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吴三桂被提升总兵官以后，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剿杀虏级独多。”朝廷给予他的这几句评语，不仅概略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活动情况，而且把他的功绩置于所有将官之上，也可看出他的地位明显提高。朝廷表彰他勇敢杀敌，屡建战功，但最根本的是赞扬他对朝廷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夸为“忠可炙日”。吴三桂得到明廷的信任和器重，其父亦身居显官，其亲属无不显贵，这自然使吴氏及与吴氏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跟朝廷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吴三桂当然明白，只有忠实于朝廷才能得到他追求的功名富贵。
吴三桂凭着一股青年人特有的锐气为朝廷效力。他升任总兵的前前后后的表现，证明了他为保卫大明的江山而战斗。他如历代有志青年一样，为了荣誉面奋斗，他要建功立业，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六、深结权要，登坛拜将
“朝中无人不做官”，这句民谣深辟了升官的要诀。吴三桂凭着他智慧的头脑结交权贵，促成了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吴三桂升任总兵官要职，开始跻身于封疆大吏、朝廷显官的行列，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政治基础。他的锦绣前程，大约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应当承认，吴三桂确有才能，这在他的同辈人中已受到广泛称赞，在朝廷中也颇受赏识。人们都说他才华出众，“聪俊绝人”，“聪明自然超群”，自少年已“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他的勇略使“夷夏震慑”，堪称是“智勇兼备之大将”。连清朝人也承认在明边将中惟吴三桂“敢战”。诸如此类的称颂，不无溢美之辞，但平心而论，吴三桂实为一将才，非庸碌之辈可比。他就是凭借个人的才能，为自己获取越来越多的功名利禄。所以，不论来自哪些人的赞扬，并不都是毫无根据的吹捧。
二是，他晋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丁内外交结，多方提携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前程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后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人物做自己的后台，就会保证步步高升。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说中丁问题的要害。吴三桂晋升的途径也不出这个范围。他有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加以培养，不断地给予他立功创业的机会，不时地向上司或朝廷为他请功、晋职。这一点，吴三桂的姨夫裴国珍看得很清楚。吴三桂提升总兵时，他说：“贤甥登显职，皆由于祖镇台（祖大寿）。”不过，只靠祖大寿兄弟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吴三桂与其父深通官场之道，他们并不惟祖大寿是赖，而是广交朝廷内外大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顺利，扶摇直上。吴三桂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约辽东巡抚方一澡共同推荐，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井由他向朝廷报告，经崇祯批准的。这三个人，地位相当重要。方一澡为辽东地区行政最高长官，洪承畴为一方统帅，而高起潜虽说是宫廷中掌管御马的太监，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在诸将帅之上的“监军”。吴三桂与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方一澡巡抚辽东时，吴三桂即“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吴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三桂与之“纳变最厚”。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末，宦官操纵权柄，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立足于朝廷。特别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监军”，而“在边镇者，悉名监视。”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诸军口不论哪一级将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丢官。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吴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超过同方、洪等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格外庇护，给吴三桂加官晋爵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权势显赫的人物都成了吴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畴一提名吴三桂任总兵，正合高起潜心意，他亲自写“题本”，立即被批准。与吴三桂同时提名的还有刘肇基任总兵，却没有获准（至次年才通过）。洪承畴出关将“虚冒”钱粮的千总刘某处死。此千总为“高起潜私人”，高对洪大为不满，因此洪提名与高没有多少关系的刘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罢论。可见高起潜权势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吴三桂轻面易举地登上将坛，身挂帅印，达到为将者所企望的地位。吴三桂人选总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也是当时军事的需要。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十余年。当辽东军事时局日益恶化，明军防御吃紧时，于崇祯十二年初被调到这里，出任明军的统帅。他一到任，就检查各处兵士训练，兵力配置，及将领优劣等情况。他阅示山海关内外，发现明兵的训练不足。来自前线的侦察情报，使他感到“虏情紧急”，而明兵“必克期”尽速完成训练，以应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战斗。此时，急需“选举辽东练兵大将”，“速图整练”军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他与高、方等选中吴三桂，来负责“统练辽兵”，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等等，这对于每个士兵都是至美重要的，同时也关系到战斗的胜败。担任此项任务的人，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而且应当通晓兵法，以此而论，吴三桂倒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洪承畴提出一项练兵计划，业经高起潜同意，朝廷批准，即从现有辽兵中抽出一万，分驻中后所与前屯卫两处，正居关外八城的适中之地，责成吴三桂和监纪通判朱国梓“详审安插，分合操练”。吴三桂的部下辽人游击董永显，“管领内丁，胆勇超众，屡次建功”，也被选中，由游击提升到后勤中营管参将。洪承畴认为，宁远、锦州各有“总镇”（即总兵官）驻扎，再于各冲要之处布置劲兵，使宁锦一线首尾相应，八城不单虚，山海关则“益厚保障”。吴三桂即照其部署，与朱国梓分练辽兵。他“日日言练”，提出：“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台，器与人相舍，而后可以言练。”他严格进行训练，兵士的战斗素质明显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吴三桂与其他负责训练的将官已练兵三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劲旅。吴三桂工于心计，对他前途有帮助之人，他大肆攀结；同时又尽职尽责，效忠大明天子，所以他官运亨通，年年轻轻就成为边关重将。
七、技高一筹，才能死里逃生
松山决战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大决战。最终以清朝获胜而告终，吴三桂虽然是败军之将，但他在突围中技高一筹，得以死里逃生，重新获得了崇祯的重用。
在松山决战前，发生了一场小的激战。战斗结束后，洪承畴把吴三桂列为首功，向朝廷呈报。
松山东西石门之战，明兵以较大的代价获取小胜，并没有达到解锦州之围的目的。洪承畴意识到恶战还在后头，他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以纾锦州之急”。
主帅洪承畴决心如此之大，可他所信赖的吴三桂竟在即将爆发的决战中当了逃兵……
洪承畴原主“持久之策”，即“且战且守”，稳扎稳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战不能，粮饷不继，逼它“自困”，然后明兵一鼓而击败。但主管军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以旷日持久，糜费粮饷为由，力主速战速决，竞责备他出关“用师年余，费粮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怎能对得起皇上的信赖与朝中文武重望！不仅如此，他还极力说服崇祯皇帝支持他的战略，令洪承畴“克期进兵”；同时，他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出关赞画”军事，督促洪与清兵决战。承畴无奈，被迫放弃自己的方略，于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正式誓师援锦，二十八日进兵，次日，抵松山城，统八镇大军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自八月二日，洪承畴乘明兵锐气，连连发动进攻。宣府总兵杨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替。这些进攻虽然“未能奏凯”，已给清军造成重大压力，并使它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失利。战场形势的发展，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迫在眉睫。
清太宗正为清军连续受挫而焦急，及至得到洪承畴率大军援锦的消息，心急如焚，便倾国中之兵，亲临前线指挥。疾驰六昼夜，于七月十九日到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势后，当机立断，指挥精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并指令将士就地挖壕；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断绝松山要路”，顿时切断了明军饷道，将明八镇兵围于松山城附近。清太宗为防明兵突围逃脱，派兵围杏山。使明溃兵不得入城。自塔山南至海边，北至山岭，以及宁远北的连山，“一坍去路，俱遣兵缴截，又分兵各路截守。”清太宗这一番部署。已把明军置于全歼的绝境。
洪承畴发现清兵掘壕断饷道，颇感惊慌，当天（十九日）晚上，召集各镇总兵官紧急会商破敌之策，最后，决定明天与清兵交战，以突破其围困。
二十日，各镇兵一齐出动，与清兵大战，激战一天，胜负未分，明兵仍然没有闯出包围。
二十一日，各镇步骑兵再次发动进攻。但是，清兵拼命拦截，明兵“终不能闯壕”。
当时，明兵只携三日行粮，眼见饷道被断，粮食吃尽，人心惶惶。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洪承畴别无选择，只有同清兵速战，才能摆脱困境。八月二十一日晚，他召集八大将，决定作战方略，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忧虑粮饷不足。主张暂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议论纷纷，未有结果。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这实际上是撤军，“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一下子便涣散了将士的斗志。洪承畴深知闯出包围实非易事，但还是鼓励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洪谦称）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洪承畴把请将送走，各自回营作突围的准备。
吴三桂颇有心术，回营即与将士商量突围办法。有一新降的蒙古人献计说：“敌兵诡计极多，小路必严兵堵截，大路当设备稍宽，宜从大路。”看来这位蒙古人十分熟悉清用兵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兵书上所说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人们一般心理，以为在大路上必设重兵，面小路不会设兵或少设兵。清太宗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在不引人注意的小路或地方埋伏重兵。吴三桂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用蒙古降人之计，决定从大路突围。正在这时，忽听明兵各营人马嘈杂，打破了夜空的沉寂，火把晃动，构成了零乱的颗颗光点。原来，懦怯的太同总兵王朴为保全性命，不顾军令，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其他各镇总兵官一看形势不好，谁也不愿被消灭，惟恐落后，仓皇争先拔营，顿时一片混乱。吴三桂既不想尽节，也不想柬手待毙，一昕各营要逃，亦不怠慢，当即传令本部人马起行，直奔大路杀出。
清太宗料到明兵粮绝，很可能乘夜逃跑，早作了截击的准备。黑夜中，明兵“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不辨方向，互相拥挤，自相践踏。当突进至壕边，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兵的迎头截砍，死伤累累，而掉进壕堑里的不计其数。大批明兵无法突围，被压缩到南海边，适遇涨潮，都让无情的潮水席卷而去。
吴三桂从太路杀出，直奔杏山城。果如所料，清太宗布置兵力，太部在小路邀集明是，而大路兵力不多，只有他与文武随从三四百人守卫营帐。虽然盛设旌旗、帐幞，却无重要将领。清太宗见吴兵来势凶猛，无力阻截，下令说：“归兵奠追，纵之可也口”还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垂手可得矣。”据清朝官方记载，清太宗埋伏在杏山路的兵，是蒙古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和察哈尔毛海各率所部拦击逃向杏山的明兵。命他们不许远追。清太宗任命的这两员并不重要的将领和少量兵力不足以抵挡吴兵，吴三桂乘其虚，终于闯过拦击，奔人杏山城。在逃跑中，自顾逃命，连印信也顾不得拿，为清军所得，显见惊慌到何等程度！先逃的王朴也逃来此城。其他将领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相继逃出重围。鼓吹决战的张若麒等临战惊慌，逃至小凌河口，从海上驾舟逃向宁远去了。曹变蛟、王廷臣突围不成，退回松山城，与洪承畴固守。
清太宗继续部署兵力聚歼明残兵余众。八月二十四日，他命内大臣宗室锡翰、国戚多尔挤两员骁将率济席哈、车尔布、巴兰及精兵二百五十人、蒙古翁牛特、四子部落都尔拜率兵二百五十人，分别埋伏于杏山明兵逃走必经之地的高桥（锦州西南、属锦西县）大路和桑噶尔寨堡，另派甲喇章京隋荪、格尔泰、郎球等战将率三旗精锐护军一百五十人协助堵截吴三桂兵。太宗所派满蒙八旗兵数量不多，但皆多精锐，其将领也都是骁将，足以击败已成惊弓之鸟的明残兵败将。当天，杏山明军一千人自城中逃出，遇到清伏兵，迎头痛击，明兵死伤甚多。太宗闻讯，亲自赶到高桥东，指授方略。指示如明兵自杏山逃出，尾随追击，不得使明兵入城。为加强兵力，又派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博洛、内大臣图尔格等以每旗精兵二十名及正白旗护军、翁牛特兵、锡翰、多尔济兵，统由善战的名将多罗贝勒多铎指挥，继续设伏以待杏山明逃兵。
吴三桂、王朴已感到杏山岌岌可危，不宜久留，便于二十六日率部出城逃跑。埋伏杏山西的清兵立即迎战，将明兵截人大路追击。吴三桂与王朴“且战且退”，向高桥逃去。清将多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迎面截住，而后而清兵紧追不舍。吴三桂、王朴与明兵手足无措，无心恋战，急欲夺路逃跑。清兵奋力攻击，明兵大败，四处溃逃。清兵边追边攻击，到傍晚，已将桑噶尔寨至海一线列兵固守，严密封锁。吴三桂、王朴率残部乘夜逃跑，兵士死伤殆尽，吴三桂与王朴以个人的高超的武功，拼着性命侥幸冲出重重堵截，仅以身免，逃到了宁远。据宁前道石凤台向朝廷密报：吴三桂的“兵丁尚多，还能整肃兵马，誓拯封疆”。
吴三桂等逃离杏山后，城里还有数千明兵，他们已成惊弓之鸟，或千人，或数百，或几十人，分股逃窜，都被埋伏的清兵所歼灭。
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战，短短几天，清兵大获全胜，歼灭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余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骛。”其余溃兵散勇，都逃向了宁远，被吴三桂收留起来。由于明兵惨败，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明江东骁将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面庙社以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