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字子上，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宣帝司马懿与张春华的次子，司马师的弟弟，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父亲。早年随父抗蜀，多有战功。景初二年，封新城乡侯。正始初，迁洛阳典农中郎将。曹髦时，继兄司马师为大将军。专揽国政，走向代魏。甘露五年，魏帝曹髦死后，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分兵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伐蜀，灭之。自称晋公。咸熙元年三月丁丑加为晋王。咸熙二年，薨。昭死数月，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晋朝。追尊司马昭为文帝，庙号太祖。
公元239年（景初三年），司马昭被封为新城乡侯。公元240年（正始初年），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当时正值魏明帝大兴奢侈之风以后，司马昭免除苛捐杂税，不误农时，百姓大为喜悦。后转为散骑常侍。
司马昭（211-265）公元244（正始五年），大将军曹爽伐蜀时，以司马昭帝为征蜀将军，作为夏侯玄的副手，率军出骆谷，驻扎在兴势。蜀将王林夜间偷袭司马昭军营，司马昭坚持按兵不动。王林终于退走。事后，司马昭对夏侯玄说：“费祎占据险要之地而固守，我军前进得不到作战的机会，攻坚而不能下，应赶快撤退，以后再作打算。”曹爽等引军撤退，费祎果然率兵急奔三岭，截其归路，魏军夺得险道才得通过。回到京都，拜为议郎。[2]攻蜀战吴公元249年（嘉平元年），司马懿杀曹爽，开始专权国政，司马昭率众保卫二宫，因功增加封邑一千户。蜀将姜维侵扰陇右一带，征西将军郭淮从长安出发抗拒蜀军，司马昭晋位为安西将军、持节，屯兵关中，调度诸军。郭淮在麴攻打姜维别将句安，长期不能决胜负。司马昭即进军占据长城，南向骆谷设置疑兵。姜维害怕，退保南郑，句安的军队断绝后援，率众投降。司马昭转为安东将军、持节，镇守许昌。
三国演义人物谱——司马昭（叶雄绘）公元251年（嘉平三年），大军讨伐王凌时，司马昭都督淮北诸军事，率军会师于项。增加封邑三百户，赐给金印紫绶。不久又晋号都督。同年，司马懿去世，他的兄长司马师抚以军大将军辅政，独揽朝廷大权。
公元252年（嘉平四年），司马师对吴国发动南征，司马昭统率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胡遵、诸葛诞军大败，司马昭因此削去侯爵。
蜀将姜维又侵扰陇右，扬言要攻狄道。魏帝曹芳任命司马昭征西将军，驻军长安。雍州刺史陈泰想走在蜀军前面占据狄道，司马昭说：“姜维攻羌人收取了他们的人质，屯聚粮食，建造粮仓，而又转道至此，正是想完成征服塞外诸羌的工作，为后年攻魏作准备。若真的要攻狄道，怎肯事先泄露，让外人知道？今扬言进攻，正是准备回师。”姜维果然烧了营垒而离去。遇上新平羌胡叛乱，司马昭率军将他们击破，随即在灵州陈兵示威，北边胡虏被震慑，原来叛变的又来投降了。司马昭因这次军功，又封为新城乡侯。[3]继其兄位清光绪校印《图像三国志》司马昭像公元254年（嘉平六年）二月，曹芳打算令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欲发动政变。废除司马师，欲改立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可惜计划泄露，三人被司马师诛杀。同年，司马师对曹芳有所猜疑，废曹芳；立曹髦为帝；贬曹芳为齐王，司马昭参与谋划定策，晋封为高都侯，增加封邑二千户。
公元255年（正元二年），毋丘俭、文钦等在淮南发起勤王，司马师率大军东征，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镇洛阳。期间，文鸯带兵袭营，司马师惊吓过度，再加上本来眼睛上就有瘤疾，经常流脓，致使眼睛震出眼眶，病重时，司马昭自京都到许昌省问，拜为卫将军。司马师死，魏帝曹髦命司马昭镇守许昌，令尚书傅嘏率六军回京师。司马昭用傅嘏及钟会的计谋，自己率军回京。到洛阳后，晋位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助朝政，带剑穿履上殿，司马昭辞让不受。[4]寿春之战公元256年（甘露元年）正月，加大都督职衔，奏事不提自己的名字。六月，晋封为高都公，封地方七百里，加九锡，假斧钺，晋号为大都督，带剑穿履上殿。又辞让不受。八月十六日，加赐黄钺，增加封邑三县。[5]公元257年（甘露二年）五月初一，镇东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綝，占据淮南起兵，送儿子诸葛靓作人质请求吴国援救。议论此事的人请求立即讨伐淮南军，司马昭说：“诸葛诞认为毋丘俭举事轻率急速而导致失败，今天他必然外连吴寇，这样一来，叛变的规模大而行动迟缓。我可以与四方将领联合起来，以全胜之策来制服他。”于是向天子上表说：“昔日黥布叛逆，汉高祖亲征；隗嚣违抗，光武帝西伐；烈祖明皇帝多次御驾亲征，都是为了振奋士气，耀武扬威。陛下应暂时亲临军旅，使将士得以借助天威。今讨贼诸军约五十万，以众击寡，没有不胜的。”
同年七月，护卫着天子与皇太后一起东征，征发青、徐、荆、豫四州兵马，并从关中分部分军队，共同会师淮北。大军至项，让廷尉何桢持符节出使淮南，劝慰叛军将士，申明朝廷逆诛赏顺的政策，初五，司马昭进军丘头。吴国使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三万余人来救诸葛诞，魏诸将迎击，不能抵御。将军李广临敌畏缩不前，泰山太守常时声称有疾不出兵，都斩首示众。
八月，吴将朱异率兵万余人，将辎重留在都陆，军队轻装到黎浆。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抗拒朱异军，朱异退走。泰山太守胡烈用奇兵袭击都陆，烧毁朱异的粮草辎重，石苞、州泰又进击朱异，大破其军。朱异残兵饥饿无粮，吃葛叶而逃窜，吴人杀了朱异。司马昭说：“朱异不能到达寿春，不是他自己的罪过，而吴人杀了他，只不过是向据守寿春的诸葛诞道歉，坚定他的意志，使他还指望救兵的到来。如不这样，诸葛诞就会突围，拼命于一旦。或者认为我大军不能持久，他们就会节省粮食，坚持下去，等待其他变故发生。预料吴贼的出路，不会超出以上三种选择。如今我们应当采取多种行动，扰乱他们的视听，防备他们窜逃，这是取胜之计。”因而命令军队完成包围圈，遣送一些老弱残兵到淮北就地取食，前线士兵每人发给三升大豆。文钦听说这种情况，果然十分高兴。司马昭更让士兵装作饥饿瘦弱的样子给淮南军看，又放出很多间谍到淮南军，扬言吴国救兵就要来到。诸葛诞等就让士兵放宽标准，尽情吃喝，城中粮食很快短缺起来。石苞、王基都请求进攻，司马昭说：“诸葛诞图谋叛逆，并非一朝一夕，屯聚粮食，完善城池守具，自认为足以占据淮南。文钦与诸葛诞同恶相济，必不会随便突围出走。今若紧急攻城，必然损伤我方兵力。如外面援军突然到来，内外受敌，那是很危险的做法。如今三个叛贼同在一个孤城之中，天意或许会让他们同时灭亡。我们应从长远计议，制服他们，只须三面包围，坚守阵地。若贼救兵从陆路来，军粮必少，我们用游兵轻骑断绝其粮草运输，救兵可不战而破。外贼已破，文钦等必然束手就擒了。”全怿的母亲是孙权的女儿，在吴获罪，全端哥哥的儿子全祎、全仪护卫其母投奔魏军。全仪兄全静当时在寿春，司马昭帝用钟会的计谋，代全祎、全仪写信劝全静投降，全静兄弟五人率领部下来降。城中大为恐慌。[7]公元258年（甘露三年）正月初七，诸葛诞、文钦等出来攻击围城军，被诸军击退。当初，诸葛诞与文钦内部不和，到紧急的时候，二人相互猜疑。遇到文钦计议军事时与诸葛诞的意见相抵触，诸葛诞便亲手杀了文钦。文钦之子文鸯进攻诸葛诞，不能取胜，跳下城墙投降魏军，魏任他为将军，封为侯，并让他绕城喊话劝降。司马昭看到城上守军持弓而不发箭，对诸将说：“可以攻城了。”二月二十日，魏军攻城，当天城被攻破，杀了诸葛诞，夷灭三族。吴将唐咨、孙曼、孙弥、徐韶等都率部下投降，司马昭上表给他们加封爵，士卒饥饿有病的，供给粮食医药。有人说吴兵必然不肯为我们效力，请求把他们活埋了。司马昭说：“放他们回去，才显示出大魏的宽宏大度。”后来将他们迁徙到三河。四月，回到京师，魏帝把丘头改为武丘，以彰显武功。[8]司马之心公元258年（甘露三年）五月，天子增加司马昭封邑一万户，食三县租税。儿子中没有爵位的都封为列侯。
七月，司马昭上奏录用前世名臣元勋之子孙，量才任职。
公元259年（甘露四年）六月，将荆州分为两部分，置二都督，王基镇守新野，州泰镇守襄阳。使石苞都督扬州，陈骞都督豫州，钟毓都督徐州，宋均监青州诸军事。
公元260年（甘露五年）四月，曹髦见威权日去，国家政事天子不能作主，心中不安，又常忧虑被废受辱，打算在殿上召集百官废黜文帝。五月初六夜里，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在陵云台布署甲士，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愤慨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如今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沈、王业急速将此事告知司马昭，司马昭召护军贾充等作戒备。曹髦知道事情泄露，率领左右进攻司马昭所在的府邸，声称要讨伐有罪之人，敢有骚动抵抗者灭族。相府中的兵将都不敢迎战，贾充呵斥诸将说：“司马公平时养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啊！”太子舍人成济拿起戈向曹髦车驾进攻，刺中曹髦，戈刃从背上穿出，曹髦在车中驾崩。
事后，司马昭召集百官商议事变的原委，仆射陈泰不到。司马昭派遣其舅荀岂页用车子把他请来，司马昭又将他请到一个幽静的房间，对他说：“玄伯，现在天下人是怎样看待我呢？”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向天下人略表谢意。”司马昭说：“你再想一想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我只有此上策，未有其次。”于是司马昭归罪于成济兄弟，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逆贼，被军士从下乱箭射杀。[9]司马昭又杀尚书王经，认为他和自己不一心。四月二十六日，司马昭向太后上奏说：“故高贵乡公率领护驾士卒，拔刀鸣鼓冲向臣的住处，臣怕双方交兵，即命令将士不得伤害任何人，违令者以军法处置。骑督成亻卒之弟太子舍人成济进入兵阵，伤害高贵乡公以致丧命。我听说做人臣的应当守人臣的节义，至死也不能有二心，侍奉君主，不能躲避祸难。那次变故突然发生，灾祸像机关发动一样迅速到来，臣的确想舍弃此身，等待一死，听候天子裁决。然臣考虑到这次变故的谋划，意在危害太后，倾覆社稷宗庙。臣枉充宰辅之位，有安定国家的义务，即连续发命，不得迫近天子辇车。而成济私自闯入兵阵，以致发生这样的大事故，臣悲哀痛恨，五脏摧裂。成济违犯国家法纪，死不足以抵其罪，应逮捕成济家属，交付廷尉治罪。”太后听了这个意见，诛灭了成济三族。与公卿们商议，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改元景元。[10]攻灭蜀汉公元263年（景元四年）夏，司马昭准备伐蜀，与众人商量说：“自在寿春平定叛乱以来，士兵已经六年没有战事，制造兵器，修缮盔甲，准备对付吴蜀二虏。如果灭吴，大略计算一下，造战船，开水道，得用千余万个工日，这就要十万人一百几十天才能完成。另外南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必然会发生疾疫。当今应先取蜀，灭蜀三年之后，借巴蜀可以顺流而下的有利地势，水陆并进，这就像历史上晋灭虞定虢，秦吞韩并魏那样容易了。蜀战士据统计有九万，驻守成都及守备后方诸郡的不下四万，余下的不过五万。如今将姜维拖在沓中，使他不能东顾，然后大军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击汉中。蜀军若各自据城守险，必然兵力分散，首尾隔绝。我们可以调集大军破其城池，派遣散兵占据村野，剑阁无暇守其险，关头无自保之力。以刘禅之昏庸，外面边城陷落，内部士女震惊，其灭亡是可以预料的。”征西将军邓艾以为蜀尚无祸乱之机可乘，屡次提出不同意见。司马昭感到忧虑，派主簿师纂到邓艾军作司马，寻找机会劝说，邓艾这才奉命。于是征发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从狄道到沓中进攻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从祁山出发驻军武街，断绝姜维的退路，镇西将军钟会率领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从骆谷进攻汉中。
八月，大军从洛阳出发，大赏将士，列阵誓师。将军邓敦提出蜀不可伐，文帝将他斩首示众。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姜维营，陇西太守牵弘在前面截击，金城太守杨欣进军甘松。钟会所率军队分为二队，一队由李辅率领，经过斜谷，将蜀将王含包围于乐城，又使部将易恺在汉城进攻蒋斌。钟会率一队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姜维闻讯后率军退回，王颀追击姜维，在强川打败蜀军。姜维与张翼、廖化合并共守剑阁，钟会进攻剑阁。十月，因各路军频繁报捷，曹奂以春秋晋故地十郡方七百里封文帝为晋公，晋位为相国，加九锡。[11]十一月，邓艾率万余人从阴平越过绝险的大山进至江油，在绵竹大破蜀军，杀了诸葛瞻，首级传往京师。又进军雒县，蜀主刘禅投降。天子命司马昭以相国身份统摄朝政，于是送上新职符节，去掉侍中、大都督、录尚书的称号。司马昭上表让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钟会暗地谋划叛逆，因而秘密派使者诬陷邓艾。[12]公元264年（咸熙元年）正月，用运囚犯的槛车召邓艾入京。初四，司马昭西征，驻军长安。当时，魏诸侯都在邺城，命从事中郎山涛兼管军司事，镇守邺城，派遣护军贾充持节、督诸军，据守汉中。不久钟会在蜀中谋反，监军卫瓘、右将军胡烈攻钟会，并杀了他。
当初，钟会将要伐蜀，西曹属邵悌对司马昭说：“钟会很难让人放心，不能使他伐蜀。”司马昭笑道：“取蜀易如反掌，而众人都说不可，只有钟会与我意见一致。灭蜀之后，中原将士人人思归，蜀之遗民尚有恐惧之心，钟会即使有叛逆之心，也不会实现的。”事情最后果如司马昭所料。
晋元康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晋皇室诸王争夺中央朝权的作战。其代表人物为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史称“八王之乱”。
西晋初建，晋武帝司马炎以曹魏亡国之鉴而大封同姓诸侯王。太熙元年（290年），武帝死，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此时同姓诸王的势力已发展到出则总督一方军政、入则控制中央朝权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杨氏与惠帝后族贾氏为争权冲突激烈，皇后贾南风联合司马玮、司马亮发禁军围杀太尉杨骏，废杨太后，以司马亮辅政。旋即，贾后矫诏先使司马玮率京城洛阳各军攻杀司马亮，又借擅杀大臣之罪处死司马玮，进而独揽大权。永康元年（300年），禁军将领司马伦举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至此，宫廷政变转为皇族争夺朝权，演成“八王之乱”。次年，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等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联军数十万向洛阳进攻，司马伦战败被杀，惠帝复位，由司马同专权辅政。永宁二（年（302年）骠骑将军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不满司马乂专权，借口其“论功不平”，联军进攻洛阳。司马颙任张方为都督，率精兵7万东进；司马颖也发兵20余万南下；司马乂麾下也不下数万人。交战各方兵力约在30万人以上，号称百万，为“八王之乱”以来军队集结最多的一次。双方大战数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马越发动兵变杀司马乂，迎司马颖进占洛阳，控制朝政。是年七月，司马越等挟惠帝进攻司马颖，兵败东逃。司马颙乘机出兵攻占洛阳，迫惠帝与司马颖迁都长安，独专朝政。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战败。次年六月，司马越迎晋惠帝还洛阳，不久，司马颙与司马颖相继被杀。十一月，司马越毒死惠帝，立晋怀帝司马炽，至此，这场持续16年的西晋“八王之乱”结束。
点评：八王之乱，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导致北方各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各地流民起事，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司马炎为曹魏权臣司马昭的长子，曾出任中抚军；但是司马昭却有意让幼子司马攸继承王位，但在众臣的反对之下，司马炎于265年五月被封为晋王太子。同年八月，司马昭因中风猝死，享年55岁。司马炎继承父亲的相国职位和晋王爵位。
登基公元266年2月8日（魏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司马炎*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定国号晋，改元泰始。
在位期间，封同姓诸王，以郡为国，置军士，希望互相维系，拱卫中央。晋武帝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严禁私募佃客。又招募原吴、蜀地区人民北来，充实北方，并废屯田制，使屯田民成为州郡编户。太康元年，颁行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太康年间出现一片繁荣景象。晋武帝鉴于曹魏末期为政严刻，风俗颓废，生活豪奢，乃“矫以仁俭”，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重视法律，亲自向百姓讲解贾充等人上所刊修律令，并亲身听讼录囚。
去世但灭吴后，逐渐怠惰政事，荒*无度。他为了巩固皇权而大封宗室。然而诸王统率兵马各据一方，晋武帝死后，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形成16年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掌权篡位，建立晋朝265年，司马昭病死，享年55岁。司马炎继承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经过精心准备，同年12月，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马炎指使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国号大晋，史称为西晋改元为泰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魏王朝从曹丕让汉帝禅位称帝，传了45年，到此结束。司马炎也同样让魏帝以禅让的手段获取了帝位，曹魏遂亡。但这时的司马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
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爽为首的三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要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叡统治后期，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承袭曹魏，革新政治晋武帝在治国措施上的，进行了系列改革。晋武帝改革的政治制度上承曹魏，别有创新，有些为东晋南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响了西晋一代及其以后的政治。
1.三省制度的初步确立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司马炎称帝后，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权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由于曹爽及司马氏父子先后*纵曹魏政权时，都利用尚书机构发号施令，使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正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曹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的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6]。
2.分封制的演变分封制是西晋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内容。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度。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万户者为大国，5000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彧、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因齐王司马攸声望很高，担心身后将出现皇位继承人之争，想让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制所近县益满万户，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亦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1100人的军队。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100人，次国80人，下国60人。晋武帝曾就这一制度询问中书监荀勖的意见，荀勖认为：诸王当时大多担任各地都督，若让他们各归封国，将使西晋控制地方的力量削弱；而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使被移徙的百姓怨声载道；王国置军，也会削弱国家军队的数量。晋武帝根据荀勖的意见，对都督制作了一些调整，使之与分封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晋武帝平定江南后，为了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诸王国军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淮南相刘颂又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不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国军队数量。
西晋分封制度并未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在西晋士族制度确立以后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均凭其国兵起事，参与最高权力的争逐。
3.都督制的定型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事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有主簿、录事史等属员。
4.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三国魏初，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着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
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7]。
颁布法律，依法治国《泰始律》是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泰始律》为20篇，计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共620条，27657个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泰始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
《泰始律》以宽简着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大封宗室，罢州郡兵司马炎鉴于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终致灭亡之教训乃大封皇族为藩王，以对抗士族。始则封王不就国，官于京师以辅皇室，继则分遣诸王就国，都督诸军事，后又出使镇要害地。此举目的，是为对抗士族中野心家。但“八王之乱”证明，这种政策反而使这些手握重兵的诸王中涌现了许多野心家。
西晋之所以重任宗室，实际上与其政权的结构有关。晋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它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
全国统一后，司马炎下诏：“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即规定：（1）诸州无事者罢其兵。
（2）刺史只作为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
（3）实行军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宋治民。
罢州郡兵，一方面可使地方官专心民事，另一是扩大承担赋役的课丁。兵役是东汉末年以后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免除这负担，对恢复生产意义重大，但也因悉去州郡兵，连治安都没办法维持，因此到公元301年，天下大乱时，无力控制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