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关键时刻。吴三桂没有听从刘玄韧的忠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彻底失敢。刘玄初对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拿吴氏集厨的实力与清朝相比，两者强弱分明，贫富悬殊。表面看，吴三桂起兵时，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一年后，有各地的响应，实力大增，可以同清军相抗衡。但他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老本，后劲不足，况且各地响应者不过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清朝占据全国统治者的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进行动员，在这件事上可以四处征调军队，又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人口，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具有很大的潜力，当它一旦发挥出来，将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它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其实力并没遭受过大的损失。因为滇、黔、闽、两粤等主要叛乱地区，多属三藩的汉军、绿旗兵，而满州八旗、蒙古八旗兵多集中在北方，故其军事实力未减。清朝所占有的条件，使它的后劲远远胜过吴三桂集团。得明显，吴三桂利在速战，不可久持，宜乘胜进军，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势，乘清军无备、兵力未集、清统治集团惊慌之时，一鼓作气，挥戈渡江，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清朝以全国的兵力和物力，利在较量实力，不怕持久之战。如战争拖延下去，固然双方都将困难重重，但对吴军更不利，只能消耗掉它的有限力量，从而使清军转败为胜。吴三桂的致命错误是，进至长江南岸，即停止进兵，使圣祖从容而有步骤地部署兵力同吴军展开决战而胜之。这步棋，在吴氏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除了划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还有主张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也有的劝吴三桂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这些主张，各有测重，但从战略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力主进兵，而不能停顿下来。可惜吴三桂都不听，一到湖南，就屯兵不进，坐失机宣。吴三桂的悲剧，即源于此！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他久历战阵，娴熟战略技术，虚该说，已成老谋深算，对于是否继续进兵，自有打算。他考虑问题，也许自以为比他人更老成持重。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他苦心经营云贯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画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着，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使自己被动挨打。吴三桂的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使自己的军队很快丧失掉进取的锐气。从刘玄初的信中，看出吴三桂还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指望以儿子作为交换条件，把应熊放回江南，他就不过江。他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清朝会接受他的条件，跟他“裂土议和”。圣祖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削去他的亲王爵，处死吴应熊父子，跟他势不两立！吴三桂顿时气沮，精神低落，无法振作起来。
据说，吴三桂很迷信，对于是否渡江北上这件大事，求诸占卜。他进驻衡阳后，听说衡山岳神庙里有一只白色的小龟，其大小如一枚铜钱，居此庙已有年头了，当地人以为鬼神之使，把它奉为神灵，藏在帏中，按时敬祀它，用它来占卜吉凶祸福之事。吴三桂就自己的前程想间卜此龟。他择一吉日，前去庙中祀神。他把全国山川地图铺放在神座前，将白龟置于地图上，心里默默祝祷，看此龟究竞走向何方。只见小龟在地图上蹒跚而行，始终不出长沙、常德、岳州之间，然后回转至云南而止。占卜了三次，都是一个结果。吴三桂暗暗吃惊，信以为真，不敢轻出湖南，亦不敢渡江。
这则故事，剥去迷信的色彩，只能说明吴三桂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不便渡江罢了。
在当时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情况下，吴三桂放弃渡江，妄图划江而治，岂不是痴人说梦。如果等清政府缓过气来，他只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主角罢了。
圣祖和他的将军们开始时对战争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全胜，恢复云贵疆土。到了康熙十三年三月间，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锋统领硬岱等都还认为“进取云贵之期，不过八月”。就是说，到八月时，清军反攻，恢复云贵。这时，圣祖已认识到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告诫说：“朕思云贵，尚未可轻进，必俟四川全定，方图进取。”四川已被吴三桂掌握，一如清军只顾进军云贵，四川叛军必挠其后路，而不得前进。再说进云贵，一路必经四川，此路不通，进军也难。就拿湖南情况来说，叛军未到，长沙、澧州、常德等处已叛投吴三桂，如等到八月，其他地方再发生叛变怎么办？圣祖问道：你们分兵征讨吗？；分兵则势单，以次剿取，马匹疲劳，不堪驱使，岂能胜利？如今之计，只有先取常德、长抄，以寒贼胆，方为制胜之策。
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况表明，一方面，吴三桂军事力量正处鼎盛，战果继续扩大，一方面，圣祖正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未及展开全面攻击。因此，便出现了吴军进攻、清军防御的局面，双方都不可能速胜。在清军抵住了吴军的强大进攻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峙的新局势。
九、难分伯仲，战争相持
吴三桂同清朝的军事斗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起兵，到十四年（1675年）底，吴三桂发动战略进攻，清朝战略退却；
第二阶段，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到十六年（1677年）底，双方进入战略相持，展开了互有胜负的拉锯战，而清在局部地区如甘肃、陕西、江西、浙江等处逐渐转人战略性反攻；
第三阶段，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清军战略反攻，吴军全而退却，直至被彻底消灭。战争的全过程，显示了它的内在规律性，颇有节奏地向前发展着，变化着。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的两年中，吴三桂乘清军不备，突然发动武装叛变，并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并把这些省份和地区置于周王政权的控制之下。吴军前锋直抵长江南岸。吴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福建耿藩夺取了福建及江西、浙江大部分地区；王辅臣叛于陕西，降了个别地区，陕西与甘肃绝大部分都陷入叛军之手。
到康熙十三年底，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在全国已形成了三大战场，这就是：以耿精忠占据福建，攻取浙江、江西为左翼东部战场；以王辅臣、王屏藩占据的四川与甘肃、陕西大部地区为右翼的西部战场；以吴军占据下的湖南地区当全国中心，为正面的中路战场。这三大战场，无疑是以吴三桂所在的湖南战场最为重要。吴三桂自离云南北进，抵达湖南后，来往于常德、澧州、长沙、湘潭之间，最北至松滋，亲临北线指挥。吴军的主力、精锐近二十万人都集中于湖南一隅之地，分布在长河、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几个战略据点。其中，以七万兵力据守岳州、澧州诸水口，与驻守江北的清军对峙；又以七万兵力、总兵十余人、“猓猓”兵三千驻醴陵、长沙、萍乡诸处，抗拒江西的岳乐部清军。吴三桂驱使云贵土司苗、壮等少数民族的土军前来湖南助战，组成一支有四、五十只大象的象军，也调来前线。采伐贵州、湖南的山木，造楼船巨舰，往来水上，控制水路。调拨四川、湖南的粮食以供军需。
吴三桂最重视的是岳州，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率数万精兵防守。应期十分骁勇，能冲能拼，是吴三桂的一员得力猛将，把岳州交给他，吴三桂高枕无忧了。
岳州不是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冲要之地”。它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地。面洞庭之水又与长江一脉相通，因此借助洞庭之浪，可顺水至长江，出湖南省境，水陆并行，随心所欲。而借一脉之便，从长江即可进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经岳州。南北东西，行旅转运，欲得水陆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区。在军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脉，可断南北交通，故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吴三桂刚起兵时，圣祖已洞见岳州极端重要，严令驻防部队“宜亟固守”；同时，又派出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增援郭队水陆兼行，速往协守。岂料清军未及固守。岳州已为吴军袭取。
吴三桂以岳州作为他在湖南立足的一个战略支撵点，集兵七万。特令吴应期加强防守。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外构筑防御之事。由此看来吴三桂准备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这大概也是他划江面治的一部分。
只是吴三桂进至长江南岸，便停止前进，才使圣祖的战略计划得以侥幸实现。否则，吴军及时渡江，长驱直进，荆州尚未设防，肯定会使局面为之改观！这就是吴三桂的战略失误，促成了圣祖的成功。
吴三桂驻兵不进，给圣祖充分布防荆州赢得了时间，在圣祖的亲自指挥与调度下，援兵源源面来，蓄积粮饷，制造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船只，为将来渡江之用。由于双方各自加强这两个战略地区的防务，因面造成了岳州与荆州的两大战略中心的长时间的相峙。耐人寻味的是，吴三桂无意取荆州，倒是圣祖处心积虑地时刻以岳州、长沙为念，必敬取之而不罢休！他屡下指令，严督驻守荆州的统帅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和其他有关将领速取岳州。还在康熙十三年七月，贝勒察尼、将军尼雅翰等分率满汉官兵，水陆齐进，向岳州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吴将昊应期、廖进忠、马一宝、张国柱、柯铎、高起隆等率七万大军从陆路分路迎战。清军奋击，报称：“大败吴军，斩首万级，舟师抵七里山，以炮破贼，击其船十余艘。”这次接触战，杀伤了一定数量的吴军，从战略上并未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此役中，清军无法接近岳州，便引退而去。此后，圣祖再未得到进军岳州的报告，也不见捷报传来。
原来，这些高贵的子弟、皇亲贵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经历过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一生下来或刚懂事，爱新觉罗氏已经君临天下，坐享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承袭父辈们的爵位，养尊处优，没见过战阵。更谈不上作战经验。叛乱发生后，他们都被选作方面军的统帅“大将军”，在千军万马而前，不禁心虚胆寒，又面对吴三桂等强敌，便丧失了勇气，屯兵不前，惟观望而已。他们中一些人，如勒尔锦、贝勒察尼（多铎子）等，只知敛取地方督抚司道县官财物，“希图回家为富足之计”。圣祖不时地批评他们令其改正错误，如说：“壬（指杰书）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围剿，贼何自灭？”喇布自到江西，就呆在南昌，不敢出战。圣祖批评说：“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无尺寸之功，深居会城，虚糜禀饷。”董鄂胆小如鼠，躲在西安不出，听任叛军夺城略地，连失兰州、栈道，给清军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这些皇室贵胄的怯幡无能，致使叛乱迅速扩大，几乎把清政权丧失掉！
战争一开始，圣祖就派出大军迅速赶至荆州，扼吴军渡江。此后不厌其烦地指授方略，一再催促勒尔锦等统大军渡江，取岳州，夺据长江之险。圣祖喊了整整两年，勒尔锦以各种口实，就是按兵不动，吴军则巩固了在湖南的阵地，并从容联络各方，掀起了更大范围的动乱，因而出现了清吴大军夹江对峙的局而，这就延长了清军胜利到来的时间。吴三桂得以顽抗下去。
十、翦其羽翼，孤立三桂
在耿精忠、王辅臣先后发动叛变后，吴三桂曾试图应援，打通与耿、王的联络，使叛乱地区联成一片，迅速压缩对清莩的包围圈。圣祖已看透吴三桂的战略意图，毫不迟缓地派出大军，分别在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阻击吴军，围捌耿、王叛军，最终使他们无法互相靠近，把他们孤立在各自的战场，各个击破。
就东西战场而言，西部战场——陕甘地区，为西北边防重地，又近京师，关系最大，因此，对清朝构成严重威胁的是王辅臣的叛军。在一定时间，圣祖把注意力放在西部战场，以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的手段，力图尽快扑灭王辅臣的叛乱。这对翦除吴三桂的羽翼、消除近在京师门户的威胁，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康熙派图海为大将，率兵剿灭王辅臣。
王辅臣以骁勇善战闻名，清将都惧怕他，不敢轻易进兵。他也不把清兵放在眼里，对十万大军的围困毫无惧色。有一次，他登城巡视防务，停在一处，抬起一只脚，加一马鬣，斜着眼睛，望着城外密集的清军营垒，轻蔑地说：“这是什么能耐？姑缓其死，稍迟些日子。叫他一切都尽了！”目空一切以至于此。
图海一到平凉，诸将勇气顿增。请命攻城。他不同意，要求招降，然后再打，这里叉上演一出周昌劝降的故事。
周昌，字培公，荆门儒生，善计谋口他曾佐助“振武将军”吴丹有功，授以七品官录用。图海至潼关，他上取平凉策，被召为幕僚。王辅臣手下参将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是周昌的同乡人，曾屡劝王辅臣投降。他们将内部情况写成文字，用蜡丸封闭，密进周昌，转告图海。周昌自告奋勇冒死进城劝降，只有一个要求：母亲孙氏以父死殉节，他愿以身许国，为母请旌。图海感其壮烈，当即同意，特授以参议道名义前去执行任务。王辅臣迫于势穷粮尽，听从了周昌的劝告，便派手下一副将随周昌出城，面见图海，表示投降。图海派人驰报北京请示，圣祖批准，颁发大赦令。六月六日，图海命周昌携带圣祖赦诏，再进城抚慰。次日即七日，辅臣派龚荣遇率士民代表出城，向图海献乎凉军民册，其子王继贞及总兵蔡元等上缴吴三桂的札付二纸、“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一颗及各札文件。
平定王辅臣陕甘之乱。可以说，全赖张勇、王进宝、赵良栋三汉将和广大汉兵之力。他们在西北战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王辅臣及其部将大都是勇敢善战的悍将，其兵卒也多敢死敢斗之士。剿灭他们，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圣祖起初依靠皇族王贝勒挂帅，连连失利，很快认识到必须使用汉将汉兵，多方鼓励和奖赏，激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特别是给予张勇等人以完全信任，委以重任，使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效力。
清军在西北战场的胜利，不仅解除了朝廷的重大威胁，而且翦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使他失去一助，气势大挫。
随着江浙战场深入，清军也取得各处的优势。清军连战连捷，打通开往福建腹心的通路。
清军入闽后，势如破竹，九月三日进抵建阳县城（今仍名），击败驮军，克取县城，再追至建宁，叛军不守，一哄而溃。耿军已成惊弓之鸟。闻风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