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勤政爱民，延缓衰败步伐
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都能勤政爱民，从而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孝宗朱佑樘勤政爱民，使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号称太平盛世。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死去。九月，18岁的皇太子朱佑樘继承大统，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弘治元年。孝宗登极后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宪宗时期朝政日趋混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孝宗刷新政治，大力整饬吏治，以振兴王朝。
明孝宗像
斥逐奸邪。太监梁芳为人“贪黜谀佞”，为取悦于宪宗和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不少奸佞如李孜省、僧继晓等，都是通过梁芳的门路而得到重用的。他们勾结起来，作奸犯科，谋取私利，通过梁芳直接取旨授官（名为传奉官）的就有数千人之多，有白衣而至太常卿者。对于这伙奸佞小人，孝宗即位第六天就采纳六科、十三道御史的建议，贬梁芳为南京少监，谪李孜省等戍边陕西。同年十一月，又下令逮捕梁芳、李孜省下狱。李不胜拷打，死于狱中，梁芳亦“卒废以死”。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作恶多端的僧继晓也被处以死刑，接着其他奸邪也相继被罢斥，其中也包括在成化年间只知献媚取宠的内阁首辅万安。而最大的举指，是孝宗下令汰传奉官，将右通政任杰等两千余名罢免，同时还罢遣此类禅师、国师、真人等一千几百人。经过这番清洗，先朝留下的奸邪小人几乎所剩无几。
选贤任能。在罢斥奸邪的同时，孝宗还大力选拔贤才，委以重任。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都先后当朝执政，一时出现了“朝多君子”的盛况，这对孝宗改良政治起了组织上的保证作用。
明清观象台
王恕，陕西三原人。成化年间就以敢直言进谏而著称。当时他曾先后应诏陈言21疏，疏论朝政39次，“侃侃论列无少避”，“以直声动天下”。每当朝廷政事委决不下时，廷臣们总是寄希望于王恕，说，王公为什么不发言呢？随之，他们又很自信地说，王公的奏疏就要来了。果然，王恕的奏疏不久就递上来了。时人有歌谣称赞说：“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如此直臣自然会遭到一些近幸显贵的怨恨，昏庸的宪宗“亦颇厌苦之”，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竟迫其致仕。孝宗即位后，廷臣推荐因事而被罢官家居的大臣，王恕名列首位。孝宗即召用王恕为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闰五月休致为止，王恕始终担任这一宫廷要职。孝宗推心委用，王恕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辅佐。他还大力引荐贤才，其所荐用的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都成了一代名臣。
马文升，钧州人，文武全才。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升任兵部尚书，第二年，因被李孜省进谗言改任南京兵部尚书。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被孝宗召入京师，任命为左都御史。弘治二年（1489年）再任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其时军政废弛，边境防御空虚。马文升上任后，考核将校，罢黜贪诈、怯懦将帅三十余人。这些被罢者十分怨恨，有的手持弓箭，伺守在马文升家周围，企图行刺；还有的书写匿名信诽谤他，用箭射入东长安门内，造谣惑众。孝宗闻讯后，立即命锦衣卫逮捕这些不法之徒，同时还派12名骑士专门保护马文升。皇帝的信任，使马文升更加尽心朝政，在屯田、马政、边备等诸多方面，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王恕致仕后，马文升改任吏部尚书，虽已年近八旬，修髯长眉，耳有重听，但议政时仍侃侃而谈，风采不减当年。
刘大夏，华容人，初任职方主事，后升为郎中。他熟知兵事，深得兵部尚书余子俊的赏识，“倚之若左右手”。弘治二年（1489年），迁为广东右布政使，弘治六年（1493年）以吏部尚书王恕荐，擢右副都御史，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式就任兵部尚书。任职期间，刘大夏屡上章疏，提出了许多改良朝政的好建议，孝宗也倾心相听，多有采纳。一次，孝宗召见刘大夏问道：“卿前言天下民穷财尽，但祖宗朝征收赋税皆有定额，为什么会弄到如今这个地步呢？”刘大夏答道：“这是因为政府征敛没有定额的缘故。如朝廷每年向广西征采铎木，又向广东索取香药，动辄耗资数以万计，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孝宗随后又问询士兵状况，刘大夏直言不讳地说：“士卒同百姓一样贫穷。”孝宗不解地问道：“士卒居有月粮，出征又发行粮，怎么会穷呢？”刘大夏答曰：“虽是规定这样，但将帅层层克扣剥皮，到士卒手中的实际还不到规定的一半，怎么会不穷呢？”孝宗听后，感慨万分地说道：“朕即位这么久，竟然不了解天下军民的穷苦情况，怎么做万民之主呢？”随即下令革除弊端。刘大夏像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都是孝宗为太子时的讲官。刘健，洛阳人。孝宗即位后，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弘治十一年（1498年），代徐溥为内阁首辅。他学问精深，直言敢谏，办事精明果断，人称贤辅。李东阳，茶陵人，弘治八年（1495年）以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阁，后加衔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朝政每有缺失，李东阳都尽心力谏，每每切中要害。谢迁，余姚人。孝宗即位后，仍为经筵讲官。每次进讲前他总要做好充分准备，进讲时言辞恳切，寓规劝于讲解之中。孝宗称赞不已。后迁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1495年）与李东阳同时入阁，后加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迁遇事头脑清醒，分析问题深刻透彻。时人评论他与刘健、李东阳：“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严格考核官吏。孝宗认为要保证选贤任能方针的实施，对官员的考核审察就是十分必要的。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孝宗让吏、兵二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官员的姓名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以便随时观览，还将其为官实迹记录在姓名之下，以备升迁罢黜。弘治八年（1495年）四月，孝宗还指示吏部、都察院要注意调查，掌握官员为政的实际情况，以便做出公正的评语，“今后考察、黜退官员，各从公询访，必得实迹，不可轻信偏听，以致枉人。”（《明孝宗实录》卷九）
为提高考察的实效，孝宗还对官员考核制度予以完善和改进。首先，扩大考察范围。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孝宗下令考察武职镇守等官，“凡有疾者、戴罪待问者、年老政声无闻者、不惬人望者，皆罢之；年及六十者，令致仕”（《明孝宗实录》卷九）。在此之前，各处参将等武官都不在考察之列，以致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贪赃枉法却无人过问。这次，兵部会同科道官考察武官，罢免了镇守宁夏东宁伯焦俊等15人（《明孝宗实录》卷九）。
与此同时，孝宗还命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包括钦天监和太医院官员都参加考察。弘治元年（1488年）八月，一次就黜退钦天监天文生及阴阳人等108人。九月，孝宗又命王府辅导官也加入被考察行列。按明朝的旧制，王府官员是不参加考察的，而孝宗则规定“令巡抚、巡按官会同考察奏闻”。
除扩大考察范围外，孝宗还对考察时间做了一些完善和改进。他规定“外官三年千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对京官考察则由十年一考，改为六年一考。弘治十四年（1501年），南京吏部尚书林瀚上言，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考察，两京及在外武职官，亦五年一考选，唯两京五品以下官，十年才一考察，法太阔略。孝宗认为此议对加强京官的考察力度很有利，遂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正式颁令，“两京吏部各会同都察院并各衙门堂上官从公考察，今后每六年一次，著为令”。考察制度的完善，大大提高了惩处贪残和不称职官员的力度，对吏治的整饬十分有利。弘治三年（1490年）、九年（1496年）、十五年（1502年）经吏部考察后，老疾者致仕，疲软无为者冠带闲住，贪酷者为民，均达到两千多人。而特别贪酷者则受到严厉处罚，福建邵武知县高迁侵盗官库银500余两，纳贿1000余两，与家属一起被发配广东海南卫充军。
为使吏治清明，孝宗还广泛接受臣下建议，停开纳粟事例。成化末年，因陕西、河南等省连年发生严重饥荒，宪宗诏开纳粟事例，凡捐米粟入官者许为监生、吏、典等。弘治五年（1492年）十一月，吏部尚书王恕上疏抨击这一制度说：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天下也有灾荒，各边也需军饷，当时没有纳粟之制，并没听说过粮食不足、军民贫困。近年来，一遇灾荒就行捐纳，其结果一方面使正常仕途阻塞，有的人候选十五六年方才得到一官半职，及至上任，鬓已斑白，早已无心从政；另一方面则是官以财进者，上任之后都贪财害民，致使官场日趋腐败。孝宗认为他讲得很对，立即下令停止纳粟事例。
虚心纳谏开言路。成化年间，言路阻塞，直言敢谏之人屡遭罪罚。孝宗即位后，为及时纠正朝政缺失，就千方百计地疏通言路。他首先对前朝因言事获罪的官员进行甄别和平反。成化二十二年（1487年）十月，还将带头弹劾李孜省等奸邪的给事中韩重、王质等12人晋升了职务。同时，下令科道官有空缺者，悉数增补，充实言官队伍。这些举措不仅解除了人们心中的顾虑，而且很快就形成了人人踊跃上言的好风气，“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开”。孝宗即位之初，因其祖母、太皇太后好佛事，就赐给大慈延福寺六百多顷地作为香火田。御史纷纷上疏谏止，孝宗接受了众人的意见，将地收回，召民佃种。还有一次，孝宗准备在万岁山上建一棕棚，以便登高望远。太学生虎臣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上疏劝谏。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的费圈十分惊恐，害怕孝宗怪罪下来，自己受牵连，于是就将虎臣戴上枷锁，捆绑在树下。过了不久，官校传令虎臣到左顺门听旨。大出人们意料的是，孝宗在谕旨中不但没有责备虎臣，反而大加奖慰说：“你说的对，棕棚已经拆了。”费圈闻讯羞愧难当，而虎臣却因此名闻天下，不久还被任命为知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孝宗能倾听逆耳之言，虚怀若谷。吴一贯一案是孝宗亲自审理的，拟定为“大辟”罪。刑部尚书闵硅不同意，认为至多只能定为徒刑。二人为此争执不下，左都御史戴珊进行调和，孝宗令闵硅重新拟罪。不料，闵硅仍按己意奏上。孝宗很是生气，召刘大夏商议。刘大夏说：“刑官执法是其职责，不可加罪。”孝宗默然，终于还是按闵硅的意见来处理了。
兴修水利。位于山东的黄河堤坝每年都会决口引起洪水，那里正是黄河和大运河相交的地方，不仅危及大批人的生命，也中断了运河的运输。1493年，当时在地方上任职的高级官员刘大夏经吏部尚书王恕推荐，负责这项水利整治工作。
刘大夏研究了河流管理工程的历史，招收了地方上所能找到的最有经验和技术最佳的人，采取了著名的前辈特别是14世纪中叶伟大的水利工程学家贾鲁使用过的技术，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劳动，终于治愈了因黄河水泛滥而带来的水患。从离裂口很远的上流（几乎远及河南的开封）开始，刘大夏堵塞了通过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流向东北的黄河的几条支流。这样就使主河道转向东南，流向江苏北部的徐州，进而流向淮河的主渠道入海。这样就改变了黄河的主流，使它在山东半岛南部流动，这一改变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
在明代的诸多皇帝中，孝宗最为仁慈。他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在刑罚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发生了改变。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邱濬的理学，史称太平盛世。
2.宠爱皇后，包庇外戚
皇帝也难做，由于他没有将“小家”与“国家”平衡好，所以他只能是两头受气。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写过一篇专门批评专制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一句。大概中国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淫荡的，大都三宫六院，嫔妃成群，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个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有人说，他可能是中国皇帝中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皇后，而且没有其他的嫔妃。皇后张氏，兴济（今河北沧州市北）人。按照明代中期以后选后的制度，皇后一般都出身于平民之家。张氏的父亲张峦，原只是一个秀才，以乡贡的名义进入国子监。也就是说，从地方学校保送进了国立最高学府读书，成为国子监生。张氏出身于这样的读书人家庭，家教自然很好。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二月初六日，张氏与时为皇太子的朱祐樘成婚。
同年的九月，张氏被正式立为皇后。张皇后在弘治四年（1491年）的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了皇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朱厚照一生下来，面貌非常清秀，“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举止非常。因此，孝宗对这个儿子非常疼爱，对于张皇后自然更是宠爱。晚明学者黄景昉说：“时张后爱最笃，同上起居，如民间伉俪然。”皇帝、皇后像民间的夫妇一样，每天一同起居。这在封建皇帝的私人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
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朱佑樘登基后，她的父亲张峦被封为寿宁伯。张峦死后，加赠昌国公，她的弟弟张鹤龄袭封侯爵，另外一个弟弟张延龄也被加封。朱佑樘对张氏一家非常好，但张氏偏偏是那种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人，而且她的这两个弟弟比姐姐更加贪婪。张氏兄弟仗着自己外戚的地位，到处为非作歹，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设立皇庄，使得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张氏兄弟还倒卖官盐，当时的盐是由国家垄断的产品，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张氏兄弟以此牟利，极大地影响了国库的收入。张氏家族的许多堂兄弟、叔伯、养子和结拜弟兄都加官晋爵，整个明代没有其他外戚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弘治十年（1497年），朱佑樘听说张氏兄弟在北京南部强夺农户的田地，便派刑部侍郎屠勋和宦官萧敬前去调查。屠勋和萧敬如实地报告了情况，并要求将田地归还给受害者。张皇后知道后勃然大怒，而据《明史》记载，“帝亦佯怒”。朱佑樘进退两难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他后来还是采纳了屠勋和萧敬的大部分建议，而且私下对萧敬说：“汝言是也”，并赐给礼物作为他直言不讳的赏赐。
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佑樘去世前的两个月，年轻的户部郎中李梦阳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奏疏长达五千多言，批评了朝廷许多方面的弊端，极论得失。李梦阳在给朱佑樘的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张鹤龄赤裸裸的滥用职权给朝庭造成的长期损害，在奏疏的最后说：“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
张鹤龄发现李梦阳的奏疏中有“陛下厚张氏”的话，立即向他的姐姐张皇后告状，说李梦阳竟敢称呼皇后为张氏，论罪当斩。张皇后愤怒地向朱佑樘要求杀李梦阳。朱佑樘深感为难，最后还是妥协了，下令将李梦阳投入狱中。但私下里却认真地垂询几个大臣的意见，问他们该如何处置李梦阳。一个大臣说李梦阳的言词“狂妄”，该杀；但另一个则说李梦阳是“赤心为国”。朱佑樘爱惜李梦阳的才华，只罚了李梦阳三个月的俸禄，然后释放。
张皇后对朱佑樘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高兴，左右太监都劝朱佑樘廷杖李梦阳，以泄皇后的心头之恨。朱佑樘不同意，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吾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经此一事，李梦阳名声鹊起，成了朝廷和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不久后，李梦阳在路上遇见寿宁侯张鹤龄，李梦阳当面责骂张鹤龄，并打落了张鹤龄的两颗牙齿，这事后来居然不了了之。
也许，在孝宗看来，张氏兄弟虽然有过错，但他们毕竟是皇后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过错能宽免就宽免了。当然，他也知道放任张氏兄弟的后果，所以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诲来使二人收敛。有一次，皇帝游幸南宫，皇后、太子、皇后的母亲金夫人以及张氏兄弟陪同。席间，皇后、太子及金夫人离席，孝宗便将张鹤龄单独叫来。人们远远地看到张鹤龄摘下乌纱帽向皇帝叩头。从此以后，张氏兄弟的行迹较为收敛。张氏兄弟，后来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之交接期间，因为拥护世宗登位，曾经非常受世宗的宠幸。但是，二人最后的命运却让人嗟叹：张鹤龄被关在狱中死去，张延龄被杀于西市。这固然有世宗忘恩负义的因素，但二人的骄横无法，无疑是授人以柄。
3.溺爱独子，权力传纨绔
朱佑樘虽是个还算开明的皇帝，但他教子无方，在他死后，将大明王朝交给他那浮夸和玩世不恭的儿子朱厚照，注定了明王朝的衰落。
朱佑樘的身体很不好，在他统治的后期，他常常不得不因病而不上朝，但他不能摆脱朝政。在朱佑樘统治的18年间，自然灾害显得异常频繁和严重，尤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史书记载朱佑樘对黎民的苦难深为不安。各地的奏疏雪片一样地飞来，催促朱佑樘作决定。
弘治十六年（1503年）一月，大学士们上书责备朱佑樘，因为他的拖延，耽误了救济南京涝灾。但这时朱佑樘已经精疲力尽了，他只在表面上对大学士们的建议表示感谢。
朱佑樘继续虔诚地信奉道教，道士们定期在皇宫内举行斋醮仪式。大臣们上书劝谏，认为朱佑樘这类背离理想帝王准则的行为，将会造成天灾，比如旱、涝、瘟疫和饥荒等，但朱佑樘却置之不理。
弘治十七年（1504年），朱佑樘封道士崔知端为太常寺卿（相当于礼部尚书的荣誉官衔）。这在朝庭中引起了一片反对声。朱佑樘统治的后期，李广事件唤醒了那个沉睡多年的励精图治的孝宗皇帝，朱佑樘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勤政时期。他任用刘大夏、戴珊等人，重新整顿朝政，并亲自告诫张氏兄弟收敛他们的恶行。但是这段昙花一现的时光随着朱佑樘的驾崩被带走了，终明一朝再也没有回来。
帝鉴图，是技述自尧舜以来为君主者，事之前附图一幅。朱佑樘的统治时期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明朝回光反照的时期。大明王朝就好像一个人，在成化年间已经得了重病。经过朱佑樘的治理，这个病人精神为之一振，然后随着朱佑樘的驾崩，病人的病情急剧恶化，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他给王朝留下的最坏的遗产，就是他的继承人。
朱祐樘临终时，在病床上召见他自认为最重要的大臣——李东阳、刘健、谢迁，把他唯一的儿子托付给他们，并对他们说：“东宫聪明，好逸乐……”
太子这时才15岁，先天后天，都跟他大不相同。先天有四分之一的瑶人血统，从小茁壮非凡，活泼过人。后天是中宫皇后所出，又成独子，谁不视如稀世奇珍？皇后溺爱，不在话下，皇帝朱祐樘则想到从小有如孤儿孽子的那种凄凉岁月，要将自己的缺憾，在儿子身上弥补，所以明知纵容为非，却无法自制，也变得溺爱不明了。如今大限将近，朱祐樘想到太子是个特等纨绔，双料顽童，难肩重任，后悔平时欠于教导，愧对祖宗臣民，然而为时已晚！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于顾命大臣：“知子莫若父。东宫很聪明，但是年纪太轻，好玩、好奇，诸位先生一定要辅之以正道，才能有望做个明主。”
他的儿子朱厚照，即正德皇帝，在后来以浮夸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藐视他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的一切真挚的儒家理想主义，抛弃了他父亲树立的样板。其方式比18年前朱祐樘苦恼地摆脱自己父亲（宪宗朱见深）的榜样更为直截了当。朱家的天下在他的手中开始迅速滑向深渊。这样的后果，孝宗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孝宗朱祐樘长子，孝宗病故后继位。在位16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武宗在南巡游乐中翻船落水，回北京后于第二年三月故于豹房。葬北京昌平康陵，庙号武宗。由于武宗没有子嗣，皇位不得不落于皇室旁系之手，明孝宗一脉从此结束。武宗在位期间，随心所欲，吃喝玩乐，宠信太监，朝政荒废，成为朱家王朝最腐败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