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一共有八个儿子，刘恒算是运气最好的那个了。吕后为刘邦生下了汉惠帝刘盈，可惜刘盈很早就病死了。刘盈死后，吕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刘邦的儿子们扬起了屠刀。吕后先后杀害了刘邦四个儿子，再加上大儿子刘肥在吕后死时已经不在世，能够继承皇位的只剩下刘恒和刘长。
刘恒之所以可以在恶毒的吕后手里存活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他母亲的关系。薄姬本来是项羽所封的魏王魏豹的一个小妾，虽然后来生下了刘恒，但她的出身加上刘邦对她的冷淡，都使得她一直处于小心度日的状态中。在母亲的这种熏陶下，刘恒从小就很会做人，从来不会惹什么麻烦，给朝廷上下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七岁的时候，在三十多位大臣的保荐下，当上了代王。刘恒的地位虽然不像其他皇子那样无比尊贵，但是这也恰恰为他躲避日后吕氏的迫害打下了基础。就这样，一直不起眼的刘恒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最后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陈平和周勃在吕后死后，及时地消除了吕氏一族的祸患。当时的皇帝是刘弘，但周勃和陈平都认为刘弘不是惠帝的后代，不适合继续当皇帝。最后，他们选择了刘恒，接着就派了使者到代国去接刘恒来长安。
当长安派来的使者禀明来意后，刘恒忙召集来手下的大臣进行商议。郎中令张武建议说：“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是高祖皇帝时期留下来的，他们都是很有本事的人，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陈平他们之所以要迎立大王，恐怕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只不过是忌惮先帝和吕后的威势罢了。现在吕氏刚被铲除，京城肯定不会太平。这个时候派人来迎接大王，一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目的，所以，还是不去为好。大王您可以谎称有病，在代国静观其变。”中尉宋昌却说道：“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秦朝混乱不堪时，很多人都揭竿而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谁也没想到最后这江山被高祖坐了。到了现在，刘氏已经成了皇室的代名词，不会再有其他的人想在秦朝末年推翻刘氏而自立，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高祖皇帝在世时已经考虑到外臣专权的问题，所以他大肆分封诸刘，建立了刘氏统治的坚强基础，没有别的人敢挑战这种力量。自我大汉立国以来，一直都实行休养生息的无为政策，废除了秦朝的那些残酷的法令和赋税徭役制度，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天下归心，难以撼动，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吕氏虽然也被封为王，权高位重，独断专行，看起来似乎难以与其匹敌，但太尉不过是凭借着一支符节，到军队中振臂一呼，士兵们立马倒戈，这说明大家对于刘氏都是忠诚的，这是天意所在，非人力可为。就算那些功臣们想要搞些小动作，天下的百姓都不会答应，他们自然也成不了什么大事。长安城里现在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宗族，城外又有各个强大的诸侯国，哪个大臣有胆量造反？高祖的儿子就只剩下您和淮南王了，您是兄长，又以礼仪仁孝闻名天下，京城之所以立您为皇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请大王不要再犹豫了。”
在听取完大臣的意见后，刘恒还是拿不定主意，他又去向太后薄氏禀告了事情的原委，还是没能做出决定。迷茫的刘恒又命人用龟甲来进行占卜活动，结果卜辞显示：“大横是更替的预示，我将坐上天王的位置，像夏启那样，将父辈的伟业发扬光大。”刘恒不解地问道：“我已经是王了，怎么还说我要做王？”占卜的人回答说：“卦上说的是天王，就是天子的意思。”
刘恒这才有些相信，派了太后的弟弟薄昭到京城去见绛候周勃。周勃和陈平将拥立刘恒的原因全盘托出，薄昭于是回去对刘恒说：“都是真实的，不需要再进行怀疑了。”刘恒这才露出了笑容，对宋昌说道：“你果然说对了。”然后立刻带上亲信乘车前往长安城。等到了高陵的时候，刘恒不放心，又派了宋昌前去京城打探消息，自己一行人在原地等候。
等到宋昌来到渭桥时，丞相以下的官员都已经等在那里迎接了。宋昌回去将情况给刘恒说了，刘恒这才放心地到了渭桥。群臣见了刘恒都跪地参拜，刘恒也赶忙下车还礼。太尉周勃上前说道：“我有些事需要单独对大王您说。”刘恒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如果您要说的是公事，那么就当着大家的面讲出来；如果说的是私事，身处王位的人是不听取私事的。”周勃一听，连忙下跪将皇帝用的玉玺和符节献上。刘恒辞谢道：“现在为时过早，还是等到了府邸再说吧。”于是坐上车到代王府去了，重臣也都跟着过来了。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以及典客刘揭一干人等都一一上前参拜，说道：“刘弘不是孝惠皇帝的亲生儿子，按礼不应该继承大统。我们大家在和诸位诸侯王以及大臣们商量后，一致决定推举大王您做皇帝，希望您能够尽快登基。”刘恒推辞道：“做皇帝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事，我刘恒何德何能，能够被大家举荐，实在是惭愧。还请众位大臣能够再仔细考虑，挑选出真正能够继承大统的人选，我实在是不敢从命。”众人听后都跪地不起，坚决要求刘恒答应下来。刘恒又谦让了几次，就是不肯接受。陈平说道：“这件事我们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一致认为大王您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就算现在广征天下百姓的意见，相信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我们为人臣子的，做事情肯定会尽心竭力，不敢有一丝疏忽。如果大王您能够听从我们的意见，那皆大欢喜。现在，请允许我们恭敬地向您献上代表天子权威的玉玺和符节。”刘恒这才说道：“既然大家一致认为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那我也不敢再推辞了。”于是，代王刘恒就即位做了大汉天子。
小心谨慎的刘恒最终在众大臣的拥立下顺利登基，住进了未央宫中。
孜孜求治
在汉文帝住进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下令将宋昌封为了卫将军，负责南北两军；又下令封张武为郎中令，负责保卫宫中安全。这是因为，刘恒深知军权的重要性。有司衙门先后诛杀了少帝和他的皇后以及三个弟弟，刘恒这才回到了前殿，连夜颁布诏书，下令大赦天下。
汉文帝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坐上皇帝的宝座，只是因为自己的背景比较单纯，所以得到了很多大臣的支持。登基伊始，他就先是将诛灭吕氏的有功之臣都封赏了一遍。周勃成了右丞相，陈平被封为左丞相，灌婴则做了太尉。做了右丞相的周勃觉得自己拥立文帝有功，便骄傲起来。每次早朝结束后，他出来的时候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似乎连皇帝都不被他放在眼里。周勃的手下看了这种情况，提醒他说：“丞相您以后注意点，功高盖主啊！当心引火烧身！”周勃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跑到文帝面前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文帝果然很爽快就答应了。一年之后，名相陈平去世，文帝再次征召周勃为相。但周勃的这次为相之旅只持续了十个月的时间，文帝借口列侯归封国这件事将他免职。后来当有人举报周勃图谋不轨、意图谋反时，文帝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命人将他抓捕。周勃最后靠文帝的舅舅薄昭的求情才得以恢复自由。
汉文帝是一个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的皇帝。他当上皇帝后，多次颁布诏书鼓励百姓进行农业生产，他还将人口按照户口比例分为三老、孝悌、力田等，常常赏赐他们一些东西。与此同时，文帝还十分重视对百姓负担的减轻。他先后两次减免租率，到了后来，三十税一渐渐成了汉朝的一个铁律。
文帝坐上皇位之初，也就是公元179年的12月，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法律的功能在于治理国家、制止暴行、指引着人们多行善事。但现在我们的法律在惩罚犯罪的人后，还要使罪犯们无辜的父母、妻儿和兄弟姐妹也平白无故的遭受惩罚，甚至还要被当做奴婢。这样的做法，我很不认同。希望众位爱卿可以商量商量，做出些调整。”主管这方面的官员说道：“老百姓都是需要管理的，否则就会犯上作乱。制定法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使百姓们能够安分守己。连坐这种制度是法律发挥作用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样百姓在做坏事之前，就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给家人朋友带来的后果，就会有所顾忌。这种做法自古有之，不应该轻易变动。”文帝说道：“我听说，只有公正的法律才可以令百姓忠厚，只有合理的判罚尺度才能够令众人从心里真正地服从。至于你说的引导百姓向善的问题，这是做官者应做的事情。如果不能引导百姓向善，这已经是为官者的失败了，如果再因为这而怪罪于百姓，用不公正的处罚来强加于他们，这不是逼着他们去为害吗？怎么可能起到防止犯罪的目的呢？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法律有什么值得保留下来的价值，你们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官员们这才答道：“陛下真是千古贤君，一心为天下百姓考虑。陛下高瞻远瞩，所见所识非我们这些人所能企及。我们马上就按照陛下的意思将这些不公正的法律废除掉。”于是，汉文帝对秦朝留下来的严酷刑罚做出了重大的改变。秦朝时期，很多犯人都会被判处为隶，甚至更重的罪名，这些都是终生服役的处罚。汉文帝对这种法律十分不喜欢，他下令要根据罪行的轻重来进行处罚，并划定服刑的期限。一旦犯人刑满被释放，就该恢复自由的身份和名声。秦朝的法律还规定，犯人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统统都要受到牵连而下狱，严重的会被处死，轻的也要被收到官府里做奴婢，这一条被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下令将这条法令立即废除。秦朝还有黥、劓、刖、宫这四种肉体上的刑罚，汉文帝下令将黥、劓、刖这三种都改用笞刑来代替，接着他又减轻了笞刑的惩罚度。
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78年的2月，又召集大臣们商量道：“古时候的诸侯国大概有一千多个，诸侯们平时都住在自己的封地，只要按时向朝廷交纳供奉就行，双方都平安无事，百姓们也不用遭受什么苦难，天下一片欣欣向荣，没有发生什么不道德的事件。现在很多列侯都留在长安城中，离他们的封地很远，来来回回的浪费了很多资源，列侯们也不能够教育管理好自己的臣民。”于是文帝下诏命令列侯们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住，如果在京任职，那也必须将太子送回封地，其他的一律不许在京师逗留。诏令执行后，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汉朝的时候，在那些军事重地和边疆要塞，都会设置很多关卡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检查过往的行人来往。当时出入关隘时，需要拿一个“传”，就是通关的凭证，才可以被放行。到了三月，汉文帝将这种制度废除，从而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各地的经济往来，同时，这也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十月份时，汉文帝又提出了一个观点：“自古以来，君主治理天下靠的就是那些敢于仗义执言的诤臣。现在的法律中有一条不允许大家对朝政随便议论的命令，这难道不是逼着大家不敢讲真话吗？这样一来，作为君主我也不能够及时察觉到自己的过失，更谈不上可以吸引人才了。所以我建议废除这一条规定。普通百姓之间很可能会几个人聚在一起发发牢骚，大家互相约定好保守秘密，可回头又互相出卖，做官的大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大逆不道，如果再有其他的不满，他们就又认为这是刁民在诽谤朝政。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小老百姓的愚昧表现而已，并没有什么恶意。如果因为这样而送了命，那实在是很冤枉。所以，从此以后，再遇上这样的案例，就不要再审理治罪了。
到了汉文帝在位的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大臣晁错对他建议说：“招募天下的人到边疆去开荒，并可以凭此来受爵免罪，如此施行下去，不超过三年的时间，边疆的粮食肯定会充足起来。”文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采纳了这个意见。文帝采用了公开卖爵的方式来填充边疆地区的粮草。晁错又向他建议说：“这样的方法可以使边疆获得五年的粮食，我们可以将这些粮草输送到各地县去，使得各地的粮食都充足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免除天下的田租。”如此一来，农民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公元前167年的夏天，国家发生了很大的旱情和蝗灾。汉文帝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下令不再令诸侯国向朝廷进贡物品，并将原来只归国有的大山大湖向私人开放，允许私人开发矿产和各类鱼盐资源。同时削减皇宫的开支，裁减了很多奴仆，并打开国库救济百姓。
汉文帝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在战乱中遭到很大破坏的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了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汉王朝也日益强盛起来，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节俭的汉文帝
在汉文帝当上皇帝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78年，在这年11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到了12月15日，日食再一次发生。在古代，发生日食被认为是凶兆，汉文帝于是下了一道诏书说道：“我听说，上天为了治理好天下的百姓，设置了君主。如果君主不能很好地执行上天的意愿，执政不仁，那么上天就会通过一些异样的征兆来进行警告。现在在我的治理下，竟然在11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这样的不祥征兆，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既然我做了君主，侍奉宗庙、治理万民，那么天下的安定和动荡就都是我造成的结果。众位大臣你们就好像是我的左膀右臂一样。现在，我对下不能很好地治理我的臣民，对上还影响了日月的光辉，使日食这样的不详事物发生，实在是缺乏道德的表现。你们接到诏书后，都要仔仔细细地回想一下我过往的作为，指出我的过失。除此以外，你们还要多推荐一些方正贤良、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才来辅佐我，好弥补我的过失。趁这个机会，众位爱卿也要各自整顿一下自己的政事，千万记住要与民为善，要尽一切可能来减轻百姓的负担。我常常因为自己的仁德不够，以至于不能够将国家的荣光传播到远方去而忧虑，担心边疆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会为非作乱，所以一直没有停止对边疆事务的关注。现在已经不能够裁撤边疆的军队了，我怎么可以再为了一己的安全来增加军队的数量呢？我觉得应该将卫将军统领的军队撤掉。而太仆掌管的现有的马匹数，留下够用的，将其他的都交给驿站。”于是，审计部将长安城里的马匹数统计了出来，将那些用不着的都送到了驿站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