮基去信曾国藩，请他出来训练团练，以保乡土。正当曾国藩犹豫不决之际，接到上谕，命他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与此同时，曾国藩也从官场得到消息，朝廷之所以有如此任命，完全是肃顺全力推荐的缘故。当时的曾国藩即对肃顺满怀感激之情。
然而，说到曾国藩对肃顺的真正感潋，则是在咸丰十年四月。当时，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淸军江南大营彻底溃敗，两江总督何桂淸敗逃，江苏、浙江两省全面告危。朝廷在盛怒之下，逮捕了何桂淸，以致两江总督空缺。两江总督是当时对太平天国作战的最高指挥，权倾一时，因此，谁能当上两江总督，将意味着谁就能掌握东南数省的命运。其时曾国藩正第二次出山，率领湘勇围攻安庆。对于何桂清的空缺，曾国藩并没有表现太多的想法，因为朝廷自咸丰二年起，虽然鼓励各地办团练，但对付太平天国，依靠的还是绿营兵，团练只是起一个辅助和补充的作用。江南大营的溃败，意味着朝廷只能依靠团练。果然，在四月十九日，距江南太营溃败没多少天，朝廷即下谕旨，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昨因常州被围，苏城危急，当谕曾国藩赴援苏、常，扼截江面，以顾大局。本日据何桂淸奏，常州失利，和春等退至浒墅关，何桂清退守常熟。已明降瀹旨，将何桂淸革职，来京听候审讯，并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矣。现在常州岌岌可危，无锡又有贼踪，可以径犯苏城，江南大局，几同瓦解。曾国藩接奏此旨，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道员刘于淳二军，所带兵勇四千余人，颇多精锐，现驻东流一带，地近江南，即饬令取道徽、宁，随同赴苏州援剿。知府萧翰庆一军，现在规取池州，亦即飞调赴营，随同前进，不得调回湖北，致有贻误。此两军半系曾国藩旧部，均归节制，必能得力。此外湖南、湖北两省如有可调之兵，并着官文悉心筹划，酌量调拨，陆续进发，以厚兵力。江南粮台，迁移无定，军火缺乏，并着官文等筹备饷粮，源源接济，是为至要。目下军情紧急，曾国藩兼顾大局，不避艰险，务当兼程前进，保卫苏、常，次第收复失陷之地方，重整军威，肃淸丑类，朕实有厚望焉。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因为这意味着他在日后的用兵中，可以调动江南数省的一切力量，而不再受什么掣肘，向时，攻克南京的辉煌战绩，也必将在他的指挥下得以实现。因此，接到任命书后，曾国藩在五月三日上了一份感激涕零的“谢恩折”：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