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伦序当立，兄终弟及
如果皇帝一夫一妻的话，朱氏家族至此就该断子绝孙了，朱氏家族的江山也该改姓易主了。
明世宗朱厚熜是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武宗的堂弟。那么，皇帝之位是如何传到他手中的呢？
明世宗像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武宗在豹房寿终正寝。武宗临终前心中似乎有所悔恨，断断续续地对身旁的人说：“国家治理成这种样子，都是误在我的手中。”看着病塌上衰弱不堪的皇帝终于醒悟，大臣们相继进言，宽慰了一番。武宗自知来日无多，命司礼太监转告皇太后：“天下大事，顺与内阁大臣审议处置。”武宗荒淫一生，竟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谁来继承皇位成了一个大问题。皇太后张氏派太监张永、谷大用到内阁与阁僚们议论迎立皇帝事宜。大学士杨廷和从袖子里拿出《皇明祖训》，昭示于众说：“拥立皇帝的大事，应以祖训为本，兴献王长子入继大统，顺理成章。不知众位以为如何？”在座的阁臣梁储、蒋冕、毛纪等一致赞同迎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入京登极。当然，杨廷和的决策并非是他对朱厚熜有什么偏爱，而是执行传统宗法制度的必然结果。
所谓宗法制，主要是指西周以来为了维系统治集团的内部秩序而制定的一种继承制度，他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具体表现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再就是大宗小宗之别。西周时，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长子，在政治上是天下的“共主”，在宗法上是家族的“大宗”，王位由嫡长子世袭，世世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长子之诸弟受封为诸侯，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其封国则又为大宗，君位仍由嫡长子世袭。诸侯的余子受封为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在其封邑之内则又为大宗，君位仍由嫡长子世袭，其余庶子为士。士与庶人的关系也都可照此类推。所谓嫡长子就是由明媒正娶的嫡妻所生之长子，只有他才有资格承袭王位，妾媵所生之子即便年长，如遇正妻有子，也不具备承袭的资格。在宗法制度下，大宗要比小宗尊贵。嫡长子要比其他诸子尊贵，只有嫡长子才能被立为太子，世袭君位，由此而形成了一套父死子继的继承原则。同时宗法制又和等级制相配合，在宗法原则上是以兄统弟，在政治原则上是以君统臣，这就起到了抑制统治集团内讧、巩固贵族的等级统治的作用。为了弥补父死没有嫡长子继承的缺陷，又有相应的兄终弟及的规定作为补充，但仍然以嫡母所生为其继承的依据。西周的这一套宗法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且广泛深入到民间，形成悠久的宗法文化传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特地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这就是按照宗法制而制定的一套继承法。
但是，朱厚照和朱厚熜之间的皇位继承却有些特殊，它超出了朱元璋《皇明祖训》中“须立嫡母所生者”的规定，却仍属于“兄终弟及”的原则。杨廷和在这里采用了一种上推法，即武宗是孝宗的独子，没有办法执行“嫡母所生”这一原则，就只好上溯到宪宗。宪宗的长子、次子早死无后，三子即位为孝宗，四子即是兴王朱祐杬。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兴王朱祐杬应该以孝宗长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此时兴王朱祐杬已经去世，如果他没有儿子，就要在宪宗十四子中再往下推，可巧的是兴王还真留下了这么个儿子。按照宗法制的推断，“立嫡以长”，朱厚熜就以兴王嫡长子、宪宗“嫡长孙”的身分获得了皇位继承的资格。
朱厚熜是幸运的，正是这“伦序当立”的宗法原则，最终使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2.礼仪之争，皇权至尊无上
登上了皇帝宝座还需要争皇权，谁愿意坐在皇帝宝座上当摆设呢？朱厚熜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都投入到嘉靖礼上，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
朱厚熜被确定为皇帝继承人之后，皇宫派去接他的人也到了，他还来不及品味这从天而降的喜悦，便随着接驾的车队出发了。四月二十一日，朱厚熜的车驾千里迢迢来到京师郊良乡，礼部官员迎候多时，长史袁宗皋呈上礼仪状，告知进京后的典礼仪式，请朱厚熜过目，没想到朱厚熜勃然而怒：“我是遵照大行皇帝遗诏继承皇帝位的，不是做皇子来的，为什么制定这样的礼仪？”
是什么样的礼仪惹得他这么不高兴呢？礼部在制定礼仪前也曾争论过，有的主张用天子之礼奉迎朱厚熜入京，有的主张用太子继位的礼仪。杨廷和最后裁决，朱厚熜一行从东安门入皇城，暂居文华殿，等到群臣三次上笺劝进之后，再举行登基大礼。这显然是太子继位的礼仪。朱厚熜坚决不同意，固执地驻扎在城外行宫，不肯入京，并请长史袁宗皋回报杨廷和：“我不是皇子，不能容忍这样的礼仪。”
王守仁像杨廷和寸步不让，坚持礼部的安排。皇太后怕双方僵持不下无法收场，便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在行殿上笺劝进。朱厚熜这才接受了百官的觐见，当日中午从大明门直入奉天殿，登基做了皇帝，史称世宗。杨廷和等草拟了即位诏书，奉上龙案，只见上面写着：“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朱厚熜凝视良久，一语不发。最后勉强批发了诏书，第二年改元嘉靖。
杨廷和像朱厚熜即位的第六天，指示礼部商议如何崇祀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与上尊号的问题。礼部尚书见事关重大，不敢自作主张，便去请示大学士杨廷和，杨廷和引经据典说：“从前汉成帝无子，立定陶王之子刘欣为嗣，而以楚王的孙子刘景继承定陶王位。当今皇帝入继大统，可以益王之子朱崇仁继承兴献王位。至于尊崇的事，也有宋英宗的事可做参照。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及王妃为皇叔父母，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王妃则称侄皇帝某某就可以了。”
礼部官员照此意见上书皇帝。朱厚熜阅过后大怒说：“亲生父母的称呼，难道可以轻易地改变吗？”责令群臣们退出去再行商议。礼部尚书孔澄召开会议，廷臣们再次上书，维持原议。朱厚熜又一次驳回。就这样五次三番，从五月到七月，君臣之间为尊崇兴献王称号，你来我往各持己见。
皇帝与内阁之间的气氛日益紧张。有个叫张璁的观政进士看准了时机，力排众议，上疏皇帝，称言：廷臣援引汉、宋故事不能成立。今陛下以天伦之序立为皇帝，不必指为孝宗的后嗣，陛下做为兴献王的长子，哪能断绝父母之义。建议在京师特立皇考庙，表达圣上尊亲的美德，同时尊崇兴献王后为皇后。
入京两个月，朱厚熜郁郁不乐，深感势单力薄不能制服内阁势力，忽然得见张璁的奏疏，不禁大喜，说道：“张卿议论一出，我们父子得获恩义两全了。”
皇帝亲自手书诏旨，命杨廷和、蒋冕、毛幻等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寿安皇太后。诏书传下，杨廷和等内阁大臣坚持不让，索性将诏书封还皇帝。给事中朱鸿阳、御史王溱等纷纷上书极力弹劾张璁。朱厚熜气愤难平，按下弹劾表章，不做处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九月二十五日，朱厚熜将生母蒋氏从湖北安陆接到通州。如何举行奉迎的仪礼又成了激烈争论的中心。内阁建议兴献王妃蒋氏等经由内城崇文门进入东安门到达皇宫，朱厚熜不答应。礼部只好做了修正，改为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朱厚熜还是不答应。
为什么朱厚熜一点也不肯含糊呢？因为内阁拟定的全是外藩王妃进入皇宫的礼仪，沿途走的都是偏门。滞留通州的兴献王妃听说朝廷争论欲以孝宗为皇考，愤愤地说：“怎么能把我的亲生儿子，当作他人之子！”转过身来又指着前来迎接的朝中官员们说：“新皇即位，你们都荣宠披身，为什么兴献王的尊称却迟迟确定不下来？”兴献王妃哭哭啼啼发了一通火，干脆坐住通州，不打算东进一步了。
朱厚熜在金殿上得报说母亲在通州痛哭流涕伤心不已，便启禀皇太后，坚决请求退避皇帝位，亲自奉送母亲回归湖北安陆。朱厚熜这样做，是廷臣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朝廷中引起一阵躁动，唯有杨廷和不为所动，坚持原议。进士张璁孤注一掷，他知道自己的举动博得了皇帝的赞赏，于是冲破内阁的拦阻直接上书左顺门，为皇帝尊崇兴献王寻找理论根据。朱厚熜在孤立无援之际对张璁的支持万分感动，将奏疏留在了身边。
老谋深算的杨廷和为了防止内阁与新立皇帝的冲突无限扩大，以皇太后的名义传诏礼部，追尊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献后。这样既暂时缓和了矛盾，又充分表明了内阁的立场。
拖到十月初四，朱厚熜的母亲兴献后才姗姗由大明中门进入皇宫。照朱厚熜的意愿，兴献后进谒奉先、奉慈二殿后，又要拜谒太庙。内阁大臣又站出来抬出祖训：“妇女不得进太庙”，给坚决制止住了。
不知不觉，朱厚熜做皇帝已经八个多月了，所谓的大礼之争才暂时平息下来。坐在龙案前的朱厚熜皇帝与朝廷大员们着实较量了一番，双方似乎各有胜负。朱厚熜最不能忍容的是做臣子的那股咄咄逼人的气势。这年年末，朱厚熜又传下谕旨，又要在兴献帝和兴献后的尊称上，再加个“皇”字，好像不如此就不够名正言顺。内廷杨廷和等自然不同意，又一次采取了封还诏书的强硬做法。杨廷和等再三再四封还御札，几乎使朱厚熜无法下台。按照汉唐以来的制度，内阁对于皇帝的诏旨敕令，凡认为不合时宜的都有权封驳。但是像杨廷和内阁这样屡次三番违忤圣意，在明代历史上还是极其少见的。朝堂上即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清宁宫后殿烧起无名大火。杨廷和不失时机地上书，声言：“宫殿披火，恐与兴献帝、后加称有关。天意示儆，不可不慎！”
这一派危言耸听的说词，再加上大小官员随声附合，弄得素来迷信天道的嘉靖皇帝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暂时将加称号的事情搁置起来。随着朱厚熜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像是一副枷锁，捆绑着自己的手脚。大礼仪之争，让小皇帝与内阁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一直密切注视着朝廷动向的张璁看破了此中的奥秘。自从前次张璁上书支持朱厚熜被杨廷和打发到南京以后，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张璁年轻时七次应考都名落孙山，直到47岁那年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为了平步青云，他独树一帜，把晋升的希望全部押在皇帝身上。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张璁与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合谋，再次上书北京，攻击杨廷和等内阁官员，建议朱厚熜循名求实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并单为兴献帝在皇宫内立庙祭祀。奏疏呈上，果然博得朱厚熜的欢心。但是施行起来，杨廷和仍然是个障碍。朱厚熜假借事端向杨廷和频频施加压力。杨廷和别无选择，只好在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辞去了内阁的职务。
张璁、桂萼因为议礼一事，力排众议迎合皇帝，建立了功勋。因此朱厚熜特意把他们召回京师，擢升翰林学士。从此，张、桂二人有恃无恐，刻意谋划。嘉靖三年（1527年）七月，在左顺门当着皇帝的面，突然抛出指责内阁官员欺君罔上的13条罪状，咒骂他们朋党为奸。朝廷官员们被激怒了，纷纷上书抗争。朱厚熜针锋相对，所有上书一律扣留，不予答复。
朱厚熜朝罢之后，回归文华殿歇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金水桥南，拦住散朝的官员们，振臂高呼：“国家供养文人武士一百五十余年，今天是需要我等仗节死义的时候了！”
二百余名官员返身回转左顺门，纷纷跪倒。更有一些激情难耐的官员痛哭疾首，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中官传话到文华殿，朱厚熜毫不理会，传下圣谕，只说请诸位先行退去再说。
左顺门前群情激昂，丝毫没有退却的迹象。朱厚熜没想到自杨廷和罢官而去，朝廷官员依然如此不识时务。盛怒之下，令锦衣卫动手逮捕为首的八名官员。杨慎眼睁睁看着八名官员被绑架出去，奋不顾身抢上左顺门，被守门卫士强行拦住。杨慎手抚大门失声痛哭。台阶下二百余名官员也呜呜咽咽伏地悲鸣。刹时间，紫禁城内哭声震天。文华殿内朱厚熜也大发雷霆，传下圣旨，门下强谏的官员一一录下姓名，一百九十余名朝廷大员全部逮捕入狱。数日之后，杨慎等为首的官员远配戍边，余下的一百八十余人棍棒之下惨遭辱打，编修王相等十七人被活活打死。
议礼反对派哭左顺门的悲壮义举，被朱厚熜一顿大棒打得烟消云散。皇权是唯一的胜利者。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三月，议礼的余波依然未平，朝廷一纸发文，追究当年参与议礼的官员的罪责。首当其冲的杨廷和，尽管官职已无，朝廷念其迎立朱厚熜有功，免去了死罪，但仍指定他为罪魁，削籍为民。其余内阁官员，不论死去或健在，一律严厉处置。
接下来，嘉靖皇帝又开始琢磨着将自己的父亲称宗祔庙。按照封建宗法的规定，只有生前在位的皇帝，死后才可以有庙号，称祖或者称宗。在古代帝王的世系中，一般是始祖称祖，继祖者称宗。朱厚熜的父亲生前没有做过皇帝，虽然已经追尊为皇帝称号了，但根据宗法原则，称宗入太庙则完全不行。嘉靖皇帝再一次打破了常规，将自己的父亲称宗祔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十一日，朱厚熜率领群臣给太宗朱棣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给兴献帝尊号为“睿宗钦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十三日，奉兴献皇帝的神主进入太庙。二十一日，在大内的玄极宝殿举行了明堂秋享之礼，以睿宗配祭。
到了这个时候，持续18年之久的大礼议之争，才最后宣告结束。大礼仪由仪礼之争发展成政治斗争，是封建宗法制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大礼议”的起因和表面目的是世宗的父母该如何称呼，先皇孝宗及其皇后又该如何称呼，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礼仪称谓问题。朱厚熜主张给予自己过世的父母以一般皇帝的父母的崇高待遇，应该把其生父兴献王追封为“恭睿献皇帝”，而孝宗的一些旧臣，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则力主视世宗为孝宗的继子，以维持皇家血统的大宗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的理解不同。议礼反对派以宗法制中的大宗、小宗为根据，力图维护封建纲常和朱明皇统中大宗为主的地位；议礼派则主要以封建礼制中的“孝道”为根据，认为圣人之治国当以“孝敬”为先，“圣人之孝尊亲为大”，则进一步强调“非天子不议礼”，“务以明天子尊，复国威”相号召，这正是以小宗入承大统的朱厚熜最需要的，所以嘉靖帝依靠议礼派在理论上的支持，运用皇权的无上威力，彻底打败了议礼反对派。
嘉靖借大礼议风波加强了皇位，此后的45年中，没有人再敢触动他的权威。
3.树权威，改革祀典
皇帝也需要树权威，以此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有的皇帝是通过铲除身边的异己来树立威信，有的则是通过改革吏制来抬高自己，而嘉靖皇帝却是通过改革祀典这一系列活动，将朝臣都换成了能够对自己的心意心领神会的人，使其皇权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在争大礼的过程中，朱厚熜在议礼派的支持下，用皇权压制了反对派。同时在双方的争论过程中，朱厚熜自己也阅读了很多有关礼制的书籍。从儒家经典《十三经》到汉、宋诸儒对礼制的注解，朱厚熜都进行了研讨，对封建礼制的认识更深刻了。朱厚熜越来越认识到理论宣传和礼制建设的重要性。为了改变自己在左顺门事件中留给臣民的不良印象，为了通过礼制的改革树立自己作为英明的中兴之主的形象，朱厚熜开始了更定祀典的改革。
明·唐顺之·手书
七言律诗扇面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很注重礼制建设，从洪武元年开始，他就命中书省组织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经过礼官和儒官们的努力，制定了有明一代的礼制规模。
中国古代对天、地、日、月的崇拜由来已久。天又称“昊天上帝”，是古人想像中人间万事万物的主宰者，自从先秦时期天命观形成以后，历代帝王无不自认为受命于天，人间的皇帝乃“上天之宗子”，因此称为天子。地指大地，也称“皇地祗”，大地是自然万物生长的所在，因而古人把皇地祗想像为与“昊天上帝”相对的神。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拟定祀典，首重祀天之礼，洪武元年由中书省臣李善长奏进《郊祀仪》，其开篇就说道：“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祗’。《礼》日：‘享地于郊，祀社于国’。又日：‘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日：‘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日地祗，或日后土，或日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
根据中书省臣的考证，朱元璋折衷古礼，在钟山之阳建圜丘，钟山之阴建方丘。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祗。洪武时期配祭的祖先是朱元璋的父亲仁祖，建文时期撤仁祖，改奉太祖朱元璋，洪熙元年又在朱元璋之下增设太宗朱棣配祭。
在洪武十年以前，太祖朱元璋对天、地一直是按冬至、夏至分别祭祀于圜丘和方丘，并有陪祭的自然神灵。洪武十年秋，由于在祭祀斋居期间阴雨连绵，朱元璋细读汉代京房的灾异之说，感到天地分祭不太合适，又命在南郊建大祀殿，从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开始合祀天地于大祀殿。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在北京也建成大祀殿，规制一如南京，从洪熙元年（1425年）以后合祀天地、二祖并配之制也就一直沿袭下来。
当朱厚熜感觉自己对古礼了解得已经不少，可以“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之时，他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郊祀大礼，因为这里是最能取得突破的地方。同时，为了使更定祀典能够顺利进行，他先和自己颇为信任的大学士张璁进行了商量。然而，令他万没想到的是，张璁这位当初在礼仪之争中出过大力的下属居然反对自己的意思。这让朱厚熜十分沮丧。
正在朱厚熜欲罢不能之时，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十五日，吏科给事中夏言上了一封奏疏，“请帝亲耕南郊，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这一奏疏正中朱厚熜下怀，他感到古代的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之礼，正与他想更定的南、北郊之礼相合，便让夏言就南北郊之礼提出建议。
夏言是嘉靖朝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日后的飞黄腾达正是因为他的这次奏疏。不久嘉靖皇帝就采取了夏言的建议，并命夏言监工，协同户、礼、工三部在南天门（即正阳门）外择地兴建圜丘。
夏言通过更定郊祀之制而得到朱厚熜的青睐，在兴建圜丘时自然十分卖力，择好地址后马上兴工。在嘉靖九年十月完工，朱厚熜亲自将圜丘坛殿定名为皇穹宇。第二年夏天，北郊安定门外方丘、东郊朝阳门外朝日坛、西郊阜成门外夕月坛的坛埴也相继完工。
四郊工程竣工，分祀之制就此确定。朱厚熜更定祀典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改革郊天大礼终于成功了。紧接着，嘉靖又将“皇后亲蚕礼”纳入祭祀范围，并更定了孔子的祀典。
4.换首辅，控制内阁
明世宗朱厚熜通过换首辅的方式，来控制内阁，从而将皇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进一步加强了朱氏家族的统治。
明代的内阁是皇权专制的产物。从英宗以后到朱厚熜即位之际，明代的中枢权力机构呈现出内阁和司礼监权力迭相消长的形势。内阁的地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掌握了“票拟”大权。所谓票拟就是群臣所上的章奏，在送给皇帝审批之前，先由内阁学士阅看后用一张小纸写上应该批示的意见，贴在奏疏的封面，再进呈皇帝批准。由于有了内阁票拟的意见，皇帝觉得可以时，用红笔批准，就可以照票拟的意见执行。所以在制定、执行各种方针政策时，内阁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在很多时候皇帝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批红”时，就让司礼监的宦官代劳，由此而使司礼监得以乘机挟制内阁，造成宦官干政的局面。英宗时的王振专权、武宗时的刘瑾专权，就是用司礼监批红大权箝制内阁权力的典型。
明·昆剧戏曲人物尽管内阁受到皇权和司礼监权力的控制，明代内阁仍然在中枢机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内阁中形成了首辅制度。朱厚熜即位之时，杨廷和正位居首辅，定策迎立、除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把明代内阁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朱厚熜即位以后，他对内阁发挥的作用却感觉有些不满意了，其主要的矛盾就在于大礼仪之争。
朱厚熜在即位的过程中，就和当时的首辅发生了冲突，接下来的大仪礼之争更让皇帝和首辅的冲突白热化，并导致了首辅杨廷和隐退。这些事情让朱厚熜感到了内阁对自己行动的制约。因此，在大仪礼之争结束后，朱厚熜就开始更换内阁人选，把自己喜欢的人换到内阁。
左顺门事件之后，朱厚熜在张璁、桂萼等人的支持下议定了大礼，所以对二人十分宠信，就想把张、桂二人调入内阁。但是，这两个人虽然得到了朱厚熜的信任，却受到内阁首辅费宏及阁臣石瑶的压制，张、桂二人就上章奏攻击费宏。费宏对二人的攻击难以忍受，就上疏朱厚熜请求退休，终被批准。与其同时，内阁成员石瑶也被准予退休。
费宏和石瑶的去职，使内阁空出了位置。本来，朱厚熜的意思是想让张璁进入内阁。当他请继任首辅杨一清推荐人选时，杨一清却推荐了致仕在家的弘治朝大学士谢迁，而没有推荐张璁。张璁由此而怨恨起杨一清来，因为杨一清当年是由他的推荐而重新入阁的，现在却不推荐他，岂不是知恩不报，于是两人产生了嫌隙。由于张璁没能入阁，朱厚熜又让廷臣推入阁人员，结果还是没有张璁。朱厚熜不满意，令廷臣再推，结果仍然没有张璁，朱厚熜只好从中检用了吏部右侍郎翟銮，让他以吏部左侍郎兼学士衔人值文渊阁，参预机务。
朱厚熜很明白，廷臣推不及张璁，主要就是由于张璁在议礼问题上和朝臣积怨太深。为了使自己亲信的人能进入内阁，朱厚熜终于在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征得首辅杨一清同意后，用中旨任命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衔进入内阁。后来在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用中旨任命桂萼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衔入内阁。这样，两个议礼之臣终于得到了重用。
张璁进入内阁后，便将杨一清排挤出朝，自任首辅。当朱厚熜感觉到张璁“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并且在改革郊祀大礼中不能支持自己时，就又开始提拔夏言。夏言得到朱厚熜信任后，在更定祀典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官途也十分顺利，从都给事中的官位不到一年就升为礼部尚书，这在明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夏言因自己受到皇帝的信任，又见朝臣士大夫们都厌恶张璁，便与张璁对抗，两人产生了矛盾。朱厚熜在张璁和夏言之间进行了调和。但是，为了控制并制止张璁的跋扈行为，朱厚熜曾三次通过批准张璁致仕而加以裁抑。及至夏言任首辅之后，朱厚熜又通过提拔严嵩来和夏言对抗，进而保持自己对内阁的牢固控制。
明架火战车长350厘米，宽320厘米。这是由独轮车与火箭、火铳、长枪组成一体的由两人操作的战车。
明代政治史，内阁大臣们一旦受到攻击或者与皇帝意见相左时，每每求退，一方面是对皇帝施加压力、使其尊重阁臣们的意见特别是首辅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阁臣们为了自己的荣誉和节操。但是朱厚熜却从中学会了一套政治手腕，他批准不批准谁致仕、对阁臣的争斗表不表态，完全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和个人情感而定，从而把内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5.财政危机，制定《宗藩条例》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后，才想办法补救，已经太迟了。嘉靖虽想力挽狂澜，但其效果甚微。
严嵩像在嘉靖中后期的财政危机中，宗藩岁禄的不断增长是一项重要因素，因而促使朱厚熜对此进行改革，产生了《宗藩条例》。
宗藩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家天下的必然产物，封建帝王为了防止国家大宝落入他人之手，往往将自己的子孙分封为王，出镇各地，依靠他们对地方军政官吏加以限制和监督。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定制封藩，他分封了24个诸侯王，遍布全国各地。对以后历代皇治、军事、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元璋在分封藩王的同时，又对诸侯王的各种待遇做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规定为后世所遵循，因而形成宗藩制度。按制度规定，诸侯王享有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朱元璋为了笃亲之宜，将整个宗室变成坐食岁禄的寄生阶层，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明代宗室所享受的各种待遇，到靖难之役以后经过成祖朱棣的整顿，其政治权力以及军事权力不断削弱，朝廷对宗室的防范也越来越严密，以致形成严格的藩禁。如宗室不得参与兵事，参政、出仕、从事四民之业有禁，出城有禁，藩王相见有禁，入朝有禁，与官府打交道有禁，王府置官属有禁等等。与政治上、军事上的藩禁相伴随的，是宗藩经济特权的膨胀，即每出生一个宗室人口，就要享有一份宗藩岁禄。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口每隔30年左右就翻一番，宗藩岁禄也就成倍地增长，终致成为明朝廷不堪忍受的重负。
朱厚熜即位以后，明朝宗室人口和宗禄的增长，已经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嘉靖八年（1529年）正月，户部尚书梁材奏报嘉靖七年的情况说：去年“太仓所入止130万金，而支出却达241万”，造成财政超支的弊端有五项：“一宗室，二武职，三冗食，四冗费，五逋欠。”此时边疆的危机还不严重，所以梁材将宗室禄米耗费列为弊端之首，他强调：百姓的税粮有限，而宗支的繁衍无穷，以有限之土地而增无限之禄粮，如不早做打算，将来不堪设想。到六月，詹事霍韬也建议：将洪武初年藩王人数、所支禄米和今日藩王人数、所支禄米如实核查。梁材和霍韬的奏疏，提出了宗室岁禄日益增长的危害，促使朱厚熜不得不认真寻找办法。
由于朱厚熜是以藩王入继大统的，不愿意决然改变朱元璋“禄之终身”的老办法。但是，宗藩岁禄给政府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有人分析，嘉靖初年，国家支给每一宗室的岁禄在四百石左右，而这时的宗室人口基数已在十余万以上，这是一个王朝所难以承受的。朝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上书，指出宗藩岁禄的危害。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在礼部尚书李春芳的主持下，终于在不久之后拟订了“议处王府事宜六十七条”，上奏给世宗。朱厚熜审阅之后，诏为书颁行，赐名《宗藩条例》、《宗藩条例》是嘉靖皇帝为解决宗室岁禄问题的沉重负担而进行的重要改革，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是：通过限制妾媵的数目来抑制宗室人数的急剧上升；通过奏减和折支等办法减少原定的禄米数额；削减宗室一些无关紧要的浮费。尽管它很有限，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人数和禄米的急剧增长，也为万历时期制定《宗藩要例》奠定了基础。
《浙江濒海地图》从中可见明政府在沿海设置卫所，防御倭寇。
但是，由于朱厚熜不想彻底废除宗藩的寄生性生活，不能采取让宗室人民籍、开应举之途、弛商贾之禁等让宗室自食其力的措施，因而他的改革也只能是修修补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宗藩岁禄给朝廷财政带来的压力，宗藩问题也就由大明朝廷一直背负到它的灭亡。
明穆宗朱载（1537—1572），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世宗病死后继位。朱载即位后，倚重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一改世宗时的弊政，使朝政为之一振。他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发展，可以说朱载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