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的时候，迅速遣使各地，带着他的信和讨清檄文，约会他的旧部故交，同他一起行动。除了约会尚藩、耿藩、孙延龄等人，还有两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平凉的王辅臣、甘肃的张勇。书中前已交代，他们都曾是吴三桂的部下，先后调离云南，王辅臣赴陕西任提督，驻守平凉（甘肃平凉）；张勇则出任甘肃提督，驻守甘州（甘肃张掖）。以个入关系而论，吴三桂跟王辅臣的关系最为亲密。他在选择使者的人选时，得知云南援剿右营标下听用官汪士荣一向为王辅臣所亲信，于是就选派他为特使，携带他的两封信和任命札二道，从闯道赴平凉，都交给王辅臣，令王辘臣将其中的一封信和一委任札交给张勇。
王辅臣、张勇都以骁勇敢战著称。他们为人正直，忠于职守，为吴三桂所器重。他非常需要他们起兵，在西北开辟新战场，可造成南北夹击清朝之势。这一形势对他将具有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因为王、张实握西北地区的兵权，手下有强兵猛将，是二支特刷能战斗的队伍，无疑将给吴三桂的叛军增添不可多得的生力军。不仅如此，王与张驻防的地方，皆属战略要地和边防重镇。王辅臣驻平凉，为陕西与甘肃两省的适中之地。自明以来，山西、陕西向称京师“右臂”，与山海关外的辽东称为“左臂”。恰成两个对应的战略地区。如果王、张两将在平凉、甘州起兵，一举可以控制西北，而出平凉，举足可进人陕、山，迅速逼近清朝的心脏——北京，从而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王、张的兵力足以牵制住清朝的大批兵力，吴三桂在湖南可以从容攻战，而在东南沿海又有耿藩之助，这就造成东西、南北夹击清朝的有利态势，置清朝于不能自拔的绝境。
吴三桂满以为，凭自己往日对王、张的恩情，特别是对辅臣的特殊礼遇，他们一定会闻风而动，昕命于他。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张无意从叛；而且予以坚决地拒绝。当王辅臣读了吴三桂的信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朝廷恩情至深，待他如心腹。他还记得，三年前，他在京准备赴平凉上任时，圣祖对他的一片厚望。圣祖爱惜他是个将才，总舍不得让他离京远去，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你去不可。”特命钦天监为他选择一个好日子动身。日期选在年内，而时巳近年底，圣祖又说：“行期已近，朕舍不得你走。
上元节就到了，你陪联看过灯后再走。”又命钦天监再选择上元节后的吉日。到临行这一天，一圣祖接见他，温言细语，授以方略，谈了很久，然后重加赏赐。御座前有燔龙豹尾枪一对，圣祖指着这条枪说：“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必把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贵，惟把此枪赐给你。你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王辅臣感动得拜伏于地，痛哭流涕，久久不起，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一他接受了圣祖赏给的这舞检，流着眼泪拜辞圣祖，带着朝廷的“天恩”厚谊，踏上新的征程王辅臣重念朝廷厚恩，相形之下，吴兰桂的一点恩情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在圣祖与吴三桂之间，意味着正义与叛逆，他只能选择前者，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后者。
还在一个多月前，即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刚得到了吴三桂起兵的消息，马上就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等发去了特急指示：“逆贼吴三桂，傥有伪札、伪书，潜行煽惑，当晓谕官兵百姓，令其举首，向朝廷报告。”他特别强调，他们都是他亲自提拔的“股脏之臣”，捍卫边境，绥辑军民，惟他们是赖。圣祖让他们把他的希望和命令传达下去，使陕西军民都知晓。圣祖预先告诫的话语，犹在耳畔回响，鼓励着他忠于朝廷，鲍不背叛。因此，他在吴三桂的诱惑面前，一刀切断他与三桂的个人感情的联系，没有犹豫，立即命令拿下汪士荣，连同信札，派他的儿子王继贞押解，星夜驰往北京。
康熙十三年二月初，王继贞押解汪士荣到了北京，面见圣祖，奏报事情经过，把吴三桂的信札一并呈上。圣祖大喜，夸赞了他们父子一番，将饪士荣处死。圣祖对兵部指示说：
陕西提督王辅臣，久历戎行，劳缋素著，近举首反贼吴三桂所送伪劄，遣子奏闻，坚守臣节，益见忠贞，朕心深为嘉悦，前已有旨，事平之日，从优议敦。夸应即行加恩，以彰激劝。
当即授给王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职，授其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
王辅臣举首吴三桂逆书以及父子晋级的事，却激起张勇不胜愤怒：“我二人事同一体，你既想作忠臣，也应事先告诉我，以便共同商量后，派人进京报告。不想却背着我，单独献忠于朝廷，这是叫朝廷怀疑我，岂不是出卖我吗？我看你忠臣能作到什么时候！”自此，两人结下了矛盾，不能和平共事。
其实，张勇虽然没有得到吴三桂的信札（王辅臣并没有把吴三桂的信札转给他），朝廷也不会轻易怀疑他的。不过，王辅臣事先不知照张勇，难免有道功请赏之嫌，张勇斗气，也是人之常情。恰巧此时，四川已叛，总兵官吴之茂派人给张勇进去劝降信，这回该轮到他立功了。他在同年三月，把来使同“逆书”一起上交给圣祖处理。圣祖大为称赞，“命从优议叙”。
王辅臣父子举发吴三桂“逆书”，促使圣祖对陕西方面警觉起来。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防务。他感到有必要派一得力大臣前去总揽一切事权，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他选中了刑部尚书莫洛，授以全权，经略陕西。圣祖在向吏、兵两部解释这项任命时说，陕西是边陲重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员辽阔，素称“岩疆”。“逆贼”吴三桂煽乱滇、黔，四川从逆，而山西“地处邻封”，恐有“奸徒”摇惑，以至人心不宁。虽有督抚、提镇等官恪尽职守，但军务繁重，必须派遣一大臣，“假以便宜，相机行事，方可绥靖内外，保固边疆。”他认为刑部尚书莫洛曾任陕西总督，深得当地军民之心，熟悉当地情况。因此，他决定特授经略，率领满兵驻扎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一起制定有效措施。他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各将官，“悉听节制”，兵马粮饷也都昕他调拨，“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由他选用，吏兵二部“不得从中掣肘”；郐省用兵，应当救援的，酌量策应。如有军事行动，将军、总督要领兵前去。等湖广、四川地方平定，即命奠洛还朝。
为提高莫洛的地位，有利于统辖各个方面，号令专一，特加奠洛武英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陕西经略，赐以敕印。
陕西本来有封疆大员，圣祖却又置一经略，位在总督之上。实际上，圣祖是把莫洛当作他个人的代表派到陕西，行使着朝廷所赋予的最大的权利。这表明，圣祖是多么重视陕西的防务！
尽管王辅臣父子向朝廷表明态度，同吴三桂划清界限，未必能赢得圣祖的完全信任。因为他知道王辅臣与吴三桂有过密的关系，他确信这种关系不会一下子断绝。圣祖对王辅臣不那么放心，这从他的军事部署和具体任命可以反映出来。
这是同年七月初的事，圣祖单独给甘肃提督张勇发了一道指示：“秦省边陲重地，恐奸宄窃发，尔乃封疆大臣，朕所简任，可率所部总兵等官，固守地方，有为乱者，严行缉治，以不负朕倚任股肱之意。”张勇任甘肃提督，却让他关注陕西方面的情势，密授以方略，严防逆乱发生。尤其强调张勇是他亲自选任的，以示恩于他，表明皇帝对他的特殊信任。
对张勇如此，相反，对王辅臣却想法把他调离陕西。在对张勇发出上述密旨之前，圣祖已命令王辅臣同将军席卜臣等赴荆州增援。后因情况有变，指示王辅臣不必再去荆州，或者随将军赫叶等进取四川保宁，或仍驻平凉，具体由莫洛酌遣。莫洛回奏，说四川“逆贼”正圃守保宁，而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有“贼众盘踞”，前往增援的兵力不足，拟将增援的剐都统吴国正和马一宝的军队发往广元（今仍名）。
这时，突然发生了新的情况：叛军分三路来犯，已包围了宁羌州（陕西宁强）。此处属陕西。为清军入川的后路，圣祖命令莫洛“速行救援”。正在保宁的莫洛得到命令，即速传令有关将领赴援。先在宁羌州城外击败叛军，迫使他们撤围而逃。考虑到宁羌诸地重要，圣祖及时改变对王辅臣的命令，通知莫洛，调遣副将雷继宗与王辅臣部固守宁羌诸处。就这样，王辅臣没有去平凉，而到宁羌州驻守下来。
经略莫洛率师进征四川，在陕西汉中与四川保宁交界的地区受阻；四川叛军又攻占了七盘关与朝天关（两关在广元与宁羌州之间），切断了清军的饷道，驻广元的清援军已缺饷二个月，屯聚在略阳（今仍名）嘉睦江上的粮船被叛军夺去。粮饷不继，清军无法向前推进，而且已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圣祖急令“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经略奠洛、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速撤保宁清军，回师广元。要莫洛等人亲自殿后，以利原驻广元的清军安垒回汉中，固守阳平（宁羌西北，略阳南）等处，歼除宁羌地区的叛军，“整顿士马，再图恢复。”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奠洛率部至宁羌州，驻南教场，与王辅臣兵营相距二里许。初四日，王辅臣标兵突然向莫洛营发起进攻，愤怒呼喊，要粮饷，要好马，蜂拥而来。莫洛猝不及防，他的亲随满兵拼力抵抗，以雨点般的箭矢将乱兵射退。于是，王辅臣亲自督战，再次猛冲，阵矢齐发。莫洛也挥兵反击。一颗鸟枪流弹飞来，正命中奠洛，当即身死。莫洛所部章京、笔帖式及兵士多死于乱阵之中。
战斗结束后，奠洛的标兵和运粮兵二千余人，均被王辅臣收降。七日，王辅臣率叛兵自宁羌州撤至沔县（今陕西勉县西侧）。莫洛余部二千余人不愿参加叛乱，纷纷逃窜，所剩无几。王辅臣感到势孤，便从沔县北上略阳驻守。定西大将军董额随莫洛之后，撤至沔县，才得知王辅臣叛变，急忙退保汉中，迅速向朝廷奏报。他此时还不知道奠洛死活下落，至于王辅臣为何叛变，他也一无所知。
王辅臣叛变，大概是圣祖没有想到的事吧！消息一传来，他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前不久辅臣还揭发了吴三桂的煽诱，逮住其使者，遣其子人京报告，如今其子还在京师，那么，王辅臣为何突然反叛朝廷呢？虽然已很快得知莫洛巳死及王辅臣兵变经过。至于兵变的内幕，他尚不知。圣祖急忙召见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一则告诉其父谋反的消息，一则想从他那里得到点信息。圣祖劈头就是一句：“你父亲反了！”王继贞尚能镇静，也许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便回答：“我一点也不知道。”圣祖就把陕西方面的奏报出示给他，王继贞神情突变，吓得浑身颤慄，口噤不能言。圣祖从容地说：“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
圣祖把王继贞放回，赦免其父之罪，即已确定了对王辅臣的基本方针，力争招抚，和平解决。这时，圣祖深知，王辅臣兵变，已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一他对大学士们说：“今王辅臣兵叛，人心震动，丑类乘机窃发，亦未可定。”反映了他内心忧虑重重的沉重心情。由于王辅臣叛变，他甚至打算亲临荆州，指挥作战。可见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已直接危及他的整个战略。事情很明显，陕西一乱，与四川叛军会合，北进中原，长驱北京，而清军云集荆州，北方空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清朝的危机。但圣祖仍然相信王辅臣不会背叛他，很可能为叛兵裹挟所至。宁愿招抚，省去兵戈，对朝廷有利。
圣祖在放走王继贞之后，又派遣科臣苏拜携带他的招抚谕旨前往陕西，会同总督哈占商酌，选择干练人员，或亲去王辅臣处，或派他人代替，向王辅臣宣布朝廷旨意，招其归顺，并尽快“安抚乱兵”。与此同时，圣祖在军事上不能不严加防备。首先加强省会西安的兵力，以“保固秦省”。他把调往兴安等处的兵马改调到西安，令他们“星夜奔赴”，不得迟误。他犹感兵力不足，但“京师禁旅，遣发颇多”，已无兵马可调，他决定再调蒙古兵。他指示兵部“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三名官员速征鄂尔多斯调蒙古兵三千五百人，调归化城土默特兵七百人，皆赴西安驻守备征。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归化城土默特二部、四子部落、毛（茂明安）、吴喇忒三部计七旗兵已启行，鄂尔多斯因天寒马瘦，先行备装，等待调发。圣祖很担心驻守广元（四川广元）、保宁的清军遭到王辅臣叛军攻灭。为保证这支生力军安全地撤离，顺利搬至汉中，特遣驻北京的八旗兵（每佐领三名），“速催起程竹，赴西安协守。进驻西安的各支大军，酌置留兵守西安，其余全部赴定西大将军董鄂军前，接应广元、保宁的清军撤回汉中。
继上述指令发出之后，圣祖发现陕西兴安州（今安康）实为一战略要地，便对议政王大臣等人说：此地”西近汉中，北接潼关，东南直逼郧阳（湖北郧县），最为要地。”他迅速命令尉都统穆舒浑、已任命为云贵总督的鄂善、副都统希福等率兵，包括增援的蒙古甲兵，“驰赴兴安”，共同防守汉中各处战略据点。
圣祖紧急部署完毕，又加紧对王辅臣进行招抚。在出苏拜招抚专使之后，即十二月二十三日，圣祖再给王辅臣发出一道长篇敕谕，大略内容是：
近据总督哈占奏称：进剿四川，军中噪变，你所部溃乱，朕闻听此信，“殊为骇异”！朕思你自大同归属英王阿济格，后归于正白旗，世祖知你赋性忠义，才勇兼优，特把你提拔到侍卫之列，继而命你随经略洪承畴进取滇贵。你果然不负期望，竭诚尽忠，太建功勋，因而晋级总兵，宠任优渥。及至朕即位。以你为勋旧重臣，岩疆所依赖，特提升你任陕西提督，召你进京陛见，当面询问，益加知你天性忠贞，献计略超群，朕心深为喜悦。特赐你密请，至夸言犹在耳，想你还能记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