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是他的经理替他把父亲长期安葬了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永久享用这块墓地的使用权。不过他母亲去世时，他的经理就想，他们不可能永远这么亲密。他们是一对儿，他们是同性恋者，所以经理替他把母亲暂且安葬了五年。
嗨，当他从西班牙回到墨西哥时，收到了第一份通知。是说五年巳经到期了，让他续办墓地的事宜，这是第一份通知。永久租用费只需要二十美元。我当时正管着钱柜，所以就对帕科说由我来处理这件事情。可是他却不干，说要自己料理，说因为是他母亲，所以要亲自去办，而且马上就去办。
一个星期过后，他又收到第二份通知。我念给他听，我说我还以为他巳经办理完了呢。
“没有。”他说，他说他没办过。
“让我处理吧，”我说，“钱就在钱柜里。”
“不行。”他说。谁也不能支配他。他一有时间就会亲自去办。“反正这钱总是要花的，早点花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好吧，”我说，“不过你一定要把这事料理了。”他这时除了参加义赛以外，还订了一份合同，要求参加六场斗牛，每场报酬四千比索。他光是在首都就挣了一万五千多美元。用一句话来说，他忙得乐在其中。
又过了一星期，第三份通知来了，我又念给他听。上面说，如果到下周六前还没有办理，就要挖开他母亲的墓，把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他说下午到城里去时亲自去办。
“为什么不让我来办呢？”我问他。
“我的事你别管，”他说，“这是我的事，我要自己来办。”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就自己去办吧。”我说。
虽然那时他身上总是带着一百多比索，但他还是从钱柜里取了钱，他说自己会亲自料理的，走时带着钱，所以我想当然的认为他巳经把这件事办好了。
过了一星期，又来了通知，说是发出最后的警告也没有回音，所以巳经把他母亲的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了。
“天啊，”我跟他说，“你不是说过会去料理，而且还拿了钱，可你母亲如今落得个什么下场啊？我的天哪，看你做了什么，把你亲生母亲扔在了万人冢上。你干吗不让我去料理呢？本来收到第一份通知时，我就可以去办好。”
“不关你的事，这是我的母亲。”
“没错，是不关我的事，可这是你的事。一个如此对待自己亲生母亲的人，身上还能有什么人味啊？你真不配有母亲。”
“这是我母亲，”他说，“现在她跟我更亲了。我都不用为她葬在什么地方费心，伤心了。她现在就像飞鸟和鲜花，在我呼吸的空气中。现在她可以时刻跟我在一起了。”
“天啊，”我说，“你还存有一丁点人味吗？不要再跟我说话了。”“她就在我周围，”他说，“我永远都不会伤心了。”
他那时在女人身上花了太多的钱，想方设法装出人模人样哄骗别人，不过凡是知道一点他底细的人，就都不会上当。他欠我六百比索，不肯还，“你现在要钱干什么？”他说，“你不相信我吗？咱们不是朋友吗？”
“这和信任和朋友没有关系。你不在的时候，我用自己的钱替你付账，现在我需要这笔钱，你有钱就得还我。”
“我没钱。”
“你有钱，”我说，“就在钱柜里，你还我吧。”
“这笔钱，我还有用呢，”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太多地方需要用钱了。”
“你在西班牙时我一直待在这里，你告诉我不管是什么开支，屋里的全部开支都由我支付，那一阵你一点钱都寄不回来，我用自己的六百比索去付你的账，现在我需要用钱，你就还我吧。”
“我很快就还你，”他说，“我眼下也急需钱用。”
“你要干什么？”
“我自己的事。”
“那就不能先还我一点？”
“不行，”他说，“我真的急需这笔钱，但我一定会还你的。”
他在西班牙只斗过两场，那儿的人都受不了他，他们很快就把他看透了，他做了七套斗牛时穿的新服装，他就是这种东西：随随便便就把这些服装打了包，结果回国途中有四套被海水弄得都不能穿了。
“我的天哪，”我跟他说，“你到西班牙去。整个斗牛季节你都待在那里，但却只斗了两场。你把带去的钱都花在做服装上，做好又让海水糟蹋掉；弄得不能穿。那就是你过的斗牛季节，如今你倒不让我管你的事。你为什么不还清欠的钱，然后让我走呢？”
“我想让你留在这儿，”他说，“我一定会还你的，可是现在我需要钱。”
“你急需钱来付墓地租金安葬你母亲吧？”我说。
“我母亲碰上这种事，倒让我高兴，”他说，“这你不能理解。”“我很庆幸自己不理解，”我说，“你把欠我的钱还我吧，不然我就自己从钱柜里拿了。”
“如果你这样，那我就要亲自保管钱柜了。”他说。
“不行，你不能。”我说。
那天下午，他带了个小流氓来找我，那是他的同乡，身无分文。他说：“这位老乡因为母亲病重要回家，缺点钱。”要知道这家伙不过就是个小流氓罢了，是一个他以前从未谋面的小人物，不过倒是他同乡，而他竟要在同乡面前充当慷慨大度的斗牛士。
“从钱柜里给他五十比索。”他对我说。
“你刚跟我说没钱还我，”我说，“现在你倒有钱给这小流氓五十比糸。”
“他是同乡，”他说，“他落难了。”
“你混蛋。”我说。我把钱柜的钥匙给他。“你自己拿吧，我要上城里去了。”
“别发火，”他说，“我会还给你的。”
我开出车子要去城里。这是他的车子，不过他知道我要比他开得好。凡是他做的事我都能比他做得好，这点他也是清楚的。他不会写也不会念。我打算去找个人，想个办法让他还我钱。他走出来说，“我跟你一起去，我想要还你钱。咱们是好朋友，没必要吵架。”
我开着车，准备带着他一起进城。他掏出二十比索。
“钱在这里。”他说。
“你这没娘管教的畜生。”我对他说，还告诉他即使拿着这钱又能如何。“你给那小流氓五十比索，可你欠了我六百，现在却还我二十。我决不拿你一个子儿，你也知道拿着这钱会怎么样。”
我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的下了车，也不知道当晚要睡在哪里。后来我和一个朋友把我的东西从他那儿拿了出来。从此我再也没和他说过话，直到今年，有一天傍晚，我在马德里看见他正跟三个朋友一起去格朗维亚的卡略电影院。他向我伸出手来。
“嗨，罗杰，老朋友，”他跟我说，“你怎么样啊？我听别人说你在讲我的坏话，你讲了太多冤枉我的坏话。”
“我只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我跟他说。这话在西班牙语算是最损人的。
“这话倒不假，”他说，“生母过世时我还很年轻，看上去我似乎根本没有母亲。这还真是不幸。”
瞧瞧，同性恋就是这副烂德行。你伤害不了他。什么都伤害不了他，什么都伤害不了。他们想尽了办法花别人的钱在自己身上摆谱。我在格朗维亚当着他三个朋友的面，说了我对他的看法；可这会儿我碰到他，他竟还像朋友似的跟我说话。像这种人还有什么人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