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尼正在急救站包扎着，贾武齐正抬着你的腿。你抱牢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严重吗？”
“在腿上，高迪尼严重吗？”
“他没事，这是颗大型的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掉在了附近的地上，他们俩都扑倒在地上，我被扔在了地上。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抱牢我的脖子。”
“可别再把我摔下来啦。”
“刚才是因为我们惊慌失措了。”
“你们都没受伤吗？”
“都只是一点轻伤。”
“高迪尼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了。”
我们到急救站之前，他们又把我摔下了一次。
“该死的。”我说。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我们以后不敢了。”
在救护站外，许多伤员躺在黑暗中的地面上。有人把伤员抬进抬出。当包扎站的幔子打开，把伤员抬进抬出时，我看得见里边的灯光。死去的都放在一起。军医们的袖子都卷到肩膀上，一身的血，活像个屠夫。担架不够用。伤员中除了少数在哼叫外，大多数默不作声。在包扎站门上作为遮蔽物的树叶被风刮得沙沙响，夜里越发寒冷了。时时有担架员走进来，放下担架，卸下伤员，接着又走了。我一到包扎站，马内拉就找来一名中士军医，我的两条腿都被绑上了绷带。他说伤口上的污泥太多，所以并没有流太多的血。他说等他们一有空就来医治我，说完就回到里边去了。马内拉说，高迪尼开不了车子。他的肩头中了弹片，头也受了伤。他本来不觉得怎么样，可现在肩头紧绷着。他这会儿正靠着附近的一个砖墙边坐着。马内拉同贾武齐各自开车运走了一批伤员，幸好他们俩还能开车。英国救护队带来三部救护车，每部车上配备有两个人。高迪尼带着其中一名司机向我走过来，高迪尼本人看上去非常憔悴，一副病容。那英国人弯下身来。“你伤得厉害吗？”他问。他是个高个子，戴着钢框眼镜。
“腿上受了伤。”
“但愿不是很严重，来支烟吧？”
“谢谢。”
“他们跟我说，你的两名司机都不能工作了。”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带你来的这一位。”
“真不幸，你们的车子由我们来开怎么样？”
“我正好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一定会很小心的，事后原车送回别墅。你们的地址是206号吧？”
“是的。”
“那是个不错的地方。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对。”
“我是英国人。”
“噢，是真的吗？”
“当然，难道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我们有支部队里有些意大利人。”
“你们肯替我们开车，那真是太好了。”我说。
“我们一定会非常爱惜的，”他挺直了身子，“你的这位司机很焦急，一定要我来看你。”
说着他拍拍高迪尼的肩膀。高迪尼缩缩身子，笑笑。英国人突然讲起流利纯正的意大利语来。“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也和你们的中尉说过了，现在那两部车子由我来接管，就请你放心吧。”他又转而对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带出去，我找医疗队的大亨去，我们把你一道运回去。”他朝包扎站走去，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生怕踩到地上的伤员。我看见他掀开毛毡，射出了灯光，走了进去。
“他会照顾你的，中尉。”高迪尼说。
“你还好吧，弗兰哥？”
“我没事。”他在我身边坐下来。
一会儿，包扎站门前的毛毡掀开了，那个英国人带着两名担架员走到我身边。
“就是这位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话说。
“我还是等一等吧”，我说，“还有比我受伤更严重的呢，我没事的。”
“行了行了，”他说，“别装该死的英雄啦。”随后他用意大利语说：“抬他双腿的时候可要十分小心，他的腿很疼。他可是威尔逊总统的嫡亲公子。”他们把我抬起来送进了包扎站。里面所有手术台都有人在动手术。那小个子少校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他倒还认得我，挥挥钳子说：“你好吗？”
“还好。”
“我把他带来了，”那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生子。就把他放在这儿了，你们一有空就医治他，治好就随我的第一批伤员运回去。”他弯下身来对我说：“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的副官，先把你的病历卡填好，省得耽误时间。”他弯着身走出包扎站的门。这时少校把钳子丢进盆子里，我的眼睛跟着他的手移动，现在他在扎绷带。过了一会儿，担架员把手术台上的人抬走了。
“美国中尉由我来。”有一名上尉级的军医说。我被抬上了手术台，台面又硬又滑。许多浓烈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其中有化学药品味，也有甜滋滋的人血味。他们脱下我的裤子，上尉军医一边诊视，一边口述，叫中士级副官记录下来：“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上多处肤伤。右膝和右脚有深伤。头皮炸伤（他用探针探了一下一一“痛吗？”——“啊唷，痛！”）头盖可能有骨折。执勤时受伤。加上这一句，免得军法处说你是自伤，”他说，“来一口白兰地怎么样？你是怎么受的伤？有没有想过要自杀啊？请打一针防破伤风的，两条腿都划上个十字记号。谢谢。我先把伤口清洗干净，再用绷带包起来。你的血凝结得很好。”
填病历卡的副官抬起头来问：“负伤原因呢？”
上尉问我：“你是被什么东西打中的？”
我闭着眼睛回答：“一颗迫击炮弹。”上尉在我腿上拨弄着什么，像是割裂肌肉组织，使我疼得厉害，他问道：“你确定吗？”肉每被割一下，我的胃也在跟着颤动，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安静地躺着，我说：“大概是吧。”
上尉军医发现一些什么东西，很感兴趣地说：“找到敌军迫击炮弹的碎片啦。你要是同意，我想多找出一些。不过现在没必要。我会处理好一切的，然后——这样疼吗？好的，这比起将来的疼痛，可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疼痛还没开始哪。给他倒杯白兰地来。一时的震惊叫疼痛暂时麻木下来；但是也没有什么，不要担心，目前情形下看，伤口是不会感染的。你的头怎么样？”
“好基督啊，我全身冒汗”我说。
“那就别喝太多白兰地，要是头骨真的骨折了，可就要防止发炎。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好基督啊”我说。我仍旧全身冒汗。
“我看，你的头盖可能真的骨折啦。我把它包上，免得你的头东碰西撞。”
他开始包扎，双手动作很迅速，绷带扎得又紧又稳。“好了，祝你交好运，法兰西万岁”
“他是美国人。”另外一位上尉说。
“我一直以为你说他是法国人，他讲法语，”上尉说，“我早就认得他，一直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他喝了半大杯科涅克白兰地。“把重伤的送上来，多拿些防破伤风的疫苗来。”上尉对我挥挥手。
我被抬起来，送出门时，毛毡打在我脸上。到了外边，一位中士副官凑过来小声问我，“贵姓？中名？教名？军衔？籍贯？哪一级？哪一军团？”等等。“我很关心你头上的伤，中尉。希望你能尽早康复，精神好一点，我现在把你交给英国救护车。”
“我没什么，”我说，“非常感谢。”刚才少校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我都没兴趣，巳经不重要了。过了一会儿，英国救护车开来了，我被抬到担架上，推进救护车。我旁边还有一个担架，那人整个脸都扎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像蜡制的一般，呼吸极其沉重。我上边那些吊圈上也搁了一些担架。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绕过来，朝里望。“我一定稳稳当当地开车，”他说，“希望你一路能舒服一些。”我感觉到引擎启动了，感觉到他爬上了车子的前座，感觉到他拉开了刹车，扳上离合器杆，于是我们启程了。我躺着不动，任凭伤口的疼痛持续下去。
救护车在路上缓慢地移动着，有时停下，有时倒车拐弯，最后才开始迅速爬山。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滴下来，起初是匀速的而且很慢，随即潺潺流个不停。我向司机嚷叫起来。他停住车，从车座后那个窗洞望进来。“什么事？”
“我上边那张担架上的人在流血。”
“我们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没法抬出那张担架。”他又继续开了。血流个不停。在黑暗中，我也看不清是从帆布上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我竭力把身体往旁边挪，以免血流在我身上。有些血巳经流进我衬衫里面，我觉得又暖又黏。我有点发冷，腿又疼得那么厉害，难受得想吐。过了一会儿，上边担架上的流血缓和下来，变得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我听到并感觉到上边的帆布在动，原来那人比较舒服地安定下来了。
“他怎么样啦？”英国人回过头来问，“我们快到山顶啦。”
“他大概死了。”我说。
血滴得很慢很慢，仿佛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车子一直往上爬，车子里很寒冷，夜凉如水。到了峰巅的救护站，那张担架被抬了出去，换了另外一张，于是我们又赶路了。
我住在了野战医院的病房里。有人告诉我说，当天下午有人要来探望我。那天天很热，房间里有许多苍蝇。我的护理员裁了许多纸条，绑在一根小棍子上，做成一把蝇帚，飕飕地赶着苍蝇。我看着那些苍蝇都停在天花板上歇脚，只要护理员打个瞌睡，一停止挥帚，苍蝇就会飞扑上来，我起初还用嘴把它们吹走，后来就用双手遮住脸，也入睡了。天气很热，我一醒来，腿上发痒。我喊醒护理员，他在我的绷带上倒了些矿泉水。这样一来，床变得又湿又凉爽。病房里醒着的人，三三两两地聊起天来。医院规定早上要巡视病床，三名男护士和一个医生，把病人一个个抬到包扎室去换药，护士则趁这会儿时间去铺床。每天上包扎室去换药，实在是件不太快乐的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病人躺在床上，照样可以铺床。护理员泼了水后，我觉得躺在床上又凉又痛快，我正吩咐他给我脚底上什么地方抓抓痒的时候，一位医生带来了雷那蒂。他匆匆跑到床边，弯下身子吻我。我注意到他手上戴着手套。
“你好啊，朋友？你感觉怎么样了？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个一一”那是一瓶科涅克白兰地。护理员给他找来一把椅子，他坐下了。“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授勋了。他们要保荐你得银质勋章，不过也许只弄得到铜的。”
“为了什么？”
“因为你受了重伤。他们说，只要你能证明你曾做了什么英勇的事，银质勋章不成问题。不然，就只好拿铜的。你把经过的实情告诉我，有没有做过什么英勇的事情？”
“没有，”我说，“我被炸的时候，我们正在吃干酪。”
“别开玩笑。受伤的前后，你一定做过什么英勇的事。你仔细想想看。”
“真的没有什么。”
“你没背负过什么伤员吗？高迪尼说你背过好几个人，但是急救站里的少校军医却否定了他的说法，授勋申请书上得有他的签名。”“我没背过什么人，我自己都动不了啊。”
“这没有关系。”雷那蒂说。
他脱下手套。
“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替你弄到银质勋章的，你不是拒绝过比人家先接受治疗吗？”
“但并不是十分坚决的。”
“这无所谓，只要看你这样受了重伤，只要觉得你平日里是真的勇敢，总是请求上第一线，况且这次进攻又很顺利。”
“他们顺利渡了河没有？”
“太顺利了，差不多俘获了大约有一千名战俘，公报上登载过，你没看到过吗？”
“没有。”
“我给你捎一份来，这是一次顺利的奇袭。”
“各方面情况都还好吗？”
“好极了，大家都好极了，人人都夸赞你。快告诉我整个的惊险情况，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得到银质勋章。说啊，把一切都告诉我。”他歇一歇，想了一想。“也许你还可以得到一枚英国勋章，那儿有个英国人，我去问问他，看他愿不愿意推荐你，他总会有办法的。你受了不少苦吧？喝杯酒。护理员，拿个开塞钻来。哦，你真该看看我是怎样给人拿掉三公尺小肠的，我的技巧比以前更娴熟了。正式投稿给《刺血针》的材料，你替我译成英文后我就寄去。我现在日日有进步。我可怜的兄弟，你现在好点没有？妈的，开塞钻怎么还没拿来？你是这样勇敢沉静，我都忘了你还在忍受着疼痛呢。”他拿手套拍拍床沿。
“开塞钻拿来了，中尉长官。”护理员说。
“把它打开，拿个杯子来。喝点儿吧，兄弟。你那可怜的头怎么样？我看过你的病历卡，你哪里是什么头骨骨折啊。急救站那个少校根本就是个杀猪的。要是我来给你手术的话，保证你不会吃苦头的。我从来不叫任何人吃苦，我知道该怎么去做。我每天都在学习，越来越顺手，功夫越来越精。原谅我说了这么多话，我可怜的朋友。我是因为看见你受了重伤，所以心里才有些激动。喂，喝这个，这可是好酒，花了我十五个里拉呢。一定不错，五颗星的。我离开这儿就去找那英国人，他会给你弄枚英国勋章的。”
“人家是不会因为这种情况给你的。”
“别谦虚了，我去找那个联络官，让他去对付那个英国人。”
“你见过巴克莱小姐没有？”
“我带她来，我现在就去把她给你带来。”
“别急，以后再说吧，”我说，“先讲一些关于哥里察的情形，姑娘们都好吗？”
“都没什么姑娘了，都两个星期没调换过了，我有好久没去了，巳经不是什么姑娘了，简直是老战友了。”
“你真的不去了？”
“偶尔也会去逛逛，看有没有新来的。顺路歇一歇脚。她们都问候你。她们在那儿待的时间太长了，巳经变成朋友了，有点扫兴。”
“也许姑娘们不愿意再上前线来了。”
“怎么会，那里有的是姑娘。无非是行政管理太差罢了，她们被留在了后方，让那些躲在防空洞里的人玩个痛快。”
“可怜的雷那蒂，”我说，“孤零零一人作战，身边也没个姑娘陪着。”雷那蒂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我想这对你没有害处，兄弟。你喝吧。”
我喝了科涅克白兰地，觉得一团火直往下冲。雷那蒂又倒了一杯。他现在巳经安静一点儿了，他把酒杯举得高高的。“向你的英勇挂彩致敬，预祝你得银质勋章。告诉我，朋友，这样炎热的天气，总是躺在这儿，你不心烦吗？”
“偶尔会有。”
“像你这样躺着，我简直不敢想象，要我早就发疯了。”
“你本来就是疯疯癫癫的。”
“我希望你回来。现在没人半夜三更探险回来，没人可以开玩笑，没人可以借钞票，没有血肉兄弟，没有朝夕共处的室友。你怎么会让自己受伤了呢？”
“你可以找神父开玩笑呀。”
“那个神父，都轮不上我跟他开玩笑，是上尉。我倒挺喜欢他的。假如非有神父不可，只要这位神父也就行了。他正为来看你做着准备呢！”
“我挺喜欢他的。”
“哦，这我早就知道了。有时我觉得你们俩有点像那个。”
“你不会真的那么想吧？”
“是的，我有时就是那么想的，两个男人过分亲密，真的有点。”“哦，真是活见鬼。”
他站起身，戴上手套。
“哦，我还真是喜欢拿你取乐，兄弟。尽管你有什么神父，什么英国姑娘，但骨子里还是和我一模一样的。”
“不，不一样的。”
“我们是一样的，其实你是意大利人，肚子里除了火和烟以外，没有别的。你不过是假装做美国人罢了。你我是相亲相爱的好兄弟。”“我不在的时候你可要规矩点。”我说。
“我还是设法把巴克莱小姐弄来吧，你跟她在一起比跟我愉快多了。你变得比较纯洁，甜蜜了。”
“哦，见你的鬼去吧。”
“我把她弄来。你那位冷冰冰的美丽的女神，英国女神。我的天哪，碰上这种女人，男人除了对她叩头膜拜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英国女人还能派上别的用场吗？”
“你真是个愚昧无知而且说话粗俗的意大利佬。”
“是个什么？”
“是个愚昧无知的意大利鬼子。”
“鬼子？你才是个冰冷的——鬼子。”
“你愚昧无知，笨头笨脑。”我发现他对这些字眼很敏感，因此便继续说下去。“没见识，没经验，因为没有经验而笨头笨脑。”
“你是说真的吗？我告诉你一点关于你的那些女神的事吧。那些外表看上去很神圣的女神啊，就用一句话来说，一个一直贞节的姑娘和一个妇人搞起来只有一点不同，姑娘会痛。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他用手套拍打了一下床沿。“至于姑娘本身是否果真喜欢，你就无从知道啦。”
“别发脾气。”
“我没有，朋友，我说这些无非是为你着想，可以免掉你许多麻烦。”
“唯一不同点就在这儿？”
“是的，不过还有许多像你这样的傻子不知道呢！”
“谢谢你开导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