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德里很多男孩儿都叫“帕科”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弗朗西斯科”的爱称。在马德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父亲在马德里的《自由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帕科，星期二中午到蒙塔尼亚饭店来见我。往事一概不咎。爸爸。”结果，一下来了八百多个青年，最后不得不用一个中队的骑警才把他们赶散。但是，在卢阿卡寄宿公寓里当餐厅侍者的这个帕科，却既没有父亲原谅他，也没有做过什么错事需要父亲原谅。他有两个姐姐在卢阿卡做女侍，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这家寄宿公寓曾经有一个女侍是她们的老乡，那个女侍干活勤快，为人又诚实，因而给她的村子和同村的人都赢得了好名声。两个姐姐出盘缠让弟弟乘长途汽车来到马德里，并且还为他找到了做侍者学徒的活儿。他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村庄，那里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真叫人难以相信，食物匮乏，也就谈不上什么生活舒适了。他能记事时，就一直是拼命干活的。
他是个身材结实的小伙子，漆黑的头发，有点儿卷曲，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皮肤细腻，让姐姐们都非常羡慕；脸上还总是挂着一抹开朗的微笑。他手脚麻利，活儿干得出色，也很爱他的姐姐，她们看上去很标致，很世故。他喜欢马德里：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方；他也喜欢这份工作，穿着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夜礼服在明亮的灯光下干活儿，厨房里还有很丰盛的食物，这工作似乎充满了浪漫的梦幻色彩。
还有另外八到十二个人住在卢阿卡，并在餐厅就餐，但是在帕科的眼里一一他是三个侍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一一实际存在的就只有那些斗牛士。
二流的剑刺手住在这家公寓里，是因为圣赫罗尼莫路地段很好，食物精美，而且费用还便宜。对于一个斗牛士来说，即使不显得阔气，至少得显得体面些，因为在西班牙，体面和尊严就是人们最重视的美德，勇敢倒还在其次。斗牛士们直到花光了最后几块比塞塔，都一直住在卢阿卡。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斗牛士搬出卢阿卡，住进了一家更高级或者更豪华的旅馆，因为二流斗牛士从来不会成为一流斗牛士；可是卢阿卡却可以使人迅速的潦倒下去，因为只要是能挣点钱的人，都可以住在这里，只要客人没有要求，就不会把账单拿给他，除非经营这家寄宿公寓的那个女人知道他巳经身无分文了。
斗牛士一般可分为三种，“剑刺手”是斗牛队里的主要斗牛士，是唯一可以用剑刺杀公牛的人；“骑马长矛手”骑在马上，于斗牛开始时，用带有钢尖的长矛刺牛，将其激怒；“短枪手”手持成双的短枪，将其插入巳被激怒的牛的肩部和颈部。每个斗牛队通常由一名剑刺手，两名骑马长矛手和三名短枪手组成，以剑刺手为首，其他五人须服从他的指挥。
眼下，卢阿卡公寓里就住着三名正式的剑刺手，两名很好的骑马长矛手和一名出色的短枪手。对于家在塞维利亚，春季要住在马德里的骑马长矛手和短枪手来说，住进卢阿卡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但是他们工作稳定，收入不错，雇用他们的剑刺手在即将到来的斗牛季节中，都签订了大量的合同，所以这三位副手中的每一个挣的钱，都有可能比那三个剑刺手中的任何一个都多。那三个刺剑手中的其中一个生了病，却想装得没病似的；另一个是刚出道的，没红几天便成了过眼云烟；而第三个则是个胆小鬼。
这个胆小鬼，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勇猛，技艺非凡，他第一次作为剑刺手参加正式比赛时，出场就被牛角狠狠地戳了小肚子，受伤严重，从此就变成了胆小鬼，不过那豪爽的派头倒不减当年。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不管有没有人逗他，他总是笑口常开。当年风光的时候，他喜欢搞恶作剧，但现在巳经不再来这一套了。可能是没有心情了吧。他有着一张聪明的、非常坦率的面孔，举止很有派头。
生病的那位处处小心，从不显出生病的样子，餐桌上摆的每一道菜，他都细心地吃上一点。他的手帕特别多，总自己动手在房间里洗。近来，他还卖起了自己的斗牛服。圣诞节前他很便宜地卖了一套，到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又卖掉了一套。这些服装都很值钱，保存得也很好，如今他身边就只剩下一套了。生病之前，他是一个大有希望、甚至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士。尽管他不识字，却收集了一些剪报，上面说，他在马德里的首秀表现得比贝尔蒙特还要出色。现在他总是独自一人在一张小桌旁进餐，很少抬头。
那位曾经昙花一现的剑刺手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很有派头。他也是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就餐，脸上很难看到一丝笑意，更不用说哈哈大笑了。他来自瓦利阿多里德，那里的人总是一本正经的。他还算是个有才能的刺剑手，只是还没用他临危不惧、镇静自若的长处赢得公众喜爱，他的风格就巳经过时了，观众们再也不会因为海报上他的大名而去斗牛场了。他当年的特色就是身材矮小，甚至看不到公牛的肩隆；但身材矮小的斗牛士并不只他一个，他始终没能给观众留下持久的印象。
至于那两位骑马长矛手，一个是花白头发的痩子，长着一副秃鹫般的面孔，虽然没有健壮的体格，但胳膊和腿却像铁打的一样，总是穿一双牧牛人穿的长筒靴，每天晚上都要喝很多的酒，色眯眯地盯着公寓里任意的一个女人。另一位则生着一张古铜色的面孔，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容貌俊朗，两手大得特别，头发像印第安人那样乌黑。这两位都是很出色的骑马长矛手，不过大家都说第一位因为贪恋酒色，技艺巳经大不如前；而第二位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和人吵架，所以跟任何剑刺手，都顶多只共事一个斗牛季节。
那个短枪手是个中年人，头发巳经斑白，可是尽管上了年纪，却仍像猫一样敏捷；他坐在餐桌旁边，看上去就像是个很会赚钱的商人。对今年这个斗牛季节来说，他的腿脚依然很利落，到了上场的时候，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还足以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用为没有人正式雇佣他而发愁。所不同的是：当他脚下不够敏捷时就会惊慌失措，而如今不管场内场外他都胸有成竹，镇静自若。
这天晚上，餐厅里就只剩下那位长着秃鹫面孔和喝了过多酒的骑马长矛手，每逢节日，在西班牙集市上拍卖表的那位脸上带有胎记、也同样喝了很多酒的商人；另外还有两个加利西亚来的神父，他们坐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子旁，酒即使喝得不算太多，肯定也巳经不少了。
当时在卢阿卡，酒是包括在寄宿费中的，而侍者又刚拿来几瓶巴耳德佩尼亚斯红葡萄酒，先送到拍卖商的桌上，再送给骑马长矛手，最后又送去给两个神父。
三名侍者站在餐室的一头。这里的规矩是：侍者要等他们所负责的餐桌上的客人全部走光以后才能下班。负责两个神父那张餐桌的侍者预先约好要去参加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集会，帕科事先巳答应帮他照料那张餐桌。
楼上，那位生病的剑刺手正一个人躺在床上。那位过气的剑刺手正坐在那里望着窗外，想要去咖啡馆坐会儿。那位胆小鬼剑刺手则把帕科的一个姐姐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想要让她干什么事儿，可她却笑着不肯答应。剑刺手于是说：“来啊，野姑娘。”
“不，”帕科的姐姐说，“我为什么要来？”
“行个好吧。”
“你吃饱了，现在准备拿我当甜品。”
“就一回，又有什么害处呢？”
“别碰我，我告诉你，别碰我。”
“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儿罢了。”
“我告诉你，别碰我。”
在下面餐室里，那个个子最高的侍者这时巳经误了开会的时间他说：“瞧瞧这些黑猪喝酒的样子。”
“话不能这么说，”第二个侍者说，“他们都是些体面的顾客，酒又喝得不算太多。”
“我倒觉得自己说得很恰当，”高个子侍者说，“西班牙有两个大祸害，公牛和神父。”
“当然不是指个别的公牛和个别的神父。”第二个侍者说。
“当然是，”高个子侍者说，“只有通过个别的人，你才能向整个阶级发动进攻。必须先从个别的杀起，再统统杀光。这样才不会再有新的出来。”
“把这些话留到会上说吧。”第二个侍者说。
“瞧瞧马德里的野蛮劲吧，”高个子侍者说，“现在巳经十一点半了，这些家伙还在大吃大喝。”
“他们是十点钟才开始吃的，”第二个侍者说，“而且你也知道到，菜多，酒便宜，他们都付了钱，再说，这酒也不凶。”
“有你这样的傻瓜，工人们怎么能团结一致呢？”高个子侍者问。“听我说，”第二个侍者说，他是个五十岁的人了。“我巳经干了一辈子的活啦。下半辈子也一定要干活。对此我毫无怨言，干活是很正常的。”
“是呀，要是没活干，就要命了。”
“我一直在干活，”年纪较大的侍者说，“去开会吧。用不着待在这里了。”
“你真是个好同志，”高个子侍者说，“不过你缺乏思想。”“Meiorsimea faltaeso queelotro，年纪较大的侍者说（意思是没有思想总比没有活儿干好点儿），“去开会吧。”
帕科一直没有吭声。他还不懂得政治，但是每次听高个儿待者讲到必须杀死神父和宪警时，他的心情总是很兴奋的。在他看来，高个子侍者就代表着革命，而革命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他本人倒很想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革命者，在保有现在这份工作的同时，还是一个斗牛士。
“开会去吧，伊格纳西奥，”他说，“我替你照应着”
“我们俩来照应。”年纪较大的侍者说。
“一个人就足够了，”帕科说，“去开会吧。”
“那我走了，”高个子侍者用西班牙语说，“多谢多谢。”
同时，在楼上，帕科的姐姐巳经摆脱了那个剑刺手的拥抱，那副熟练的程度不亚于一个摔跤运动员摆脱对手的擒拿。她现在发起火来，说：“你们这些饿狼般的家伙。一个不够格的斗牛士，胆小如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它用到斗牛场上去吧。”
“你这种说话的腔调就像个婊子。”
“婊子也是女人，可我不是婊子。”
“可也快了。”
“反正不会让你第一个来糟蹋。”
“离开我的房间。”剑刺手说。这时候，他因为遭到拒绝，碰了一鼻子灰，又感到胆怯起来。
“离开？什么都没做怎么离开？”帕科的姐姐说，“不需要我帮你铺好床铺吗？老板花钱雇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离开我，”剑刺手说。那张英俊开朗的脸紧蹙起来，就像是在哭泣。“你这婊子，你这个小臭婊子。”
“剑刺手，”她说，顺手关上了门，“我的剑刺手。”
在房间里，剑刺手一屁股坐在床上。他的脸仍然那样紧蹙着。每当他在斗牛场上这样时，总是强颜欢笑，还会吓到第一排的观众，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竟会落到这步田地，”他大声说，“竟会落到这步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