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熏陶，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崛起提供了充实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养料。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块土地上产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从南宋开始，在各省区中就列居先进行列，进入近代更富有生气和生机。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引导三湘人士走向实际、实用、实干的经世致用道路。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岳麓书院对湖南和中国的作用，就好比说到牛津、剑桥之于英国，哈佛、耶鲁之于美国一样。岳麓书院承载经世致用的学风，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蓉、郭嵩焘、曾国荃、罗泽南、刘长信等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核心首脑和风云人物，都曾就读岳麓书院这所千年学府。
政治精英人物的扶植和荐举，为湖南近人才群的涌现提供了最直接的条件。湖湘显贵人物“己身富贵不忘桑梓”，他们总是在宫廷里扶植与举荐同乡贤才。
民主革命时期，一批湖南人更是饮誉中外，名传千古，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其中黄兴被时人尊为“民国元戎”，与孙中山并称“孙黄”，成为辛亥革命闻名遐迩的一代英豪。
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湖南更是涌现了一大批党政军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赓、陶铸、胡耀邦等。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罩、杨开慧、黄公略、左权、王尔琢、段德昌、向警予……
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湖南有3位(彭德怀、罗荣桓、贺龙)；十员大将，湖南有6位(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许光达、陈赓)；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杨得志、萧克、宋任穷、杨勇、李涛、苏振华、甘泅淇、邓华、朱良才、李志民、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傅秋涛、彭绍辉、李聚奎)；100多名中将，湖南人占45位。这些安邦治国兵马戎机的将帅们，用勇武与智慧向人们展示了色彩绚丽的湖南。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杨昌济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杨先生也真是把准了湖南人的脉搏。
天时、地利、人和。近代湖南，群星灿烂，天下似乎成了湖南人的家。“湖湘弟子满天下”不是湖南人的自诩，而是湖南人的精神感化了别人，使他们也沾染点湖湘精神。
四、鲜红的湖湘
湖南属于楚地，楚人尚武，湖南人具有勇武好斗的性格。不过，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湖南军事人才并不多见，甚至寥若晨星，湖南人的军事天才难以尽情发挥，湖南的军事力量形成一股大气井影响中国社会，那只是近代以后的事。
在湖南人的历史里总有唱不完的英雄赞歌，他们勇武，他们刚烈，他们浪漫，他们豪放，他们为了直理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能丢，他们坚忍不拔、气冲霄汉，用血与火照亮历史，撼人心魄。
楚湘文化初始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和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
屈原投江的身影无疑成了历史上一个硕大的感叹号刻在了湖南人的心中。屈原虽非生于湖南，但被放逐湖南，自沉于汨罗，和西汉的贾谊一样，湖南是他们的“伤心之地”，所以历代湖南人对他们怀念不已。
千百年来，人们在屈原的祭日——端午节，虔诚地为这位失意的英雄招魂。
近代史上，最令人尊崇者，当首推谭嗣同，可以说谭君开启了近代湖南的慷慨悲歌之风。唐才常把湖南比作古之燕赵，日本之摩萨，认为振兴中国惟湖南，救中国惟湖南。这未尝没有一定的根据和缘由。
这位湖南浏阳人，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他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流星，以其璀璨夺目的人格光辉照亮了中国中世纪的漫漫黑夜。他的牺牲如同闪电，撕裂了沉沉压顶的乌云，在撼人心魄的雷鸣中奏响了近代国人人格新生运动的序曲，也为现代未来的人格雕琢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启迪。
以重经世致用与奉程朱理学正宗为特征的湖湘学风至清咸丰年间相当兴盛。湘军人士生于湖南，自然也深受湖湘学风的熏陶。湘军统帅曾国藩尊程朱为“亚圣”，主张“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以后在戎马倥偬之中，他犹取《理学家传》等书被览，对程朱理学的虔敬态度终其生而不改。
湘军，从1853年开始组建，至1864年攻陷天京，曾国藩将其解散为止，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了12年之久，在大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挽救了清廷即将覆亡的命运。然而，湘军不仅征服了太平天国，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也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到同治时代，地方大吏几乎都为湘军中人物所占据。两江总督、江南提督两职非湘人莫属。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粮都要仰给于督抚，各省督抚各专其兵，各私其财，不知有国家而自知有疆国，各省与中央关系已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以至康有为把当时18行省比做18个小国。
湘军的崛起与成功，更大大地强化了湖湘人的“尚武精神”。“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本来从军征战，危险莫测，是常人避之不及的事情，但湖南人却趋之若骛，争先恐后，当兵参军成了湖南人一门显赫的职业。
一百多年前，来中国数次考察的德国人李希霍芬，这样描述湖南人：“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此地，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
的确，刚烈英气的湖南人生就一副军人的坯子，湖南成了高素质军人的渊数，投身军队成了湖南人的一种时尚。近代以来，重大军事事件几乎都有湖南人的影子。于是，“无湘不成军”、“绍兴师爷湖南将”这些市井民谣便纷纷传开来了。不仅如此，湖南军人由军事而政治，把个近代中国闹得沸沸扬扬，湖南人成了包打天下的主儿。
五、汉韵楚风
荆楚风俗具有丰富性，体现在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构造复杂，色彩强烈等方面。以下将从饮食、居住和服饰等方面对楚国风俗作一简要介绍。
战国时期的各个方国中要数楚国饮酒的风气最盛。在楚国最具传统特色的酒是香茅酒。楚人向周天子进贡，祭祀神灵都使用香茅酒。楚人有两种饮酒方法，“冻饮”和“酎清凉”，“冻饮”是将冰块置于酒壶外使之成为冻酒，“酎清凉”则是将酒壶浸入冷水中使之成为凉酒。这都是楚人在夏季的饮酒方法。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件冰（温）酒器，这种器物是由两种容器组合而成，里面的方壶形容器是盛酒的，每个方壶中均有一把铜勺，外面的方鉴形器在夏季里用来盛冰或凉水，在冬季则用来盛热水。
楚人的建筑样式和居住习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楚国都城的建制和布局同北方一样基本上采用大城套小城的双城制。楚都纪南城呈长方形，城垣周长15560米。城内东南部为宫殿区，存有台基84座，并发现城垣土墙遗迹和护城河古河道。宫殿区北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再往北即城的东北部则为商业区。楚王宫的正门之一名为“茅门”，通过茅门后便是楚王治朝的朝堂。王宫内既有空间宏大的“高堂”又有曲折相连的“曲屋”，既有进深幽远的“邃宇”，也有小巧精致的“南房”，这些由大小、高低、长短、层楼、结构、繁简不一的宫廷建筑组合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宏伟壮观、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最能反映出楚人的建筑特点和工艺水平的，还不是都城内的宫殿建筑，而是游苑区的行宫和高台建筑。历代楚王建有大量有行宫供他们游乐，楚成王建有：“渚宫”，是建在郢都南面的水中州土上的一座行宫。楚灵王时建的章华台是楚国层台建筑中的杰出代表。
在屈原的《九歌》中写到干栏式建筑，其特点为一楼架空，二楼居住，以竹木结构为主。干栏式建筑是楚国民间的主要建筑形式。这种民居建筑式样在我国南方的土家族、苗族中仍然沿用。南方水乡，渔民多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屋，称为“船屋”。“船屋”在屈原《涉江》是提到，有屋宇、梁柱、轩版和窗棂等设施。
服饰方面。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装束。楚人的衣着具有地域色彩，历史上曾冠之以“楚服”和“楚制”的专称。与中原民族相比，楚族性格活泼，无拘无束，富于创新精神，敢于别具一格、表现个性，这种民族性格和精神也推动了楚族在服式上不断地推陈出新。
从服饰史的角度看，目前东周时期楚国的服饰资料发现最多，不仅有大量的绘画、造型资料，还有一批难得的实物，为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