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别墅的时候巳经是五点钟了，我到洗车子的地方冲了个淋浴。随后我回房去打报告，坐在敞开的窗前，只穿着长裤和汗衫。后天就要发动进攻了，我得带上一批车子到普拉伐去。我巳经好久没给美国的家里写信了，心里明知道得写信，但一直拖了很长时间了，就算现在想写，也不知道该从哪写起了。没什么可写的，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去，没别的内容，就报了个平安。这些明信片大概可以敷衍亲友一下，因为在美国这些明信片，既新奇又神秘。战区对他们来说也同样如此，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打的那几次战役，巳经算是更有效率，更凶残了。奥军的存在，目的就是帮助拿破仑打胜仗，任何一个拿破仑都行。我希望现在我们也最好能有一位拿破仑，可惜我们只有卡多那大将军，又肥胖又好命。还有长着细长脖子和山羊胡须的小个子国王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意军的左翼是亚俄斯塔公爵，也许是因为他长得太英俊了，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将军，但他还算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许多意大利人希望他来当国王，他的样子就像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现任第三军总指挥。我们是属于第二军的。第三军里有些英国炮队。我在米兰曾结识过两个英国炮兵。他们俩很不错，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玩得很痛快。那是两个大个子，还很害羞，忸怩不安，任何事情都很体贴。我倒希望能够跟英国军队共事，那样的话，生活就有趣多了。不过那就有死亡的危险，而我现在的工作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不，那也不一定。英国救护车的驾驶员有时也有阵亡的。哼，我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起码不会死在战场上。因为战争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在我看来，这次战争对我的危险性，就像是发生在电影中一样。但我仍希望战争能早些结束，但愿今年夏天就会结束，也许奥军会垮掉。在以往的几次战争中，他们不总是会垮掉的吗？这次战争又有什么不同呢？人人都说法军不行了。雷那蒂说与法军的关系巳经变了，不过巳经转向巴黎进军。我问他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噢，人家拦住了他们。”我很想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到奥地利去一趟，我还想去黑森林，还有哈尔兹山。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我不想去那儿，尽管那里可能很美。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还可以去西班牙。太阳要下山了，天气转凉了。晚饭后我要去找凯瑟琳，我多希望现在能和她一起在米兰，在科伐咖啡店吃一顿饭，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消磨这炎热的盛夏夜晚，然后过桥去，沿着运河一起走进旅馆。也许她会愿意的，也许她会把我当做那个阵亡的爱人，然后我们会一起走进旅馆的前门，看门人连忙摘帽，我找掌柜的拿钥匙，她则站在电梯边等，随后我们一同走进电梯，电梯开得很慢，嘀嘀嗒嗒地过了一层又一层，到了我们那一层时，侍者将电梯门打开站在一边，她走出去，我也走出去，一起走在走廊里，我拿钥匙去开门，我们进去，我打电话，吩咐他们送一瓶装在放满冰块的银桶子里的卡普里白葡萄酒来，你能听见走廊上有冰块碰着提桶的响声，侍者敲敲门，我就让他放在门外，因为我们正一丝不挂。天气太热了，窗子打开着，燕子在每家每户的屋顶上飞掠着，天黑的时候，走去窗口还能看到几只很小的蝙蝠在屋顶上找东西吃，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喝卡普里酒，门儿锁上了，天气炎热，只盖一条单被，整个夜晚，相亲相爱，在米兰度过一个炙热的夜晚。应该这样才对呢。我还是快点吃饭，早一点找凯瑟琳？巴克莱去吧。
食堂里的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在说着什么。我今晚喝了一点酒，因为如果不喝的话，就会有人说我不热情，不够朋友。我和神父谈起大主教爱尔兰的事，这位大主教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但却被冤枉了，作为美国人的我，对于这种冤枉行为也是有份的，只是我从没听说过到底是什么冤情，既然神父在说，我只好装作知道的样子。神父长篇大论地解释主教为何受迫害，是怎样被人家误解的，我听完后再说不知道，未免显得不够礼貌。我觉得这大主教的姓氏还不错，而且还是从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敏尼索达州来的：敏尼索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这姓氏念起来很像爱兰，因此特别好听。不，并不是那样的，没那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是吧，神父。不，神父。嗯，也许是吧，神父。你知道的比我多，神父。神父是个好人，但却很无聊。军官们不是好人，也很无聊。国王是个好人，同样无聊。酒并不好，但却不会让人觉得无聊。酒可以剥掉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留在上颚上。
“后来神父被人关了起来，”罗卡在说，“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利息三厘的公债券。这一定是在法国发生的，要是在这儿，是不会被逮捕的。关于三厘公债，他说他并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内贝缪亚，我正好也在那儿，看到了报上的报道，就跑到监牢去，说想要见见那神父。显然那些公债券就是他偷的。”
“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雷那蒂说。
“那你随便，”罗卡说，“反正我是讲给我们这位神父听的，很有教育意义。作为神父的他，一定会有体会的。”
神父笑笑。“说下去吧，”他说，“我听着呢。”
“有些公债自然是找不回来了，但是他们在神父身上搜到了全部的三厘公债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债券，我现在也忘了。我刚说到去了监牢，这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站在他的牢房外，就像是对神父忏悔似的，我说，‘祝福我，因为你犯罪了。’”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那他怎么回答的？”神父问。罗卡不理睬神父所提的问题，只是继续对我讲着这个笑话。“你懂了吧？”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要是你真懂的话，就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笑。他们又给我倒了一些酒，于是我讲了一个英国小兵被逼冲淋浴的故事，少校讲了一个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再喝了一些酒后，我又讲了一个骑师寻到铜板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似乎也有这么一个故事，讲公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这会儿神父走了，我就讲了一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说他于凌晨五点到达马赛，当时正刮着干燥而冷冽的北风。少校说他听人家说我很能喝酒。我否认。他说我一定是酒量惊人，对酒神巴克斯的尸体起誓，我们来试试看。不要对巴克斯，我说，不要巴克斯。他说要对着巴克斯。我得和菲利波？文森柴？巴锡一杯一杯比酒。巴锡说不行，他不能比，他巳经比我多喝了一倍啦。我说他谎说得不漂亮，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的，菲利波？文森柴？巴锡或是巴锡？菲利波？文森柴今天晚上都一滴酒都没喝，再说，他的姓名究竟怎么叫啊？他问我的姓名究竟是费德里科？恩里科还是恩里科？费德里科？我说别管他什么巴克斯，比完了再说，于是少校拿来大杯倒红酒。比到一半，我忽然不想再比了。因为我想起还要去找凯瑟琳呢。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厉害，我得走了。”
“他真的有事，”雷那蒂说，“我知道，他有个约会。”
“我得走了。”
“那么改天晚上再比吧，”巴锡说，“等哪天你精神好点再说。”他拍拍我的肩膀。桌上点着几支蜡烛。军官们都很开心。“晚安，诸位先生。”我说。
雷那蒂跟我一起出来。我们在门外小草地上站了一会儿，他说：“你喝醉了，还是别去了吧。”
“没有醉，雷宁，我真没喝醉。”
“你还是嚼点咖啡再去吧。”
“胡说。”
“朋友，我去给你弄点来，你来回走走吧。”回来时他带来一把烘焙过的咖啡豆。“朋友，嚼嚼这些东西，愿天主与你同在。”
“巴克斯保佑我。”我说。
“我把你送过去吧。”
“我自己完全可以。”
我们一同穿过市镇，我嘴里咀嚼着咖啡豆。到了直通英国别墅的车道口，雷那蒂向我道晚安。
“晚安，”我说，“不一起进去吗？”
他摇摇头。“不，”他说，“我喜欢简单一点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甭说了，朋友，没什么。”
我走上车道，两旁的松柏，轮廓十分鲜明。我回头望望，看见雷那蒂还站在那儿望着我，便向他挥挥手。
我坐在别墅的会客厅里，等待凯瑟琳？巴克莱下来。有人走过来，我站起身，但是那人不是凯瑟琳，是弗格逊小姐。“你好，”她说，“凯瑟琳叫我对你说对不起，今晚她不能见你。”
“很遗憾，但愿她没有生病。”
“她不太舒服。”
“请你转告她我很关心她。”
“好的。”
“那你觉得我明天再来行吗？”
“行。”
“那谢谢了，”我说，“晚安。”
我走出门，突然觉得空虚寂寞。我本来把来看凯瑟琳当做一件很随便的事，甚至喝得有点醉了，以至于差点忘了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见不到她，心里却觉得寂寞难耐。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说要在当天夜里在河上游发起一次进攻，我们得派四部救护车前往指定地点。关于为什么要发起这次进攻，大家都不清楚，尽管每个人说起来都十分肯定，但都是胡乱搬弄战略知识。我乘第一部车子，当经过英国医院大门口时，我叫司机停一下，其余的车子也都跟着停下了。我下了车，叫后面三部车子继续朝前开，如果我们没赶上，请他们在通往库孟斯去的大路的交叉点等待。我匆匆跑上车道，走进会客厅，说要找巴克莱小姐。
“她在上班。”
“可不可以见一下她？”
他们派了一名勤务员进去问问，接着她就跟着勤务员出来了。“我路过这儿，想问你是否好一点了。他们说你在上班，我说还是想见你一下。”
“我现在很好，”她说，“昨天大概是天气太热，热得我感觉有些难受。”
“我得走了。”
“我陪你到门外走一会儿吧。”
“你巳经完全好了吗？”我到了外边问。
“好了，亲爱的。你今天晚上来不来？”
“不，我现在要到普拉伐河上游赶一场戏去。”
“一场戏？”
“在我看来，那不算什么。”
“你会回来吧？”
“明天。”
她从脖子上解下一件东西来，放在我的手里。“是个圣安东尼像，”她说，“你明天晚上来吧。”
“难道你是天主教徒？”
“不是，但是人家说圣安东尼像很灵验。”
“那我来替你保管吧，再见了。”
“不，”她说，“别说再见。”
“好。”
“做个好样的，自己保重。不，你不能在这儿吻我，不可以。”
“好吧。”
我回过头去，看见她还站在台阶上。她冲我摆摆手，我吻吻我的手，给她来了一个飞吻。她又摆摆手，接着我走下医院的车道，爬上救护车的座位，我们起程了。圣安东尼像装在一只白色小铁匣里，我打开匣子，让它掉落手掌上。
“圣安东尼像？”司机问。
“是的。”
“我也有一个。”他的右手离开方向盘，解开制服上一个纽扣，从衬衫里面掏出来给我看。
“看见了吗？”
我把我的圣安东尼像仍旧放在小铁匣里，卷上那条细细的金链子，往我胸袋里一塞。
“你不戴上吗？”
“不。”
“还是戴上吧，那本就是用来戴的。”
“好吧。”我说。我解开金链子的扣子，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扣上扣子。圣像吊在我的军装外，我解开制服和衬衫的领子，把它塞在衬衫里面。车子开着走时，我能感觉到它撞在我的胸膛上。随后我便完全忘掉它了。后来我受伤，它也丢了。可能是在包扎站时被人家拿走了。
我们过了桥，把车子开得很快，不一会儿，就看见前面路上那三部救护车卷起的滚滚黄尘。路拐了个弯，我们看到那三部车子，显得很小，车轮上冒起尘埃，洒落在树木间。我们追上他们，超过去，拐上一条上山的路。结队开车，只要你开的是头车，就会有一种愉悦的自豪感；我安坐在车座上，看着窗外田野的风景。我们的车子沿着河这一边的丘陵地带行驶，路越爬越高，能看见北面的一些高山峻岭，峰巅还有积雪。我回过头，看见那三部车子都在爬山，每部车之间都伴随着一段尘埃。我们超过一大队驮着东西的驴子，赶驴子的走在旁边，头上戴着红色的土耳其帽。原来是意大利狙击兵。
超过它们之后，路上就空荡荡了。我们爬过一些小山，沿着很长一段山的山肩，开进一个河谷。路的两边都是树木，从右边一排树木间，能看见河，河水湍急而且清澈透底。水面很低，河水漫过卵石的河床上，晶莹发光。靠近河岸，我看见有几个很深的水潭，水蓝如天。河上有几座拱形的石桥，那儿就是大路接连一些小径的起点。我们经过农家的石屋，几棵梨树的枝丫贴在屋子朝南的墙上，田野上砌有低矮的石墙。大路在河谷里盘旋了好久，随后我们转了弯，又开始爬山而上。山路陡峭，时上时下，穿过栗树林，进入平地，终于沿着一个山脊而行。穿过树木间，我向下望见阳光照耀着的远处那条河流，它隔开了敌我二军。我们行驶在崎岖的新修的军用公路上，沿着山脊的巅峰，我眺望北方，那是两道山脉，又青又黑，直到雪线，雪线上则一片雪白，阳光下皎然可爱。接着，路沿着山脊向上盘旋，我又看见一道山脉，那是更高的雪山，看起来呈粉白色，上有皱褶，构成各种奇异的平面，随后在这些高山后面又看见了很多山峰，也不知道是什么山。这些高山峻岭都是奥地利人的，我们这边可没有。前面路上有个朝右的转弯，从那儿向下望，我看见路在树木间向下倾斜地延伸。这条路上有部队、卡车和驮着山炮的驴队，而当我们沿着路边朝下开的时候，我看见下面远远的有条河、沿河的铁轨和枕木、铁道渡到对岸去的古桥，还有对岸山脚下那一片断墙残壁的小镇一一那就是要抢夺的地点。
我们的车子驶上平原，拐上河边那条大路时，天巳快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