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并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
淡然说道：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人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一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
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同治二年）再次截留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的彻底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在同治元年九月沈葆桢首次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作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则，也是曾国藩作为三军统率之才的又一有力佐证，当然，更是曾国藩宽以恕人，严以律己的“克己”精神的又一成功表现。
其五是顺上级之意以克己。
曾国藩的克己之学不仅表现在对下级的宽容和仁爱上，也表现在他对上级的“秉承旨意，唯命能从”上面。曾国藩大权在握、生杀自便，有着相对独立的裁事自由，但在同治嗣位后的第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人款约可发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即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亦尚不至此。”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今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者日可成，大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缕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请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
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辞旨似右抚而左督，仍合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又念金陵大功将蔵，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所以说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要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摒弃心中的私欲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能披荆斩棘，无往不胜。曾国藩在这方面又是集大成者，所以他成功了。
感慑心得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
垂笵圣蜇
【原典】
沅弟左右：
春霆之郁抑不平，大约屡奉谕旨严责，虽上元之捷，亦无奖许之辞，用是怏快者十之四；弟奏与渠奏报不符，用是快怏者十之二；而少荃奏省三败挫，由于霆军爽约，其不服者亦十之二焉。余日内诸事忙冗，尚未作信劝驾。向来于诸将有挟而骄者，从不肯十分低首恳求，亦硬字诀之—端。
余到金陵已六日，应酬纷繁，尚能勉强支持，惟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弟信以咸丰三年六月为余穷困之时。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髙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人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弟今所吃之堑，与余甲寅岳州、靖港败后相等，虽难处各有不同，被人指摘称快则一也。弟力守悔字硬字两诀，以求挽回。弟自任鄂抚，不名—钱，整顿吏治，外间知者甚多，并非全无公道。彼此反求诸己，切实做去，安知大堑之后无大伸之日耶？
三月十二日
【点击】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能篾视它，也不可能蔑视得了，但要有一定距离，如果听之任之，也会误大事，应如孟子养气说那样，“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方为智者。
【综述】
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读曾国藩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位饱经沧喿、聪明睿智的老人面前，有一种大彻大悟之感。人活着，如果一直浑浑疆而不知所谓“豁达光明之胸”、“冲融气象”为何物，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是很难傲成什么大事的；不但事业做不好，人也活不到应有的程度。
东方古典文化，僑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象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醺虚麻的心塊。在儒家，叫作“正心”、“诚”或“无妄”；在道家，叫作“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佛家，叫作“明心见性”、“无行住而生其心”。
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工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髙度凝聚，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髙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做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妾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眼达不到使人心眼。“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之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也决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励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被俘，他严词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其序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是气所磅礴，凍洌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荨。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认为的正气贯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气势磅礴，光耀日月，万古长存。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填塞于胸，就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不动心，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大义凜然、视死如归。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啐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当然，我们以上所说并非是宣扬曾国藩已是“圣人”，他还是一个常人，虽然我们不能成为圣人，可是我们可以像圣人一样做事，来净化自己的灵魂。
應慯心餐
宁背技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