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
庆典（广场）
1959年10月1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始。首都70万人参加了典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为了在空间上配合这次庆典，中共中央在1958年8月决定要进行天安门广场改建和在北京建设“国庆十大工程”，两组工程同时于1958年11月开工。经过10个多月的超常努力，1959年8月底完成改建的天安门广场，比之前扩大了两倍半，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总面积达44公顷。广场中央矗立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动工，1958年4月完工，是在有着近700年历史的北京南北中轴线上新添加的政治地标。广场的东、西侧近乎对称地坐落着同于1959年8月底落成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是“国庆十大工程”中最显要的两座。它们与英雄纪念碑一道，更加强了北京城传统的南北中轴线的格局。
与北京南北纵向轴线相垂直，东西长安街被规划为北京的东西向横轴，加以打通、拓宽和延伸。长安街在天安门广场处宽达180米。按军方的要求，道路中心不设任何绿化隔离带，呈“一块板”形式。路面上实现“无轨无线”——公共汽车取代了有轨电车，所有架空电线全被改装入地下管线。路面上不但考虑了日常车行，还能经受60吨坦克行驶，甚至可作战时飞机起降跑道和直升机自由降落场地。
传统的控制城市、建筑空间布局的南北中轴线，与现代的“动线”——东西长安街交通干线相交的地方，就是天安门广场。这种布局赋予了天安门广场无与伦比的空间地位，它成为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几何中心”。1959年国庆典礼就是在这样的空间设置中展开。
10月1日上午9时50分，毛泽东、刘少奇陪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紧随其后的是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胡志明、金日成等来自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60多个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天安门城楼两边观礼台上也站满了各国家、政府的来宾。
10时整，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宣布庆典开始。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升起，礼炮轰鸣，400名少先队员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几十万人肃立在广场、街道、观礼台和城楼上，敬视着盛大典礼的展开。
首先是阅兵式。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林彪，刚在9月取代了因“庐山会议”向毛泽东进言而被罢免的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的陪同下，乘车在天安门广场南侧和东长安街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各部队。随后，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台，向三军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该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宣读命令时，林彪前后高呼了八次“万岁”，每一次都能引起“地动山摇般的应和”。最后，林彪振臂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顿时，“人们激越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分列式开始了。陆海空三军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共计11018人，仅用58分钟，从天安门城楼前和天安门广场上空经过，接受了检阅。多年以后，当时任第一徒步方队的主护旗手张太恒回忆到：当他擎着“八一”军旗，引领着方队沿长安街由东向西推进，在与天安门广场南北中轴线相交的瞬间，随着一声嘹亮的“向右——看”的口令，他感到的是“一腔热血顿时在全身奔涌”。
之后是首都70万群众大游行。仪仗队抬着巨幅标语、花篮、国徽（前面摆着10个寿桃，寿桃周围环绕着160名手持鲜花的女同志），以及记载着钢、煤、粮、棉10年来跃进的数字、图表和模型。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模型，作为建筑业大跃进的光辉典范，也跻身其中。大跃进的两大主题——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显得尤其醒目：农民乐队用唢呐、笙等吹奏着“社会主义好”，背景声则是排浪般的欢呼“人民公社万岁！”；钢铁工人则环绕着大型高炉、平炉、电炉、转炉和一组小高炉欢呼前进，高炉旁的烟囱里还喷出阵阵烟雾……
大跃进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被视为禁忌。直到最近，经过一批学者的努力，这段意义重大的历史才开始被一点点揭示出来。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史领域中。本文尝试开启一个新角度——以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的角度来读解那段历史。更确切地说，本文尝试以1959年北京十大国庆工程中的中心项目——人民大会堂为案例，通过对该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和艺术再现等环节的考察，探究建筑在那个特定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建筑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人之间的关系。
“万”字情结
人民大会堂，原称人大礼堂，其中心功能是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开会场所。1954年出席首届人代会的代表仅1226人，以后各届人大会代表均在3000人左右，外加列席人员约3000人，总人数在6000人左右。那么，人民大会堂中的会议礼堂为何要修成“万人大礼堂”？
王军的《城记》给了一个解读：就因为毛泽东喜欢“万”字。4“万”字在汉语中不一定指代一个具体数字，它常被用来以一种抽象意义形容数目之巨。的确，毛泽东将这个汉语传统发扬光大，可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诗词中对“万”字的运用，俯拾皆是：看万山红遍，万里雪飘，万类霜天竞自由，万木霜天红烂漫，万里长江横渡，万户萧疏鬼唱歌，万花纷谢一时稀，万方乐奏有于阗，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万里风焰照天烧……
“万人大会堂”情结其实在毛泽东心中存在已久。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站在可容纳千人，砖木混合结构，显得简陋的延安中央大礼堂里，立下宏愿：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建一个万人大礼堂，使党的领导人能够和群众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天安门广场时，又提出了建一座万人大礼堂的想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还问过当时的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完全以自己的力量，能否修起一座万人大会堂？5通常用来抽象地形容数目之巨的“万”字，在毛泽东心目中，可以轻易转化为一项具体的建筑指标，而使这一指标在人间得以实现的，还是靠他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
自1955年年底开始，毛泽东就频繁讲话，批判经济建设中“右倾保守”思想，鼓动快速搞建设。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沉浸在喜悦中的毛泽东更是不断高调发言，抨击党和政府中的“反冒进”思潮，一心一意要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6，要赶英超美。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继续批评“反冒进”的务实思想，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跃进鼓劲，为形成毛泽东的总路线统一思想。会议上，“气若长虹，势若破竹”7的毛泽东在谈到北京城改建时，明确提出要在北京建万人大礼堂。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做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统一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至此，大跃进全面发动，各级官员们开始抢着制定狂热的建设指标。
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急动员各层领导，通过决议，要在钢铁产量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8在农业上，通过大搞人民公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于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此外，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北戴河会议还决定要在北京兴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同时改建天安门广场。针对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毛泽东认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要庄严宏伟，气魄要大，要成为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万人大会堂，百万人广场，外加一系列超大建筑项目，所有工程要在1959年国庆节前竣工。
设计总动员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十周年到来之前修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9另在玉渊潭附近建十几幢别墅式宾馆。会议认为：时间十分紧迫，设计工作是关键。会议决定马上召开设计人员动员大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以尽早提出设计方案。为了集思广益，还决定由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发出电报，邀请全国各省市著名建筑专家来京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建工局和市政工程局，要加紧准备建筑材料、施工机械，组织施工队伍，力争10月份—一个月后—破土动工。
9月6日，北京市规划局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向规划局传达这次会议精神。规划局随即开始为十大工程选址，特别是着重做了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设计规划。
9月7日，北京市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党组书记沈勃和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商定了邀请各地专家的名单，经万里同意后，向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发出了电报。
9月8日，万里在中央电影院（现北京音乐厅）对北京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专家1000多人做了“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报告。
报告中，万里首先阐明建设国庆工程的目的是“反映建国十年来的工农业生产和各个方面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
万里还特别强调“十年大庆，将邀请数千外宾和华侨来参加，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要来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来人”。
万里激励建筑师：“现在的设计建筑，不能连蒋介石、清朝皇帝时代的都不如。我们一定要超过我们的老祖宗，做出无愧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好的设计来。”
万里号召建筑和施工专家们明确目标：“高质量、高艺术水平、高速度地完成任务。高质量就是要有上乘的设计、施工质量，到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都用得上看得过；高水平就是要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做到庄重典雅、美观大方；高速度就是用最短时间完成工程建设。”“总之”，万里援引毛泽东的总路线为国庆工程的方针，“要做到多快好省”。
在创作思想上，万里似乎清楚：建筑师们在经历了1955年的反复古、反浪费运动，1956年的“百家争鸣”，再加上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噤若寒蝉，不知道什么才是“政治正确”的建筑风格，于是他鼓励道：“在设计中大家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曾经反对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因此形成了一些条条框框，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就可以尝试搞大屋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应当去创造新的更好的形式。总之，要讲究美观，大胆创新，不拘一格。”
万里还谈了一下“美的标准”：“我们讲美观，它的标准不应是洋标准而是中国的标准，既要有现代的特色，更要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在天安门前的建筑，应该与天安门相协调，必须要花的钱还是要花，要搞出好的建筑形式来，使六亿人民满意。”
紧接着，万里又补充：“同时还要注意节约，不能浪费。实际上，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搞得好的不一定就多花钱，多花钱的也不一定就搞得好，这里面有辩证法。”
在设计工作方式上，万里号召建筑师们“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搞好共产主义大协作……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才华的，他们有很强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我希望建筑师们对国庆工程的设计不是为个人出名，而是为六亿人民，出六亿人之名。因为这些建筑代表着六亿人民，而我们个人只是六亿分之一。”
集体创作
万里报告后，大会立即向在场的设计单位分发各项国庆工程的规划位置图和设计资料。各设计单位又马上回去向本单位职工作传达动员，开始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当时参加国庆工程方案设计的单位共有34个。
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收到设计邀请的电报，极为重视。如江苏省副省长于9日晚亲自约见杨廷宝（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江一麟（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并代为买好第二天早晨的机票，送他们飞往北京。本来邀请20多位专家，实到有30多人。大家于9月10日晚，在北京和平宾馆汇齐。冯佩之和沈勃于当晚赶到宾馆，传达任务，要求大家在五天之内出第一稿方案，还请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为他们搬来了画板和画架。“专家们听了传达以后，十分兴奋。有些专家当晚就行动起来。”
与国际通行的封闭式建筑设计竞赛，以保证个人创作版权不受侵犯的做法不同，国庆工程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所有参赛者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参加方案设计，分阶段限期交卷。经领导审阅，或在领导主持下，大家一起讨论、分析、评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意见汇总后再进入下一轮创作。如此一轮轮下去，经过审议、归纳、修改，逐步集中，“博采众长”，期望方案设计能在“最理想的阶段”达到“最佳效果”。这一方式，有人称之为“半开放式的集体创作方案竞赛”。
为了开拓思路，十大工程设计“标书”只列项目名称、规模和规划位置图，不提具体功能要求，不发计划任务书，一切由作者自定。天安门广场上的项目，暂提有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两种建设要求，二者只给出面积限额，并无具体内容要求，也没有明确规定广场规模和建筑用地范围。
9月15日，专家到京五天后，第一轮方案稿如期完成，上报市委审查。市委领导们认为方案不够理想，但没提任何具体意见，只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设计。
第二轮设计开始了，外地专家纷纷打电报给自己省市，调来年轻助手帮忙。9月20日，又是五天后，第二稿方案共一百多张图纸在北京规划局的五楼展出（方案包括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各专家前往座谈，提意见，接着又开始了第三稿方案设计。这次，除北京各设计单位进一步做各设计方案外，和平宾馆的专家被分为三组：梁思成（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牵头作革命、历史博物馆方案设计；杨廷宝牵头作大会堂；赵琛（华东工业设计院副院长）和陈植（上海市设计院院长）牵头做国家剧院。
“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设计过规模如此宏伟的建筑物”，经多次努力，三稿提出的方案“仍是老一套的居多。加上老专家们不好意思互相提意见，因此设计工作进展不快”。13 9月26日，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和万里约请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到市委协助审查三稿方案。大家看后认为“设计思想还不够新”，需要更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创作。市委、市人委还做出决定，由冯佩之、沈勃、金瓯卜、李正冠、刘小石五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国庆工程设计工作。
方案定不下来，其他一切工作都无法展开，各方领导都很着急。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发动群众的范围再广些，让年轻人也参加到方案设计中。刘仁当晚就到清华大学，要求校党委组织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设计竞赛。同是当晚，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兼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冯佩之也在局里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积极参赛。
新老建筑师相互促进，各展所长，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第四稿设计方案。在研讨中，大家争论最多的是两类问题：大会堂与天安门广场的总体空间规划和建筑风格问题，比如：大会堂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广场南端正阳门的部位，还是在广场西侧？大会堂的高度是否可以超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左右，即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到底是摆两个建筑物还是四个？如果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各摆在广场东西两侧，它们之间距离，即将来天安门广场的宽度是350米、400米，还是500米？大会堂要不要大屋顶？
彭真听取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汇报，作了发言。他要求大会堂的设计，要同天安门、故宫、正阳门、前门相统一和协调，继承和发扬我国的建筑风格和传统，同时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他还给大家上了一堂建筑与阶级的课：在封建时代，皇帝搞的建筑，体现他的“唯我独尊”。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搞的建筑，大部分采用拜物教的建筑手法。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的大会堂设计思想要体现“以人民为主”、“物为人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使工人、农民一进大会堂，不仅感觉到庄严雄伟，同时也感觉到自己就是建筑物的主人，不能使人走进大会堂像是走进故宫那样有压抑之感。那么如何才能设计好呢？他说——还是那句大家都在吟诵的口号——“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思广益”。
针对专家中尚有人对如此庞大的建筑规模的必要性感到怀疑，彭真展开了理性化表述：“我们不能只知道盖物质生产工厂，不知道盖政治工厂。万人礼堂就是一座政治工厂。试想一下，我们开会，讨论问题，如果一次能倾听一万人的意见，一次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对一万人讲清楚，贯彻下去，能够产生多么大的物质力量呀，这不是几千万块钱可以相比的。”
最后，彭真主持，做出几点明确决策：
1.大会堂的位置选在西侧，包括宴会厅、会议室等辅助设施；
2.大会堂的高度可以超过天安门，但要注意协调；
3.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距离定为500米；
4.纪念碑左右各摆一个建筑；
5.在形式上要尽量发挥大家的创造性，最后由周总理审定。
专家们在此基础上又做了第五稿方案。在讨论中，又冒出三个问题——关于中轴线对称、对位的问题：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英雄纪念碑的中心？宴会厅的位置在万人礼堂的南边，还是翻到北边？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在纪念碑两边完全对称？
刘仁和市委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面向广场的正门，一定要避开纪念碑轴线，以保证广场开朗的气派和各建筑门前开敞的视野——“活人不对死人”，其他问题可发动建筑师们进一步研究。于是大家又做了第六稿方案。
10月6日，设计领导小组将第六稿方案送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汇报。周提了一些具体意见，比如他指着张镈的大屋顶方案，说可用作美术馆的建筑形式；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些，做成一虚一实；为保证大礼堂看得好、听得好，他还用铅笔画了一个近似马蹄形平面，让大家研究一下。
周总理初审后，设计领导小组立刻组织建筑师们于10月9日完成第七稿。万里将第七稿中较有特色的八个方案，制成照片，发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及各大城市的建筑专家，征求意见。等各地意见收拢回来，轰轰烈烈的群众集体创作进入了最后的“集中阶段”：设计领导小组请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三家，在发往全国的八个方案的基础上，再各自做一个综合方案，以供中央定夺。至此，住在和平宾馆的来京专家们开始陆续返回各地。在整个设计竞赛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群众建筑师”们对各项国庆工程提出了400多个方案，其中为大会堂共提出平面方案84份，立面方案189份。
“新风格”的成长
将设计过程和结果分为平面、立面两部分进行探讨和展现，本身就反映出当时中国建筑师的主导观念：平面用来探索合理的功能布局，并遵从一整套构图法则（对称、比例等），立面则用来表达某种建筑风格。在相当程度上，二者之间可以分开考虑。同一个建筑平面可以在立面上外裹不同种类的风格外衣，或者，同一个立面，同一套建筑风格外衣内部可以装有不同的平面布置。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在能看到的当时设计竞赛的资料中，除了各种平面图和反映立面的透视图外，没有一张反映建筑三维空间构成的剖面构思图，也没有20世纪20-30年代起，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师开始热衷的一些非古典的空间表现形式，如轴测图等。
总平面布置
总平面规划担负着多重任务：对天安门广场的改建规划，对广场周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人大会堂，以及其他可能建筑项目的总体规划。在众多方案中，构思可分为三类：
1.四栋式：在纪念碑东西两侧对称地布置四栋建筑，国家剧院（北部）和革命博物馆（南部）在东侧，大会堂（北部）和历史博物馆在西侧。不同方案对建筑物的体量朝向和对天安门广场的围合方式略有不同。
2.五栋式：与第一类方案近似，在纪念碑东西两侧对称地布置四栋建筑，但不同的是，大会堂作为第五栋建筑，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取代现有的前门楼和箭楼。
3.两栋式：在纪念碑东西两侧对称地分布两栋建筑：革命、历史博物馆（二者合为一栋建筑）和大会堂。
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戴念慈等设计的方案，可说介于第一和三类之间：在纪念碑北部的东西两侧布置四栋建筑：东侧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北部）和国家剧院（南部），西侧为大会堂（北部）和青少年宫（南部）。每一侧的两栋建筑在体量上都一大一小，中间以廊道联成一个建筑整体，形成连续的围合广场的东西边界。该方案恐怕很难满足毛泽东的百万人集会的要求，但毫无疑问，如当初真的照此案实施，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将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公共空间。
在大会堂平面功能布局上，也可分为三类：
1.以礼堂和宴会厅两部分组成，沿东西方向布置，也有方案将宴会厅设在二楼。
2.以礼堂和宴会厅两部分组成，沿南北方向布置，或在东面设二者共用入口。
3.以礼堂、宴会厅、人大常委会三部分组成，被称为“一分为三”的布置方式。三段功能沿南北向排列，形成一栋完整的建筑体量。经过几轮竞赛，这种想法逐渐占据上风。并且，由于三段中礼堂是最主要部分，大家也倾向于礼堂居中，面向东面天安门广场开正门。于是剩下的选择就是宴会厅和人大常委会两部分，谁在南、谁在北的问题了。
会堂形式
在会堂设计上，绝大多数方案都采用了古典剧院式平面。这反映了大家心目中对人大会空间运作形式的理解——会场空间分为两部分：中心舞台/主席台和观众席/会议代表席。按照这同一种空间模式，建筑师们提出大致六种会场平面形式：圆形、马蹄形、扇形、半圆形、六角形、方形。也许是因为周恩来在初审第六稿时，画过一张马蹄形平面示意图，后来的方案中以马蹄形或近似圆形的最多。但实际上对有万人坐席的会堂，马蹄形或圆形平面很难解决视听问题，最后还是扇形平面胜出。有方案在主席台-观众席空间关系上做了新颖的探索，如武汉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殷海云等设计的方案，将一大一小两个会堂观众席左右两边布置，中间共用一个舞台。可以想象，当舞台左右两边分隔打通，该舞台从古典尽端式舞台转变为同时向两边观众席开放的岛式舞台。
抛开上述在统一的古典剧院平面基础上探索出来的多样性，真正体现出根本不同的空间追求的是南京工学院杨廷宝的两张草图。他的两个方案的力度不在于追求“有表现力”的几何形状，也不在于对声学、视觉等具体功能因素的考虑，而在于对项目涵义本身的独立解读：人民大会堂是一个人民代表聚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的会场—为配合这种政治活动，杨在两张草图上的礼堂平面中都采用了议会式会议厅平面，而不是古典剧院式平面。换句话说，在杨心目中，人代会所有与会人员都处在同一个空间——议会空间中。会场主席台不是高高在上，与会议代表席位相分离的“中心舞台”，而是与会议代表席位同处在一个完整空间中的演说台；会议代表席位也不是仅仅用来被动观看主席台的“观众席”，而是均匀铺开，面向演说台，大家又能相互看到的议席；围绕演说台和议席的是旁听席空间。
历史充满吊诡。半个多世纪以前，1906年9月1日，清皇廷向世界宣布预备立宪，并着手厘定官制。11月7日庆亲王奕劻等议定中央官制上奏，提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其中立法当属议院工作，很难马上实现，于是奕劻等提议暂设资政院，以作为向议院的过渡。1907年9月12日，清廷下谕设资政院，专门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科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在北京内城东隅的贡院旧址上设计资政院暨上下议院大厦。在引进西方议会建筑的空间布局的同时，清廷还表达出要以德国君主立宪政体为榜样，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与此同时，清廷还通谕各省督抚，要求在各省省会设立谘议局，与北京的资政院相应。在谘议局的建筑设计上，清宪政编查馆规定道：“其新建者则宜仿各国议院建筑，取用圆形，以全厅中人能彼此互见共闻为主，所有议长席、演说台、速记席暨列于上层之旁听席等，皆须预备。”17当然，这些项目，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政府的崩溃，都流产了。
立面风格
在单一意识形态主导的时代，人们总倾向于认为建筑风格和政治意义之间有，或者应该有，一对一的联系：政治意义作为内容，建筑风格是表达形式。但实际上，二者间的联系，往往是人们一厢情愿地臆造出来的，充满了任意性，没有逻辑可言。一方面深信形式和内容之间有联系，一方面其联系是任意的——正是这双重原因导致了建筑风格在狂热政治运动中的不可捉摸的命运。某种建筑风格，忽而被御用，作为最高政权的象征，忽而被“踏上一万只脚”，彻底批倒批臭——中国建筑师饱受其苦。就近的例子是，1955年的反浪费、反复古运动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探索民族形式的工作批判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潮。于是1956年，在毛泽东发动的“百家争鸣”运动中，很多人借势讨伐“复古浪费”，转而将“现代建筑”作为进步风格加以拥抱。不料，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现代建筑”又和右派挂上了钩，导致建筑界又掀起批判“华（揽洪）陈（占祥）反党联盟”运动。这一场场出尔反尔的运动，愈发使中国建筑师对政治-风格之间捉摸不定的关系感到惶惑和恐惧。
如前所述，1958年9月，万里在“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试图帮助心有余悸的建筑师们解压，动员他们在设计中“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个短暂瞬间，效果很显著，建筑师们被压抑的对各种建筑风格的喜好在竞赛中充分表露出来。人民大会堂的189份立面样式，可以大致分为四类：
1.琉璃瓦屋面式的民族形式。
2.西方新古典的廊柱式。
3.民族形式和西方新古典相综合的形式。
4.现代式，其中有仍带新古典神韵，但已经高度抽象化了的廊柱式。
最后，被选中的是一个西方古典廊柱式方案。这如何在逻辑上解释得通，一个如此激进地要在数年间赶英超美，迅速达到工业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其人民大会堂，会在建筑风格上钟情于西方古典柱廊风格？这现象连接着一个现代建筑史的更大讽刺：资本主义美国在建国伊始，兴建的政治建筑多遵循欧洲古典风格，认为它代表民主理念。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建筑钟情于简化的欧洲古典风格，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纯正表达，而将1920年崛起的现代主义运动贬为共产主义影响下的恶果。就在同时，斯大林的苏联提倡融合欧洲古典和俄国民族形式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将现代主义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表现。针对现代主义表面抽象、光洁的建筑形式，斯大林喊出的口号是：“人民有权要柱子！”大会堂中标的建筑师之后经常援引党的方针“不分古今中外兼包并蓄，一切精华尽归我所用”，来为他们采用西方古典廊柱式辩护。但这种折中主义辩护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大会堂方案不能同样“兼包并蓄”现代主义风格；为什么西欧的古典式廊柱，在这么多不同政权的眼中，都有着这么大的“普世价值”。
1960年，大会堂中选方案的设计负责人之一，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在“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评选来谈新建筑风格的成长”一文中修辞性地设问道：“……人民大会堂这样重大政治意义的巨大建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风格……是追随资本主义近代建筑形式呢？是把中国古建筑形式加以改良的‘民族形式’呢？还是向创造中国建筑的社会主义新形式努力呢？很显然资本主义某些近代建筑形式是我们所不能、也无法接受的；改良的民族形式实质上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是没有阶级性的，也缺乏共产主义的思想性。”
显然，在批评“不正确的风格”上，赵仍在沿用1955-1957年的泛政治化批判话语，并不“兼包并蓄”。那么，什么是他认为“正确的”风格呢？赵写道：“人民大会堂的使用和规模是建筑艺术的具体决定因素。建筑的尺度应该宽大。体型应该雄伟，加之建筑在天安门广场上，又必须与古建筑有一定的联系，彼此协调，但又必须超越它，胜过它，建筑风格要开朗、鲜明，成为我们新时代的象征。”
这里，一个新的范畴出现了：大会堂的特点就在于“大”——大会堂建筑风格的“具体决定因素”是该建筑的规模和尺度。事实上，中选方案，与其他所有方案相比，最突出的特征，除了在立面上采用了西方古典柱廊，之后又竭力将它改造得有“民族特色”外，是它的面积超出了竞赛规定的两倍还多。
多
大会堂设计面积最初设定为5万平方米，后放宽到7万平方米，用地面积为3.78万平方米。之前各轮方案都严格遵守这个指标，但一直未产生领导满意的方案。
饶有意味的是，在最初几轮的群众创作竞赛中，北京市规划局作为管理单位，没有派大量建筑师参加。但从第四稿竞赛开始，在“设计总动员”的形势下，规划局号召本单位每人都参加到“集体创作方案竞赛”中。非但如此，市规划局的方案设计工作，实际上是由北京第二市委书记、国庆工程的领导刘仁亲自挂帅，指导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和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等人做的。而赵、沈两位作为市规划局的专家，又是反过来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对“十大工程”及天安门广场规划征稿进行全面把关的技术专家。在赵、沈两位开展设计期间，“由沈其每星期向他（刘仁）汇报两三次”。20这种利益内外缠绕，“又当裁判，又踢足球”的做法，依今天的观念，恐怕是严重违背“利益冲突”原则的负面案例，但在当时，则是领导工作一丝不苟、事必躬亲的典范。
按照后来大会堂施工图总建筑师张镈的盛赞，“刘仁不愧为运筹帷幄、不动声色的诸葛亮。对竞赛的动态，对人大会堂的性质、规模和新的要求、新的内容了如指掌”。21开始时，赵、沈等严格按照计划书要求的7万平方米、用地3.78万平方米的条件做。刘仁看过赵、沈的初步方案后，按《刘仁传》的记载，“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步测后，判定赵、沈的初步方案不够宏伟，没有更好地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就提示加以扩大”。22按张镈的回忆：“刘仁欣赏赵冬日、沈其设计的市委新楼。要他们敢想、敢说、敢干与严肃、严密、严格相结合，另起炉灶。二人开始动手。”23而这时其他所有参赛方，并未得到刘仁可以放开面积限制的提示。
这里有必要提另一个建筑师，当时在赵冬日、沈其手下工作的陶宗震。陶本来在规划局技术处参加了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规划，后受“设计总动员”的鼓动，也加入到大会堂的设计竞赛中。按陶的回忆，赵冬日和沈其听完规划局领导设计动员大会后，回过头来动员他：“这个工程就是考验建筑师会不会花钱，敢不敢花钱了”。这时的陶宗震，“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做方案时根本就不顾及，或来不及顾及面积指标了，“只考虑如何突出人民大会堂作为时代纪念碑所应具有的庄严宏伟的基调”。
在建筑风格上，陶还清楚记得，早在第一轮应征方案在规划管理局礼堂展出时，他陪同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观看方案。佟铮指着其中一张“三段柱廊”式的图说：“我认为这个方案好！”之后还不停念叨：“思想不解放，就不能体现时代的伟大……我就喜欢青年式的（指柱廊式），有朝气……”25在规划局内部，陶也看到赵冬日、沈其也在作“三段柱廊”式，“开间不断增加，面阔不断加高放宽，但都未被采纳”。等到陶本人正式加入做方案时，据他回忆，他对已有的方案进行了分析。在平面上，他本人的方案是在那些“一分为三”（中心礼堂+宴会厅+人大常委）的提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他提出的平面呈南北对称格局，中间是中央大厅和万人礼堂，其中礼堂为扇形平面加两层深挑台；北侧为五千人宴会厅，入口临长安街，南侧为人大常委办公楼，中间有一内院，入口向南。陶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三段功能体的南北中轴线拉通，使之与东西轴线相交于中央大厅，由此将万人礼堂相应向西推出，并增加出一系列附加空廊和辅助空间。经过这一系列动作，陶将建筑的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之内，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展到210米。平面体型轮廓调整好以后，陶熬了个通宵，画了西北、东南两个透视图，突出表现大会堂南北临街立面的三段式柱廊，和东立面图的五段式柱廊设计。图纸赶出来后，作为北京市规划局的方案，上交周恩来处审批。
1958年10月14日，周恩来审查了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的三种综合方案，反复比较后提出了很多问题，最后问万里北京市委意见如何。“万里把市委也就是刘仁的意见作了汇报。总理于是再次仔细查看了市规划局的方案，从远及近，又从近及远，又和其他方案比照，最后选定了刘仁直接指导的北京市规划局赵冬日、沈其的方案”26—也就是40年后陶宗震声称由他主笔设计的方案。27自万里向建筑师们作国庆工程动员报告到大会堂方案确定，共花了36天。
中标消息下来，赵冬日和沈其匆忙给陶宗震布置任务：将该方案立即赶制出一套1：400的平立剖面图，作为初步设计，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做技术设计和施工图。（通常初步设计图纸比例为1：200，但大会堂图纸会太大，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绘图板。）
直到赶出这套初步设计图纸后，陶宗震才来得及算一下面积。结果使他大吃一惊：总面积高达17万平方米，比计划要求的两倍还多！这时已经没办法修改了，原因有两个：内因是建筑的中轴对称语法过于严谨—“这个方案是平面上两根轴线相交于中央大厅、南北轴线上为五千人宴会厅，东西轴线上为万人大礼堂，体量都巨大不能压缩，人大常委会办公部分虽然弹性较大，但受里面对称关系的制约，‘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改动。”28外因是项目的日程过于紧迫：这时距国庆十周年只有11个月了，来不及修改了。
初步设计交过去，施工图设计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张镈、张浩、阮志大、姚丽生等主持。平面17.18万平方米的人大会堂，柱网大，层高高，体积相当于160万立方米。施工单位一般按4米层高计算，这样相当于40万平方米的普通建筑面积。
这种定案结局，使得“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搞共产主义大协作”，积极参加“半开放式的集体创作方案竞赛”的专家们很不满。据张镈回忆：“杨廷宝和林克明来院看我，认为规划局拨地小，而成品大，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尤其赵总主持城区规划，不应自行在用地和限额上任意突破。有的专家、学者还说，如果可以任意扩大用地和建筑面积，不能只约束别人，而放松自己。同等条件下可能会有其他的优秀方案出现。”听着这些埋怨，当时已被委任为大会堂施工图总建筑师的张镈“一上来也有同感”，但很快思想就转过弯来了，“细回味沈勃同志经常说的话，我们要善于领会市委领导的意图和精神实质。先把它融化在自己的指导思想之中，达到‘化’的程度。然后通过在技术工作的全过程中，贯彻下去。尤其是对待重大的政治任务时，更应如此。刘仁对平均主义的摊派有不同看法，他启发、支持赵冬日、沈其，按三敢三严精神提供对立面意见，供总理参考。这正是党内民主的表现。精神可贵，成果可嘉。”
好
专家们议论纷纷，除了对竞赛操作不满，更多的是针对方案的设计而发。这些意见不断送到周恩来面前。
北京以梁思成和王华彬（建工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为主。梁从艺术风格和比例尺度上提出批评。在艺术风格上，梁认为，有一个优劣顺序：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梁认为中选方案，尽管在细部上多加几个斗拱、琉璃、彩画，但总体遵循西方文艺复兴风格，属于“西而古”。在比例尺度上，梁举例说圣彼得大教堂为了追求宏大、庄严而犯了尺度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甚至门、床、户、壁等放大一倍，使人进去，似乎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大会堂方案在比例尺度上的做法是把小孩儿放大，实际上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王华彬则批评中选设计面积、体积太大，大而无当。并且，厅室过大，暗房间太多，采光不够。必须依靠人工采光、通风，标准过高，脱离实际。
上海同济大学的吴景祥、冯纪忠、黄作容、谭垣教授，联合赵深、陈植两位建筑师，共六位专家联名向周恩来送上一份书面报告。该报告首要重点是对500米宽的广场表示担心，唯恐出现旷、野和建筑的比例失调。他们援引欧洲名城的广场上的标志性建筑高度，与广场深度一般构成1：4至1：6的比例。如用1：4来套天安门广场，500米将要求125米的建筑高度。1：6也要求建筑至少83米。而中选方案大会堂东门高40米，已经超过33.7米的天安门吻高。而以40：500则构成1：12.5，失调太多。其次，他们认为大会堂中选方案立面风格类似日内瓦国际联盟设计竞赛的中选方案，也是西方新古典的折中风格，没有新意，有违时代潮流。总之，按谭垣先生的说法是：“人民大会堂巨大而不伟大”。
1959年1月20日，周恩来与彭真一起在市人委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一道开座谈会，听取大家的设计意见。这时候，北京市设计院已经于三个月前完成了大会堂基础施工图，一个半月前将全体相关设计人员搬到了工地，直接进行现场设计，大会堂工地上已经是万马奔腾了。会上，梁思成首先发言，重申他的批评意见。他在总理面前先画了一个大头小身子的儿童形象，以说明大会堂在比例尺度上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在形式风格上，他认为“西而古”不能代表党和人民，没有时代精神，应该把大会堂的设计由“西而古”变为“中而新”。周恩来请梁具体说一下问题的表现。梁说主要表现在门头。周再请梁更具体指明门头哪里不好。梁说是柱头——一个关于整体建筑风格的问题就被“具体”到柱头的细部处理了。周释然，对梁说：大会堂的形式问题，既然关键是门头和柱头的设计问题，那还可以多做一些方案，进行探讨。梁先生，你也可以做个方案嘛！梁当即点头答应。
周恩来最后做总结发言。在强调结构安全的首要重要性后，周套用了毛泽东的话，这些话经常被毛泽东挂在口头，用来回击那些批评他“好大喜功”的知识分子们：“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33不是追求无目的之好大喜功。仍旧贯彻党的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作到‘大而有当’，不能‘大而无当’。”
周恩来接着说要本着“以人为主、物为人用”的原则，去处理细节。他说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是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深远而自己十分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使人们能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而不能作物的奴隶。空间、体型、面积大了之后同样要做到从内到外，有平易近人之感，不要故弄玄虚。
在谈到艺术形式风格问题时，总理告诫各位不能囿于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圈子里，要有“无产阶级胸怀、国际主义者应有的兼收并蓄的感情”，“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总理总结道，现在问题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八个月要盖完。这样就得马上定案，立即施工。
快
大跃进的核心精神是快，一如当时的报刊宣传口号：“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在一个月的高速方案设计后，大会堂工程的高速度首先体现在辞旧——拆迁上。大会堂用地紧邻紫禁城，占地13.73万平方米。要腾空这块寸土寸金的基地，共需搬迁单位67个，拆房1823间，以及迁移居民684户，拆房2170间，其中属私有财产权的2068间，再加上当时北京房源远远不足，实在是项艰难任务。而北京政府关于拆迁工作的报告显示，在政府的强大组织和动员下，整个拆迁工作在一个多月内就完成了。拆迁户们，据报告说，都持一种高昂的姿态：“全体总动员，自己找房源，愉快搬迁走，一定不拖延。”36宣传影片中，拆迁户兴高采烈地把东西往马车上摞，小姐姐拎着小妹妹的手，关上家门，转身向沐浴在阳光下的新生活走去。“一个月的高速拆迁工作中自始至终没有人要条件、讲价钱，没有发生一起‘钉子户’——创造了拆迁史上的奇迹。”
高速度更体现在迎新——设计和建设上。大跃进时代发明了一种工程组织方式，而大会堂的建设则成了该方式的典范，即“三边”——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在万里9月份动员报告时，施工队已经开始准备材料和机械。在10月16日设计方案通过时，施工队就已经进入现场，开始平整地基和预作土压试验。“工人同志们都在摩拳擦掌，迫不及待。”
确定建筑方案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从10月17日到28日，仅用四天完成初步设计，又七天完成基础施工图。10月28日，大会堂工地沸腾了：基础工程全面开始，超过万人的工地，分三班连续施工——这时距竣工日仅有十个月了。
工程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分指挥部，分别指挥宴会厅、大礼堂、中央大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的工程进度。12月6日，设计院将全体设计人员搬到工地，实行现场办公，也相应下分到各分指挥部。“当千军万马向基础施工展开搏斗的同时，领导上号召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中各方面智慧，全体设计人员深入现场，和工人同志密切结合……在边设计、边施工的同时，又展开了边讨论、边研究、边改进的工作。”
当时建筑的平、立、剖面施工图都来不及提供，但为了满足施工要求，结构设计必须先行。于是结构工程师“依靠集体的力量”，一边研究建筑方案，一边进行结构设计。自开始结构设计到1959年3月底主体结构图达500多张，仅用两个半月完成40——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共产党从事军事战争的经验，被充分运用到工程组织管理上去：除了“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总原则，和“步步为营，分兵把口，分层负责，分片包干”的整体部署，“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击，打歼灭战”成了工程总指挥部组织施工，大幅度推进进程的法宝。据统计，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工地上先后共组织了大大小小1000多次战役，突击完成一批，再搞一批，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通过这些大小战役，抓住了重点，抓住了全盘，实现了积小胜为大胜”。例如，在1959年7、8月之交，万人大礼堂内部装修进入“决战”阶段。要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完成装修工程，唯一的出路是“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在万人礼堂，整个空间内全面开花，各工种各就各位。同时展开操作，使之一气呵成”。但难题在于做吊顶必须从地面起满搭三十多米高的满堂脚手架，这就势必占去地面，造成无法同时铺装和安装排列近一万套座椅坐席的局面。工人师傅创造性地提出从钢屋架上凌空绑杉槁，向下悬空吊挂脚手架。建筑师进而提出按照钢屋架的6米间距和3米节点间隔绑扎下垂杉槁。当完成吊顶棚，抽出杉槁后留下的圆孔，即可利用来安装灯具和通风口，将千百个施工孔填补，构成一个满天繁星的顶棚。于是，在万人大礼堂的圆弧空间中，墙、顶、地、舞台口、二层跳台八、九个工作面同时施工，形成千军万马的壮观场面，人称“圆弧大战”。
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党所擅长的，它成了激励工人们劳动的强大动力源。工地各级党、政、工、团组织，把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和完成国庆工程的目标直接结合起来，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以持续不断地推动工程建设。在每个施工阶段或关键时刻，都不失时机地做相应的宣传鼓动工作，如“基础混凝土工程动员誓师比武大会”、“结构工程跃进誓师大会”、“钢结构拼配吊装誓师大会”、“装修工程跃进动员大会”、“收尾竣工五级干部大会”等等。针对各种困难，总能发明出朗朗上口、鼓舞士气的口号。如为了抵御结构施工阶段的寒冬：“风再大，雪再寒，挡不住我们的英雄胆，不完成任务不下火线”；为了和“老天爷抢天气、抢进度”：“雨前抢时间，雨后补时间；小雨不停工，大雨争取一分钟”；为了消除工人年三十晚上不能回家团聚的落寞：“过一个不平凡的春节”；等等。
文化也能促进生产力——党同样深谙此道。在结构工程开始前，文化部向工地派来了一支由30多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群众文化工作队，到工地参加劳动和指导群众文化活动。在它的引领下，工地成立了业余艺术学校，开设音乐、器乐、表演三个班，培训出一批群众文化活动骨干。这些成员以最新配备的文化武器，投入到一场场工地战役中。如某成员在工地报纸上发表的《战斗在井字梁上》，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涵盖了大会堂工程一系列重大主题：战争、革命、生产、英雄，坚强的意志、燃烧的激情，以超现代的、令人眩晕的速度，打造一座古典意义的、企图通达永恒的纪念碑：
宴会厅，井字梁，
密密麻麻全是钢。
洋灰工人赛烈火，
意志坚强像钢梁。
铁车飞，振捣忙，
争取速度保质量。
大战两天又一夜，
英雄战胜井字梁，
红旗飘扬。
省
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大跃进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在“多、快”的路线指导下，导致惊人的浪费。薄一波曾评价工业大跃进：“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像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至于1958年全国总动员炼出的“1070万吨”钢里，有300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暖气片，用土高炉炼出来的，最后一无用处：“1958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
即使在官方关于大会堂施工的记录中，一些与“主旋律”不太和谐的音符也能偶尔冒出来，比如万里就承认过：“用不到一年的功夫，在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情况下盖起这样一些大建筑物，确实为施工管理上带来很多困难。某些浪费确实是难免的。”44—快，低技术，领导高涨的政治热情，加上下面拼体力的人海战术，这些因素汇在一起，频频与总路线中的“省”的原则相矛盾。
大会堂中宴会厅和大礼堂屋架所需钢材，是由冶金工业部指定鞍山钢铁公司负责专门冶炼、轧制。鞍钢于1958年12月内基本轧制完毕，共计4089.428吨，陆续运至北京、沈阳、唐山、太原的五个工厂加工制作钢架。在工厂下料加工过程中，不断发现钢材外观有相当普遍的重皮、麻点、厚度不够和斜角等现象。1959年1月23日，由冶金工业部组织多家生产、设计、施工单位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共同对北京华北金属结构厂所使用的一千七百多吨钢材，进行了六天的检查，发现大部分钢材不符合质量标准。而沈阳、唐山、太原等四个工厂中加工屋架的钢材也有类似情况。鞍钢自行检讨，认为该严重质量事故的起因是“由于整风后，旧的规章制度已经破除，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质量检验环节有疏漏”。国庆工程办公室遂决定将这四千多吨成材钢全部报废，通知鞍钢另行赶制。原本2月15日开始吊装钢屋架的施工计划也不得不拖后一个多月。
中国的国民经济在经历了1958年的各种狂热冒进，进入1959年后，其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日渐暴露出来。在农业方面，农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农村不断出现浮肿病、饿死人的情况。在工业方面，在“以钢为纲”的方针指引下，非但钢铁生产上不去，还严重滞后了其他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全国各地开始出现日用品生产下降，商品库存减少，供应紧张的情况。1959年2月28日，面临日渐困难的经济形势，材料和人工短缺，以及拆迁难以妥善解决等问题，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国庆工程汇报会议，在万里的报告基础上，形成决议，压缩国庆工程规模：
1.首先保证天安门前的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完成；解放军博物馆只完成现在面积，不再增加；农展馆未动工部分，暂不考虑。
2.国家大剧院、百货大楼、电影宫的工程推迟到明年再行考虑；政法、外交大楼工程在国庆工程基本完工后再行修建；工业馆的扩建工程停建。
3.科技馆、艺术馆工程决定推迟一年，已建成的工程可用力量维护，腾出的材料、人力用于必成的工程和周转房。
于是，1958年9月定下的十大工程中，到1959年2月有两项在设计上合而为一（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有两项缩减了规模（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有一项因现有建筑的扩建无法完成，而被从十大工程名单中剔除（工业展览馆），有三项（国家大剧院、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无力修建，最后由另外三项（迎宾馆、民族饭店、华侨大厦）代替。最终的1959国庆十大工程名单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迎宾馆、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
鞍钢四千多吨成材钢全部报废，这种天文数字的浪费在当时被作为机密掩盖起来，而两封揭发“浪费现象”的群众来信则被广泛印发，作为各级干部、工人“反浪费”运动的学习材料。一封是1959年4月，革命历史博物馆工地上一个署名“老木工”的工人写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信。他痛心地指出：“全国各地都支持这个任务，各种材料很充足，就是浪费太大了。洋灰遍地，有的是整袋的掉在地上就不要了，钉子大批的丢，模版槽钉子太多了，随便一捡就是几斤，有一组工人中午吃饭的一个钟头捡了二百零八斤。木料差不多都是大材小用，用一米长的或五十公分长的木头都截五米长的料，长料用一次就变成劈柴了。”信中还流露出他对基层干部作风的不满：“党员也是这样浪费，最优秀的、上级最信任的人也是这样浪费。我又心疼我又生气，我也弄不清哪人是忠臣，哪人是奸臣，上级重用能说会道的人，忠实可靠傻卖力气的人上级倒不信任。有的单位干部见了工人不理睬，工人见了干部也不答理，若这样下去可危险，共产主义可不容易到达，亲爱的毛主席、朱总司令白费心了。”
还有一封是1959年5月，在大会堂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经委办公室秘书处江虹写给薄一波的信，反映“目前建筑材料的供应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在这个工地上材料的浪费却是很大的”。例如，成批的好木材从楼上溜下来很多都砸坏了，成了废材。很多脚手架杆子，随拆架子随向下扔，摔断的也不少。三、四寸长的钢钉满地都是。水泥洒满地，有的在地面上一、二寸厚都没人管。对于这些浪费现象，老工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工人很不满意。如一个广东来的老工人说：“用浪费掉的材料，可以再盖半个这样的大楼。”有工人说：“建筑工程地，脚踏人民币。”还有一个工人很感叹地说：“在毛主席身边还有这样大的浪费，农村有些干部瞒产、虚报产量就不奇怪了。”
针对这些现象揭发，国庆工程小组号召各级组织“采取了会内会外结合、领导骨干与群众结合的方法，发动群众鸣放辩论，边揭发边改进，边辩论边贯彻，取得了很大成绩”。48解放军展览馆工地有许多老工人和外省支援的工人纷纷站出来，声讨浪费情况之严重：“没法说，说也说不尽”，“睁不开眼，浪费比海深”。例如模板完全是新料，一次使用后，拆时不加措施，损耗率竟达50%；安全帽按买的数计算每个工人可有三顶，而现在许多工人没有安全帽戴。另外，由于劳动力使用上的浪费，工资大量超支，如把军工算进去，可能超支一百万元。北京新站老工人揭发：因现场材料没人管，竟将三种不同标号的沥青约二百吨堆在一起，经太阳一晒都黏在一起……在检查造成浪费原因时，大家普遍认为主要是管理混乱，加上有些人觉得反正“实报实销”，就不计成本。但也有人认为任务急，浪费免不了。一大会堂工人说其他工地浪费虽然大，但“比人大礼堂还好一点”。
大家还反映，设计不当造成的浪费也很多，“如人大礼堂的通风消音器设计用白布包玻璃丝，已用了十万尺布做了，但听说这种做法在苏联已被禁止（因飞毛有害健康），故全部报废”。
在关于“反浪费”鸣放、辩论、揭发的同时，各工地付诸行动，加以改进：“普遍进行现场清理，很多工地组织了‘节约队’、‘挖宝队’，设置‘聚宝盆’、‘迎宝站’，清理回收了大批物资……其中人大礼堂工地从6月12日到16日四天当中仅钢筋头一项就清理出一百多吨。”
经过大幅度规模压缩，和工地上的“反浪费”运动，十大工程最终在总规模和投资上仍大大超出1958年的计划。按1958年“国庆十周年十项工程建筑面积和投资估算表”，十项国庆工程总建筑面积计划为37.2万平方米，总建筑投资1.4亿元。而到了1959年，按官方对外宣布，十项国庆工程总建筑面积为63.9万平方米，按1959年“国庆工程物资使用定额分析”统计国庆工程总建筑投资为2.6亿元；按1960年国务院批准的万里的《关于国庆工程决算报告》，国庆工程总投资为4.38亿元。其中，大会堂单项按1958年估算建筑面积为6万平方米，总建筑投资为3600万元。而到了1959年竣工后，实际建筑面积高达17.18万平方米，建筑造价飙升到1.01亿元，超出两倍还多，几乎接近了一年前估算的所有十项国庆工程的建筑投资总额。
宣传
1959年7月底，国庆工程竣工在即。国庆办公室开始周密地安排宣传工作和为宣传定调。“国庆办公室特约记者采访筹办处”制定计划，要国庆办公室写一篇国庆工程情况介绍，内容包括：各工程简介（面积、位置、意义、作用、工程特点等），工程施工的各阶段特点、措施和成就等。目的在“基本上规定出各单位向外介绍时应持的观点，应掌握的分寸和应该口径一致的几个基本数字”。
1959年8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下达通知，列出“报导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要求北京市的新华社各报社、广播电台、各杂志社和画报社等所有有关单位严格按照执行。
首先是两项注意事项——对比一年前万里动员报告中要“争口气”、“超过老祖宗”、“无愧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豪言壮语，现在对这一批“大跃进的产儿”的宣传定调几乎陷入一种尴尬——要欢呼，但必须得谨慎欢呼：
1.国庆工程必须完成以后才能报导，不要提前报导；完成一个报导一个，不要集中起来做综合报导；也不要用“国庆工程”这个词。
2.报导“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应浮夸，不要说世界第一，或国际水平，也不要和国外类似的工程对比；可以适当地介绍建筑物及其内部设备、装修的现代化水平，但文字应注意朴实，不要报道工程造价，也不要渲染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等”。
针对宣传“不要浮夸”，“国庆办公室特约记者采访筹办处”于7月31日的文件规定得更具体：“容易引起错觉的（误以为国庆工程是奢侈浪费的）事情，例如用黄金多少、用铜多少等不讲，一定需要讲时也要讲的全面一点，注意分寸。”
其次，通知仔细规定了各工程在报导上的地位等级：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是全国人民最关心和举世瞩目的工程，应列为报导第一位。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等，“这些工程建成开放以后和人民群众关系十分密切”，列为第二位。侨联大厦、民族饭店、迎宾馆等“可列第三位，作一般性报导。但对国外华侨报导侨联大厦时应予适当加强”。
接下来是报导要点：
1.介绍建筑物的意义，特点。
2.通过建筑物的规模、结构、造型、装饰、设备，反映我国建筑工业水平和建筑艺术水平。
3.通过介绍建筑物反映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
4.通过介绍在工期短，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困难情况下，党领导职工群众日以继夜，大干、苦干、巧干，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事实，反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胜利；（报导节约时可着重典型队组、典型人物的报导）。
5.通过介绍为了完成国庆工程全国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援和中央直属机关、北京市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风格。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对人民大会堂工程的支援，及人民解放军对军事博物馆的支援可着重报导。
最后，通知列出各项目的竣工和适宜报导时间，强调要“统一行动”：“发布各项工程竣工新闻的具体日期，由新华社北京分社于三日前通知各报社和广播电台（各杂志社和画报社可主动与新华社联系），各单位应当在新华社发消息同时或以后发稿，不要抢先发表。”
8月28日，万里在北京33家宣传单位参加的“国庆工程宣传报导会议”讲话。他首先介绍国庆工程简况。一系列指标不加任何浮夸，“实事求是”地推出，已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在大饥荒的背景衬托下：
（一）项目、面积
（单项面积此处省略）十大国庆工程总面积63.9万平方米。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以北至红墙22公顷，是旧广场的两倍。（纪念碑以南是另外22公顷——作者注）
（二）直接参加施工工人，最高峰曾达7万余人。
（三）工程规模大
工作量：十项工程的全部工作量比建工局1957年全年的工作量还多60%；工程量：钢筋混凝土共39万立方米，比建工局1957年全年还增加了15%。其中，人民大会堂混凝土工程量12万多立方米，相当20个电报大楼或13个新建北京饭店的混凝土工程量。
土方量：人民大会堂43万立方米，如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堤，可绕北京城13圈。
（四）工程结构复杂
十大工程中多数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民族饭店采用了装配式结构，全部构件800余种，6697件。新建北京车站，采用35米跨度的薄壳结构。而人民大会堂的钢梁全部重3600吨，宴会厅两榀主梁，每榀重141吨，最大跨度60.9米。观众厅舞台口的板梁高9米，相当三层楼高。
（五）设备现代化
以人民大会堂为例，大礼堂设有翻译12国语言的译意风，有即席发言器、彩色摄影设备、自动化的舞台设备等。
机电安装工程量很大。人民大会堂的通风管道长520华里，回风道最大的能在里面对开两部吉普车。照明动力电缆1500华里，比北京到郑州还远。
（六）建设速度快
人民大会堂，1958年10月28日开工，1959年8月31日落成，工期10个月。而故宫15万平方米，盖了几十年。
民族饭店，工期只有8个月，而北京饭店新楼（3.1万平方米）却用了一年零五个月。
电报大楼（2万平方米），盖了两年零四个月。
（七）工程质量，经过检查验收，一般符合设计要求，质量良好。
石膏花饰、（木）装修、抹灰、油漆等工程，一般较过去认为质量较好的北京展览馆、自然博物馆为好。
（八）全国支援
建筑工人，22个省市共支援33249人，一般都选派了本地的优秀工人。加工订货，16个省市，12个中央部，107个加工厂负担了任务，一般产品是在100天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
施工协作单位：计有广播事业局、园林局、市内电话局、供电局等将近40个单位。
接下来，万里重复了北京市委通知规定的宣传报导要点和禁忌，最后严格制定了报导日程，以期一步步地，将宣传焦点聚到最重要的项目上，将宣传攻势推向最高潮：
9月1日工人体育场
9月7日左右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
9月9日左右农展馆
9月11日左右新建北京车站
9月20日左右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馆、天安门广场
庆典（厅堂）
1959年9月29日，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堂主席台正中浅棕色的帷幕上悬挂着巨大的国徽，国徽两旁挂着“1949-1959”金色字标，台口摆满鲜花，大会堂顶空中心闪耀着巨大的红星，四周数百盏明灯犹如满天繁星。下午3时40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胡志明、金日成等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的领导人，步入大会堂，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5分钟之久”。刘少奇致开幕词。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代表发表了讲话。
“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作家冰心于1959年9月25日写道，“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52——梁思成等一直担心的会堂空间太高，使个人显得太渺小，像到了巨人国的问题，在冰心的体验中，根本就不存在。或者确实存在，但效果是正面的：该空间能为向某个超尺度的东西皈依之后的个人，提供一种壮美的体验。
“你静穆，你爽口，你想开口，可是你说不出话，你感到欢喜的热泉，在你血液里汹涌奔流……”冰心的感受与两天后阅兵方阵的主护旗手张太恒的感受如出一辙——10月1日上午，当他引领方队在天安门城楼下经过时，他感到“一腔热血顿时在全身奔涌”。
接下来，冰心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考察空间中领导与群众间的关系：一方面，“从上下三层九千七百多个座位上，上望庄严阔大的主席台，群众和领导者之间，没有一丝视听上的间隔”；另一方面，“从主席台上向前看，这三层楼台连成一片，成了一望无际的浩荡的群众的海洋”；二者统一起来，“台上台下都围抱在无边无际的，万星熠熠的宇宙之中！”
宴会厅
1959年9月30日晚，按计划将在大会堂五千人宴会厅里举行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国宴。当天下午，沈勃正在建筑设计院食堂吃饭，突然接到刘仁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市委办公室。市公安局的几位负责人也等在那里。一个严重问题出现了：由于大礼堂和宴会厅赶工，天花全部使用了木吊顶，公安局认为防火有严重问题，不能保证当晚国宴的安全。这担心是有道理的，张镈的回忆也提到，当时为了赶工期，礼堂、宴会厅和各大厅室的吊顶都不得已采用了木构造。吊顶内部的吊挂、大小龙骨以及大礼堂弧形穹隆顶、台口前上部的双曲面等都用了上好的木料，其表面虽涂上耐火的涂料，名为难燃，但仍是可燃。“一朝被火引燃，钢梁只能在15-20分钟后垮塌”。这成了大会堂竣工后的巨大隐患，直到后来吊顶里的木构件被置换为轻钢结构，才算安全。54刘仁当时听了很无奈，说只有请示周总理，另行安排地方了。而沈勃想，这么多群众，经过这样的努力，赶在国庆节前建起来的宴会厅，却不能使用，“其造成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保证道，他“敢负责”建筑的安全。
沈勃心里最担心的是吊顶内部电线接头处打火花，引起火灾。他想出一个奇特的“解决”办法。晚上6时，50名老工人被召集来，每个人都带着棉袄，到达宴会厅西北角三层厅。他们饭也来不及吃，就一个个钻进宴会厅顶棚，分散到各个“警戒区”。在黑暗的吊顶里面，他们要担当火警感应器和灭火器双重职责——一旦看到哪儿电线滋火，立刻扑将上去，用棉袄把火捂灭，并迅速拉断电闸。给国宴突然熄灯固然不雅，但总比钢梁砸下去好些。6点30分，音乐奏响，宴会厅里满壁生辉，国宴开始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与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各国贵宾欢聚一堂。席间中外宾客频频举杯，交口称赞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在他们头顶的天花板内，50双明亮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紧张地扫视着天花板内的每个角落……
柱廊
为了避免梁思成等人所担心的尺度过大问题，为了体现周恩来的“以人为主、物为人用”的原则，建筑师们面对一座尺度如此庞大的建筑，将很多心血花在一些细部处理上。比如大会堂东面正门处，面向天安门广场的柱廊，柱高25米。为了达到整体比例和谐，下部柱础被设计得和上部柱头一样，高达2米，比一般警卫战士还高出一头。张镈回忆道：“为了不使战士感到压抑，我们把它分成三段。一段是低矮的方盘，二段是传统上常用的复莲。这两段既宽且矮，处于战士腰部之下。三段则与柱径相齐的颈部，上下线角之间嵌以花饰，使战士与它并列时仍感觉到人高物矮，不致产生压抑之感。这些手法是处理细部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彭真非常关心的是，这雄伟的西方古典式柱廊，如何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特色。他认为避免西方石结构的柱廊完全等距排列柱子的做法，而像中国传统木结构那样，在柱廊上分为明间宽、次间窄、梢间小的递减序列，应该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大会堂原柱廊设计在正门面向天安门广场的12根圆柱，正中三间柱档都采用9米中距间隔，而两侧各四间则压窄到7米，已经有明间宽、次间窄的设想。但是，1958年11月中旬，彭真从外地回京，到工地看到已浇注混凝土的桩基，认为中间一跨柱距仍不够大，要求加宽这个“明间”，以强调大会堂正对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
可是，下部钢筋混凝土基础梁已经按基础图柱网浇注好了，又如何能挪动上部柱子的位子？左右为难之下，张镈想出一个靠外表皮装修来形成柱子几何中心偏移，造成视错觉的办法。混凝土廊柱本身断面为1.25×1.25米，外部再包砖、表面裹大理石后，成为断面为直径2.5米的圆柱。张镈的办法是把中间两根柱子的包皮尽可能偏心外移，两侧的两根柱子的包皮偏心内移，即可使中央开间中轴线距离扩大到10.5米，紧挨的两侧柱距为8.25米，外边四跨仍为7米，算是实现了彭真推崇的“明间宽、次间窄、梢间小”传统手法。
建筑与其他艺术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力量和局限都是建立在无可规避的“物质性”基础上。与建筑师张镈的工作相比，作家如冰心可以在文字修辞上尽情“发挥”，而画家则可以在二维“幻象”中，将建筑尺度随意夸大。1959年10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教员孙滋溪去大会堂参加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群英会的闭幕大会。一大早，他站在大会堂门前的台阶上，看到代表们从四面八方走来。“此时，正当旭日东升、金光四射，英雄们精神焕发，步伐坚定。他们背着晨曦中庄严矗立着的天安门、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向着在阳光直射下闪闪发光的人民大会堂，像潮水一般，迎面涌来。”“看到这个气势磅礴的场面”，孙滋溪回忆道，“我的心不由得激烈地跳动起来。当即十分兴奋地抓起手上的大会文件，在背面用钢笔勾下了一幅草图”。571960年，在该草图基础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教员们集体创作出卷本工笔重彩国画《当代英雄》，该画成为当年发行量最大的一件美术作品。
就在中国农村的大饥荒达到最高峰时，该画以毛泽东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立意，以面向东方的大会堂门廊为空间框架，意在画出：“英雄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基础上，又在向新的胜利阔步前进的英雄气概、豪迈精神与雄心大志”。背景中，天安门、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逆光中如乌托邦一般飘缈。近景中大会堂门廊中两颗巨大圆柱，其间跨度远远超过彭真和张镈的想象。毛泽东自然占据着空间和人群的绝对中心，他身边的人们、巨柱、华灯，以及地毯都在突出着他这个中心。
作者在空间再现上曾遇到一个重大挑战：如果严格按照焦点透视作画，人群由前往后，一排比一排高，于是人物的头轮廓线就形成了零乱而又参差不齐的各自孤立的点。更要命的是，由于毛主席走在最前面，在画面位置也就最低—“中心下陷”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成问题。于是作者在原空间的视平线下，又增设一条视平线来处理人物透视。作者还特意让毛主席的头略高于两边的英雄，整个人群前后排人物的头部也可以连成一片，不再是一些零乱不齐的孤立的点了。
最后，在处理领袖同群众的关系上，美院附中党委给了一个重要指示：“不仅要注意群众对领袖的关系，还必须注意领袖对群众的关系，我们的领袖永远是在群众之中、又领导着群众前进。”于是作者让毛主席的位置同身旁的工农代表基本处在一条线上。
但是毛主席迈出的左脚，又比工农代表稍前一点。从横的方面，领袖正居左右两边英雄之中，而从纵的方面，领袖又居群众之前—“这样来体现领导既在群众之中，又在群众之前、领导群众前进的精神”。
今天的大会堂
今天，与50年前的《当代英雄》相对应的是一幅油画《伟业千秋》，被陈列在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里，其复制品在大会堂旅游纪念品店里出售。在描绘空间的视角上，该画旋转了90度，从《当代英雄》的面向天安门广场的东西向，转向面对长安街和天安门城楼的南北向。在“处理”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上，它不再把领袖放在画面的绝对几何中心上了——领袖当然还是中心，但群众簇拥领袖的方式显得更加欢快、活泼，画家引导读者看空间、场景的视点也更加灵活、动态。还有，很重要的，在描绘人与人、人与空间之外，该画还增加了另一层深度，即对时间——历史的思考：领袖不再是空间中唯一、绝对的点——毛泽东，而是领袖“们”，一系列、几代领导人，呈梯队状，贯穿历史，前赴后继，领导着群众，向大会堂走去。
除了这些“与时俱进”的变化外，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仍没有变，包括那种古典意义上的，“胜利”的历史观：历史是一部均质、单一、平滑的，充满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
然而，这样的历史观，如何能读解像大跃进这样的大危机？又如何能读解人民大会堂，在大跃进的时代里，以超常的方式立项、设计、修建、使用和表现，其蕴含的丰富意义，巨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一个社会从狂热跃进到陷入严重危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会堂寄托着无数人关于政治、空间的理想，凝聚着人们技术、文化上的心智，消耗巨量的人力和资源，由单一的意志力驱使，奇迹般地建造出来。表面上，它呈现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纯理性的构筑物，但深入解剖，它内含如此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在宣传中，它总被塑造为一个孤立的事件，一项空前绝后的成就。但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得以把它既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横向剖析，又放在中国的空间建设史中，纵向考察，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民大会堂会不会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一种特有的空间建设传统的连续性？
也许这种建设传统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对空间风格再现和意义象征的迷恋，大于对空间实践本身的重视；对宏大事件、仪式和奇观景象的热衷，取代对基本、理性的社会生活的建构；政治领袖的个人喜好，僭越公正的决策程序；众人悲壮的体力打拼和高尚的心智奉献，始于非理性的出发点，其过程和结果也许在形式上表现得崇高壮美，却内含着巨大的荒诞性；不惜一切代价，占用所有可能的社会和自然资源，以非凡速度，打造企图超越时代，通往永恒的纪念碑。这种做法，不管其调度的技术和手段多么现代，体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现代思维——大跃进中的人民大会堂，或许是这种建设传统的丰碑。
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注释：
1.参见王凡：“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规划设计方案的诞生”，《党史博览》2004年第1期，第39页；陶宗震：“天安门广场规划及人民大会堂设计纪实”，《中外建筑》，1997年第5期，第4-7页；董光器：“天安门广场的改建与扩建”，《北京文史资料》，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49辑。
2.刘晓东：《亮阵：共和国大阅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3.同上。
4.王军：《城记》，三联书店，2003年，第271-272页。
5.王争鸣主编：《奇迹是怎样创造的——人民大会堂建设史话》，中国书店，2001年，第13页。
6.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时间》，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7.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公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8号，第1页。
8.最后实施的十大国庆工程项目名单有改变，见后文。
9.万里：“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50页。
10.金圣基编著：《人民大会堂见闻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11.阮志大：“人民大会堂一年内建成之谜”，《建筑学报》，2000-3，第7页。
12.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29页。
13.金圣基，第14页；王争鸣，第16-18页。
14.王争鸣，第20页。
15.本文对大会堂设计竞赛各方案的介绍，主要参考了赵冬日：“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评选来谈新建筑风格的成长”，《建筑学报》，1960-2，第13-26页。
16.《东方杂志》1909年第4期，第180-181页。转引自张复合：“中国第一代大会堂建筑”，《建筑学报》，1995-5，第47页。
17.赵冬日，第18页。
18.同上。
19.《刘仁传》，第429页。
20.张镈：“人民大会堂修建始末”，《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
21.《刘仁传》，第429页。
22.张镈，第141页。
23.陶宗震，第7页。
24.王凡，第41页。
25.《刘仁传》，第429-430页。
26.陶宗震，第4-7页。
27.同上，第7页。
28.张镈，第153页。
29.同上。
30.杨永生，《建筑百家轶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31.王争鸣，第27-28页。
32.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秘书手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33.对本次会议的叙述综合了张镈的《创作道路》和王争鸣的《奇迹》中的相关叙述。
34.《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社论“力争高速度”。
35.北京西城区北新华街办事处第23居委会提出的口号，引自王争鸣，第51页。
36.王争鸣，第51页。
37.北京市规划管理处设计院人民大会堂设计组，“人民大会堂”，《建筑学报》，1959第9、10期，第23页。
38.同上。
39.王争鸣，第47页。
40.阮志大，第8页。
41.王争鸣，第107页。
42.同上，第108页。
43.《国庆市政工程干部会议总结提纲》，1959年6月20日。
44.万里：《关于人大会堂屋架钢材质量不合要求严重影响施工进度的报告》，1959年2月2日。
45.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1050页。
46.“国庆工程五级干部会议文件之一”，1959年。
47.“国庆工程五级干部会议文件之二”，1959年。
48.“国庆工程干部会议总结提纲，1959年6月20日”，第1-3页。
49.“国庆工程五级干部会议简报（2），1959年6月5日，第2页。
50.“国庆工程五级干部会议贯彻情况”，1959年，第3页。
51.“国庆工程干部会议总结提纲，1959年6月20日”，第1-3页。
52.冰心，“走进人民大会堂”，最初发表在《北京晚报》1959年9月2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作家出版社，1965年，和《冰心全集》第五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03页。
53.同上。
54.张镈，第201-202页。
55.王争鸣，第89-90页。
56.张镈，第183页。
57.孙滋溪，“当代英雄的构思和构图”，《美术》第7期。转引自《新中国美术文献博物馆》第三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78页。
58.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