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审时度势
【原典】
沅、季弟左右：
二十三晚接弟十五日信，系从景德镇送鲍公信绕来者。朱云岩今早业已启行，二十八九可到东流，三十日必到弟处帮守濠墙矣。鲍公二十六日拔营，余有一批抄阅。左军破侍逆股十余万，可谓奇功，然其不可及处，只在善于审机审势耳。顺问近好。
【译文】
沅、季弟左右：
二十三日晚上接到弟十五日的来信，是专差从景德镇给鲍公绕道送来的。朱云岩今天早上已经开始动身，二十八九日可以到达东流，三十****一定到弟那里帮助守护壕墙。鲍公二十六日开出军队。我有一批抄写来的信件寄给你看。左军攻破伪侍王的一股十多万人的敌军，真可以说是奇大功绩，然而这比不上他的善于审时度势。顺问近好。
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曾国藩的长处在于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超出常人的战略头脑，长于从大处落墨，长于整体的战略谋划。曾国藩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确实，曾国藩总是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能够从战略上胜人一筹，因而也就笑到了最后。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经说，曾国藩在两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漏洞，其中之一就是战略谋划。
曾国藩超出常人的战略头脑，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出来。
咸丰三年(1853年)，在太平天国战争初起之时，曾国藩就写信给王鑫，纵论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了“湖北省的存亡，关系到天下全局的安危”的观点：“荆襄扼长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诚为古来必争之地。然以目前论之，则武昌更为吃紧。盖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昔人谓江自出蜀以后，有三大镇：荆州为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建业为下镇，京口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固将由中镇以渐及于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能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沅湘固时有累卵之危。然而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祸福尤切。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尤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长沙断无独存之势。然而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此不待智者而决也。”
这个观点，可以说是独具慧眼。当时清政府为了扑灭太平天国，在南京周围相继建立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然而清政府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用兵的重点也只在南京一城的得失，而并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首先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先武汉，次九江，次安庆，只有这样，才能攻克南京。这个计划，表现出他在战略眼光上要高出清政府不知多少倍。
咸丰四年(1854年)年初，太平军西征部队由安徽向湖北挺进，先后攻克安庆、九江、汉阳。湖北省城武昌戒严，清政府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一会儿救东，一会儿救西，被太平军搞得团团转。曾国藩在这个时候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认为不能光顾眼前的得失，还要考虑到大局的发展。他说：“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如今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乃为绝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
由此，曾国藩极力主张应该集中两广、两湖、江西、安徽的兵力，与太平军争夺武昌，进而由上而下，沿江攻占两岸重地。以着眼于发展为原则，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湘军开始向武昌进军，十月攻占武昌，而后沿江东下，连连突破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的防线，包围九江，占领湖口，使太平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曾国藩以上制下战略的初步胜利。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曾国藩针对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入浙、入闽，又转入赣南，使江西湘军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向咸丰皇帝上了着名的《通筹全局折》。在这个折子中，他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和湘军应当采取的应对之策。在这个折子中，他提出了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根本。”第二个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在一个时期，只能保持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曾国藩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论大局之轻重，则宜并力江北，以图清中原；论目前之缓急，则宜先攻景德镇，以保全湖口，先固南岸”。于是湘军收拢兵力，集中进攻赣北重地景德镇，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十一月，曾国藩从全局出发，又向清政府提出了全力进攻安庆，迫使太平军进行战略决战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最充分地体现了曾国藩的战略水平。太平天国的首都是南京，清政府多年来一直盯着南京用兵，为此还先后组织了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结果打了几年，不但南京没有打下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也全军覆灭，清军在战略形势上更加被动。曾国藩认为，之所以会造成这个局面，从根本上来说，是战略指导上的错误。
曾国藩说：“余于大利大害所在，均悉心考究。”他用兵十分强调“审势”，他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则大局大计”。他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局大计，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
由于曾国藩始终坚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根据敌我各方面的形势来制订战略计划和进行战争指导，把总揽全局作为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不断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越来越有利。而太平天国虽然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恶化。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用兵如对弈，谋势不谋子”，战略的根本在于它的宏观性和长远性，如表现在力量的综合运用上，就是计划性和有序性。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要能够把力量的各种要素和各种制约条件加以整理，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排列，然后提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观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
进兵宜稳，不应操之过急
【原典】
沅弟左右：
二日未接弟信，正深系念，兹接十九日信，慰悉一切。应复之事，条列如下：
一、守住庐江，余已大喜大慰，再破泥汊口，更为心满意足。以后神滕河、无为州纵不遽破，亦不要紧，弟进兵宜稳，不宜过急。
……
【译文】
沅弟左右：
两天没有接到你的来信，正在深深惦念时，接到了你十九日的信，欣然知道了一切。应答复的事项，条列于后：一、守住庐江，我已是大喜大慰，又攻克了泥汊口，更是心满意足。以后即便不马上攻破神滕河、无为州也不要紧。弟进兵要稳，不应操之过急。
……
稳字当头，慎中进取
曾国藩用兵极其稳健，“临阵之际，务宜稳而又稳。佯做败不可猛追，孤军不可深入。”“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个功罪鲜明，成就极大的人物。曾国藩的发家，主要靠湘军；他的功和罪，也大多和湘军有关。他所组建的湘军“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既为维护封建统治建立了功勋，客观上又为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功之大，是难以有人可以匹敌的。在军事方面，他不愧为中国近代军事家的第一人。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将曾国藩归为军事人才。
曾国藩用兵极其稳健。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曾国藩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士卒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谨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以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曾国荃在围攻江西重镇吉安时，曾国藩曾经为他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下联是“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后来这一句对联的上联成为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的指导原则。不但在战略思考上，同时在具体战术扎营修垒上，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太平天国起义后，势力很快就遍及长江流域，军力发展到五六十万人，占领了长江流域的许多重要城镇。而湘军编练成军后，兵力最初不过一万七千人，发展到最后也不过十二万人左右，相差甚为悬殊，太平军往往是湘军的几倍或几十倍。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湘军不得不进行防御，先求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乘隙制人而不制于人。
起初，湘军不懂扎营要领，屡为太平军所破。曾国藩力惩前失，努力吸取古代兵法的经验：“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愤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屡次寄书，以蛮攻为戒。”此后，改变了战略：“此后不可再行蛮攻，坚垒须扼扎要地，贼所必争之区，致令贼来攻我，我亦坚壁不与之战。待其气疲力尽而后出而击之，自操胜算。”
曾国藩还积极学习太平军扎营之术，并博考中国古代扎营成法和历代战争的得失，亲定“扎营之规”，扎营修垒、围而不攻、困死敌人成为曾国藩对付坚城的主要战术。而太平军为了打破湘军的围攻，又往往在内线组织反攻，在外线用援兵破围，这样湘军又经常处在防御地位，从而使自己的攻坚战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形成攻势防御的态势。
为了能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围困太平军的目的，曾国藩对扎营修垒做了严格的规定。湘军每进攻到一座城下，统领首先根据利于作战的原则，选择地势险要的地方，要求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搦战。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此后湘军都依照这个规定扎营。扎营修垒，筑墙挖壕。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那样：“惟当酌择险要，固垒深沟，先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对部下李元度说：“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中国近代名将蔡锷高度评价湘军的这个筑营措施“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