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
诞生之前，“南京长江大桥”就注定将是一座奇特的地标，它具有：古代的庄严、现代的崇高；视觉上的优美、象征上的厚重；历史的伟大、当代的完满。因为，它是新中国试图战胜自然（长江天堑）和历史（旧中国的无能）的伟大尝试；它是一种深层的乌托邦冲动和现实的集体力量、领导意志和群众运动在特定条件下的结合。由此，它能够成为新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奇迹。始终伴随着大桥的是一种历史美学。这种美学并不依赖于外在的记叙，而是把历史内化到自己身上，在现代性时间中构成辩证的意向：一方面，它以自己的充盈性占据着一个永恒的位置，从而作为艺术品为测量历史时间提供了绝对的高度，并由此抗拒时间本身的流逝；另一方面，它亦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一个瞬间的起源，作为一个功能性空间而经受时间的打磨。作为艺术品和功能性空间这种辩证的张力，在同质性时间中消解了并凝固成一种政治美学，但是在异质性时间中，它恰恰成为体验时间之异质性的中介，转化为历史美学。
作为一座建筑，南京长江大桥始终是完整的。作为一个意象，大桥最初是充盈的，甚至达到这种地步：除了其原始的意象，没有给任何其他可能性留下空间，以至于对大桥的别样涂写构成对它得以产生的那种语境的挑战。然而，在今天，无论建筑本身，还是在意象上，大桥的完整性都瓦解了，它不再是唯一的、自足的、完整的“南京长江大桥”，时间在其上打了几个楔子，将其分割为几个对峙的形象：作为记忆的大桥；南京的大桥；长江的大桥。
时间与空间对大桥的多重切割使之成为等待归零的地点。也由此，大桥，成为一个正在消隐中的中介，不只是呈现了物对时间的绝对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以那种辩证的张力敞开了时间在其本质上的异质性：时间是生产性的，每一代人只能守住自己创造的时代，也因此，只有面向时间的敏感性，一个社群的历史才是生产性的。
一、2011·印象·桥
不管是南京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你总是从一个点开始接触这座桥。
让我们从其南引桥的入口开始吧。这个地方，叫四平路广场。
四平路广场已经很难再称得上广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适应南京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快速化的城西干道高架桥直接穿过广场与大桥的引桥连接起来，广场退缩到一角，虽然仍然保留了广场的规模，但它显然只是另一个城市现代性的注释，而不再是它的正文了。站在上桥的巴士专用道上，向南看去，远远是江苏电视台的发射塔，它标明某个地点，而城西干道高架桥，无论说它是从城中伸出来的，还是由外面插入城市的，反正形成了一个通道。桥上与桥下几乎日日雷同的景观——大小汽车排着队等待着冲上大桥，从这里逃出城市——讲述着一个事实：这是一座繁忙的桥，一座其交通功能已近饱和的桥。
转身向北，便能走上大桥，但你看不到完整的桥。在城西干道高架桥与大桥公路桥引桥的交叉处，有一个可能吸引你的景观，这是两个对称的广告柱。这两个广告柱，很醒目，它们现在构成了一条分界线，提醒你存在两个不同空间。它们又是一种联系的中介，告诉你两个不同的空间是没有缝隙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广告文化的标志，又可称典型的现代艺术作品。构成艺术性的不是其形态，而是占据这一建筑的姿态：在大声说话的广告牌里面是沉默的工字堡——它们是大桥诞生的纪念柱。尽管广告并非惊世骇俗，但与艺术家们别出心裁包裹海岸、帝国议会大厦的效果一样：它让人们看到空间的多维性、景观的脆弱性——没有任何一种景观会像它当下呈现的那样永远自然而然——以及最重要的，包裹行动代表的欲望的绝对性。
你可以将大桥视为一件艺术作品。因为，每一根柱子都是一个标杆，它挺立在那里，有时，就是用来供你测量世界的。与它相比，毗邻的大厦显然是一群野兽。一个活生生的巨大的野兽派作品。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高度原来是一种有弹性的物质性质。照片上的景观与实际当然有差别，因为它运用了强迫透视光学原理。不过，既然透视都是可强迫的，在许多情况下，大小只不过是一个视角问题，取决于你怎么看。所以，你可以把眼光从桥面上移开，从侧面看一看它的样子：一座有些岁月的拱桥。
桥上的玉兰灯显然不是当下的流行样式，它会让人想起伟大首都的天安门，因为那里的灯就是这个样子的。物以某种相似性联系起来，在不同的地点编织出空间的同质性。据说，大桥上的玉兰灯正是当时国家领导人选定的，与天安门使用它的逻辑一致，它既是一种民族风格，又是高贵的象征。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幅年画中，我们看到，一杆玉兰灯以出其不意的比例占据了十分显著的位置，在前景上甚至盖过了桥头堡。其效果如董希文在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上去掉了一根天安门廊柱，这正是典型的freudian slip，在建筑上是失败上的，但它以艺术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框架。在今天，不管我们是否仍然喜欢玉兰灯的风格，但它们顽强地见证：这是一座深深地嵌入环境而以自己的历史风貌抗拒着时间的桥。
现在，沿着桥面前进，你可以体验到完整的大桥。因为小学课本上的那篇《南京长江大桥》，许多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向往，赤脚在大桥上走一走。“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宽阔的公路上，行人车辆穿梭似的来来往往。两座雄伟的工农兵塑像左右挺立。塑像后面，耸立着两个高大的桥头堡，顶端的一面面红旗，映着阳光，十分艳丽。正桥笔直的公路上，一对对玉兰花灯柱，像等候检阅的队伍，站得整整齐齐。我手扶着桥栏杆，站在大桥上，远望江面，江上的轮船像一叶叶扁舟，随着波浪时起时伏，侧耳倾听，一列列火车鸣着汽笛，从脚下呼啸而过。”课本上说的，在今天，你极难遇到。没有“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快速都市化的南京一直被新近天气预报所定义的“霾”这种天气困扰着，被附近建筑围攻的大桥也不再“十分壮丽”，车辆倒是塞满了桥面，但行人很少。人行道改成了非机动车道，你在上面行走，冷不丁地会听到身后的呵斥，轻一点——喂，喂，重则——找死啊。与时间赛跑的现代人，忍受不了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丁点儿障碍，无论开小汽车的，还是骑自行车的。这很难让我流连张望与倾听，感受大桥之美。
途中，你会发现大桥新添的一些物件——防护网、新建的引桥。前者是防止行人或物体坠下大桥的，后者是把汽车送上大桥的。大桥是这个城市的代谢器官，但城市只是想把某些东西排出去，而不愿意接受从它上面挤进来的东西。一个新的引桥架到原来引桥之上，是否意味着南京开始向大桥索取更多的东西，从而开始了其“不堪重负”的历程？大桥不会开口，但它自己在讲述。
现在，你回望城市。大桥既在城市之中，又在城市之上。它在城市之中，但永远不可能被城市淹没，它在城市之上，却又从未压抑这个城市。在南京这个城市中，大桥与其他建筑一直共生着，无论这个城市过去的那种静穆，还是它现在的这种挣扎着要撑破天空的紧张。大桥，既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城市。它是观察城市的别样眼光。虽然它并没有以直接的方式记录自己见证的城市变迁，但你站在它身上便会感受得到。
接近桥头堡的时候，你会遭遇到另一段很长的防护网。这是在大桥成为许多厌世和轻生者的“自杀圣地”之后树立起来的。许多大桥，例如举世闻名的美国金门大桥，都没有幸免于“自杀圣地”的称号。这给大桥的审美带来了一种颠倒的两面性：大桥本身是壮美的，它让人们体验到人类之崇高；大桥的高度不仅没有改变个体生命之脆弱本质，相反，倒是更清晰地将其呈现出来。任何一个社会对此都无能为力。在金门大桥上设置防护网的计划，曾经引起旧金山市民的热议，计划终究搁浅。理由是它既无法阻止那些轻生者之轻生举动，而且劳民伤财反而使大桥失去了原来的美观。有人建议，不如将那笔费用花在那些因为贫困、疾病、情感危机而失去生活勇气的人身上，这倒是一种善举。在南京长江大桥上，防护网还是立了起来。当然，不是全部。让我们留意一下设立防护网的位置：它们的下面都是铁道。如果我是一名轻生者，当我迈上大桥，我绝不会选择越过护网，但我却会因此更加坚定弃世的决心。因为，特别是那个“高压危险”的警告牌，那种强烈的“别靠近我”的姿态，仅仅陈述了一种禁令——你别给我惹麻烦。社会啊，它关注的是自我的安危，而不是人的苦痛。
来到南堡。在这里，破损的路面，布满灰尘的墙面和商店招牌，到处都是乱涂乱画和“牛皮癣”，一片衰败的景象，虽然不至于像那位志在用艺术干预自杀的艺术家描述的那样，大桥俨然已成废墟。在南堡驻足的，都是些来寻梦的人吧。见过世面的现代人，肯定再也无法直接感受大桥之雄壮和俊美了，近十年里，一座又一座长江大桥争妍斗奇，甚至让人审美疲劳了。不过，大桥仍然有让人无法不惊叹的地方，桥头堡上的“三面红旗”便是其中之一。它的色彩依然如旧，就像当年设计的那样。虽然建造它的红色玻璃并没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它却格外地夺目：在历史时代中，它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在今天，作为一种另类，尤其符合人们的异国情调审美。让大桥产生美学效果的，当然不只是桥头堡。只是，那些出身非凡但形象朴实的要素需要我们静心地去寻找和发现。
在发现之前，最好登上南堡的观景台去领略大桥的美学效果。今天，你在地面上的任何地方可能都看不到大桥的全部。不过，站在桥头堡上，你却可以感受它的全部。观景台上，视野的突然开阔，不只是让你换一个角度看到了想看而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感到自己成了大桥的眼睛，感受到它看到的一切。此时，扎根于城市机体内部的引桥末端，就像是你自己的神经末梢，通过它，你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你会感受到，原来，大桥像你那样根植于这个城市，关心着这个城市。你也会感受到，你被这个城市注视着，就像大桥那样。当你变成大桥的目光，你也就感受到城市的目光。在城市目光注视下的始终是大桥整体。周围的高塔丛林，慢慢地将会把大桥隐没，大桥也因此逐步变成另一个对象，一个将来的人们去探索和发现的对象。在观景台上，你会感受到大桥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大桥本身。
在此刻，我们无法预言将来，我们能够体验到的是它的存在，这存在联系着它的诞生。作为一件艺术品，它的诞生，作为事件，记录了天地神人的际会。
二、大桥，作为艺术品
大桥一直被人参观和谈论着。
大桥的美学，首先是一种无用性。不过，它并非首要地指向形式上的美观，不是建筑美学，也不是埃菲尔铁塔那样的技术美学，而是一种历史美学。这种美学的基本特点是象征。它以某些象征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乌托邦诉求，这些象征如此强烈，以至于在相当长时间里支配了人们对大桥的认知。在这种认知中，大桥首先不是一座具有交通功能的桥，而是他们全部欲望的浓缩。在此语境中，大桥不是在意义上共时性地承担了而是无与伦比地发挥了建筑的隐喻功能，成为一座纪念建筑，成为一个大写的符号。就一座承担实际功能的建筑来说，大桥是一座颠倒的埃菲尔铁塔，后者以零功能（无限功能想象）直接成为（法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象征，是一个零度的符号；大桥无论在功能上和象征上都被牢牢地固定并且填得很实，甚至禁止了对它的想象式挪用。它是一个充盈的符号。
历史美学之为美学，在于其以激烈的形式记录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甚至贬低了作为载体的建筑本身。这也造成了历史美学的难题：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迁，其美学意韵也便失去了支撑，载体本身（无论其是否具有实际功能）也难逃被再度贬低的命运。最为极端的例子之一是“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过程中，历史之物遭到了彻底贬抑。而最不易察觉的事件便是服装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被“审美趣味的转移”这种解释掩盖了其实质。然而，中山先生推行中山装这一事件恰恰见证了现代化之民主的诉求，服装上的等级象征被彻底打破。正因为这一点，大桥在诞生之初和今天会遭遇两种不同的目光：诞生之初，虽然它的实际功能远远大于政治价值，但人们所热烈欢呼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欲望对象，那是一种伟大领袖毛泽东表达的民族主义（反帝反修）、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社会主义等因素复杂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今天，则是改革开放逐步解放出来的剩余价值欲求，在这种欲求之中，尽管大桥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它能够做出的贡献，但仍然因为妨碍了理论上的航运和其他更大的剩余价值机会而遭到彻底的贬抑。在后一语境中，大桥在意象上成为一个有待归零的地点。也因此，成为我们体验历史的一个正在消失的中介。
当然，这一过程，正如历史的展开，亦非一个简单的、直接的和瞬间的颠倒，而是复杂的转换。我们现在就要讨论这种转换。不过，在讨论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美学，源自历史，因此其审美意象对于时间是敏感的，但是，作为历史美学载体的物，它符号化，恰恰需要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所指锚定。正是因为这一点，历史美学是极为脆弱的。大桥诞生的40余年里，在激烈的时代变迁中，作为一个符号，它实际上经历了三次锚定：诞生（锚定）、后“文革”反思（加倍）和改革开放（再加倍和重新定位）。经过这三次锚定，最初的实际功能和象征功能的完美结合恰恰成为其在预期寿命尚未到来之前便提前进入消隐程序的根本原因。
二之一：注册大桥
I。命名和意识形态锚定
在南京长江大桥建成的那一刻，中国人民“热烈欢呼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次伟大胜利，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丰硕成果”！1这一命名与意识形态锚定的意义在于，它使大桥彻底符号（象征）化了。2这个符号指向那个时代中国的三大历史主题：民族主义、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以及社会主义。而它们又紧紧地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新华日报》的社论如此定义大桥：
这是一座反帝反修的桥，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赶走帝国主义，踢开修正主义，我们生活得更好。大桥的建造，没有一个洋人，没有用一件洋设备，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行安装，开创了我国自力更生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
这是一座英雄的桥，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工人，天塌下来擎得起，地陷下去补得平，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
这是一座胜利的桥，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无比灿烂辉煌。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老爷们，像恶狗一般狂吠吧！
大桥的诞生，它为新中国之社会主义、民族、工人的力量提供了物质象征。在“文化大革命”语境中，这一象征又凝结在领袖崇拜之上，因此大桥是伟大领袖思想的胜利，而它的作者就是毛主席。有评论者从建筑本身指出了这一点：“在南大堡一楼大厅里的毛主席塑像就是在说明他才真正是这座大桥的作者，就像赵州桥头的李春塑像和京张铁路上的詹天佑像一样”4.实际上，这并不难理解。在大桥诞生的年代，毛主席语录满天飞，在这样一个巨型的象征之物上出现主席的塑像和铭写他的语录并不为怪。当时，从通讯到诗歌，无不强调大桥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工人阶级的壮丽凯歌”、“天安门上一挥手，亿万人民同心干”。无论如何，这是非凡的大桥，它虽诞生于人手，但绝非一座单纯用以交通的工具。
II。注册
意识形态不是外在于时代的某种意识，而是一个时代维持自己结构的幻象框架，这一框架必然以物质化标记把自己呈现出来，注册到一个时代诞生的全部物和人的身上。大桥最后获得命名的那种意识形态框架，实际上在大桥建设期间已经演化为一系列诸如“向阳花”（葵花）那样的象征符号注册到它的身上，成为它的必要组成部分。
1.桥头堡
新近诞生的一些长江大桥，大都采用了拉索或悬索方案，它们宏大的体量和干净利索的形式造成了一种速度感。就在南京境内的南京长江二桥、三桥和四桥都是如此。这些桥不再注重它们的桥头堡，而这使得大桥格外引人注目。
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头堡，其完整构成包括四个雄伟的“三面红旗”桥头堡、四个巨大的雕塑，以及其身上八条鲜红的革命口号和毛主席语录。“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无须叙述，即便历史巨变使“何以如此”这个问题总是让人窘迫，从而让我们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记忆中擦除这项内容。在义务教育的历史课程中，这仍然是涉及那个时期的基本内容，提及了人们总是能够知道。
需要叙述的是雕塑，它并非如流行解释的那样是“工农兵学商”。这个解释由一个关于周总理的故事深深地锚定了。那个故事说，尼克松参观大桥时曾问总理每日有多少人通过，总理笑答“五人”。尼克松当然不解，周总理以雕塑注释“工农兵学商”。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个少年，十分敬佩总理的外交智慧，由此也形成这种印象：雕塑上的人物代表着当家作主的人民，它们拿着枪是在保护大桥和社会主义。现在看来，显然不是如此。
四组雕塑，乍看起来确实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着主题的差别，这集中体现在构成文眼的最高部分意象与人物形象的选择上。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它们分别指向四个主题：“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照耀世界各族人民、三面红旗、人民战争。这四个主题共同构成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想象。“三面红旗”不难识别，“毛泽东思想照耀世界各族人民”那个主题雕塑也清晰可见，因为出现了非洲兄弟的形象，那位女孩所举牌子上“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字迹也很清晰。当时的百姓诗人也留诗句：“大桥连接五大洲，送去真理传全球”。在今天，观察“文化大革命”这个意象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中间牌子上的字已经不见了，不知是风蚀，还是人为（现场看，不存在明显人为涂抹的痕迹）。不过，找一张老照片，便可以看到“革命委员会”几个字。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历史语境中，桥头堡意象再现正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识形态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几乎每一个工人面对这组雕塑时都会吟唱出“文化革命拨巨浪，红色政权万万年”这段词句。显然，这是“三面红旗”所没有涵盖的内容。没有它，大桥雕塑很难说是完整的。就此，我们再次体会当时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们的苦心。
2.向日葵
向日葵，俗称“向阳花”。当“东方红”的曲调响彻中华大地的时候，向日葵图案也同时遍布千家万户。从农村的“红卫村”到城市的“向阳院”，红太阳与向日葵构成了基本的文化符号。这一符号在大桥上的出现，没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从大的镂空雕塑（铸铁）到栏杆边缘的装饰，有多少个，难以计数。真正令人惊奇的是向日葵图案设计：葵花的花瓣有31瓣，四周有四片叶子。为何如此？答案是：当时世界上的31亿人口从四面八方向往着红太阳！弄明白这一点，亦可轻松地理解，为何桥头堡雕塑不只是“工农兵学商”了。要说“工农兵学商”，至少也是五湖四海的“工农兵学商”，除了7亿中国人，还有24亿老外。
3.铸铁浮雕
在大桥上，有两百块左右十分醒目的铸铁浮雕。这些铸铁浮雕的内容是记录当时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祖国大好河山，浮雕内容有重复，全部内容加起来计17项，包括：大庆油田、成昆铁路、大寨大队、北京火车站、鞍山钢铁公司、抚顺煤矿、新安江水电站、海岛女民兵、沙漠骆驼、上海万吨级轮船、内蒙古大草原，等等。
从内容上看，它以持续至今的新闻记录语法呈现了一个多民族多阶层社会主义新中国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这些成就完整地包括工农业、城市与乡村、内地与边疆、科技与国防等方面。在新闻报道意义上，它类似于那个时期由中央新闻纪录片拍摄的“祖国新貌”，它们综合起来便是一个全景视角。因此，那个时代，便有工人诗人如此描述：
大桥画廊在哪里？/一幅幅浮雕桥栏上立。大桥画廊有多长？/红旗一展万里河山好风光——铁流纵横二万五千里，/今日雪山红来草地绿……火红的战旗飘长城，社会主义工地上一代风流人……大庆的油塔大寨的田，/“自力更生”花开红艳……万顷海浪上红日升，/子弟兵挎枪筑起长城！……/万吨巨轮踩浪花，满载情谊送往亚非拉……大桥画廊啊三千米，“继续革命”是主题。/沿着毛主席路线朝前走，共产主义前程似锦绣！
当然，正如工业（油田）成就的那块浮雕，“红太阳”构成了其背景，这一切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功劳。所以，有一首诗是这样叙述栏杆浮雕的：
从井冈山走到大桥上，/毛主席留下闪光脚印一行——/领袖的足音已化作桥下的涛声，/历史铸成这铁的画廊。革命打从风风雨雨中走来，/风风雨雨雕凿成我们一代英雄形象，/就像打开一卷光辉灿烂的史册，每一幅都闪烁着路线斗争的火光……
在大桥上落户的不止这些东西，还包括玉兰灯，以及许多表面上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无论如何，这些物注册了大桥，并因此构成大桥的历史语境支撑物，它们全部综合起来便是建筑中“高大全”。7所以，在今天，有学者断言：
总体上来看大桥上的艺术装饰，大堡一层大厅里的毛主席雕像，大堡、小堡上的主题雕塑和大桥栏杆上的浮雕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用形象的语言告诉人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三面红旗”）、领域（“工农商学兵”）、成就（浮雕内容）和所有这一切的总顾问、总工程师（毛主席）。实际上，如果把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流置换成川流不息的人流，那么大桥的桥面就可以被自然地设想成为一个长1576米、宽15米的露天展览馆，桥两边的栏杆就是这个展览馆的展板，202块浮雕作品就是这个巨型展览的具体内容。
由于这一点，人们便有理由认定大桥是值得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以期对抗今天日隆的拆掉它的声音。其实，这种辩护多少有点儿无奈与苍白。这一点在同一作者的评论中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尽管他本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说：
南京长江大桥并不是只有符号功能的景观，但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在很少有人拥有自己的汽车、大多数人是用双脚来丈量大桥长度的时代，大桥更大意义上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伟大成就的标志物。总有一天，大桥还会再次成为人们驻足流连、拍照留念的地方，那就是当大桥“退役”成为像江北的浦口火车站那样的“废墟”的时候，但条件是不要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被满脑子“进步”其实是短视的人们当作绊脚石给拆除了。
在这段评论中，作者显然清楚，大桥的美学的基础在于其无用性（“废墟”这个词的意思。当然，更准确地说，只是其基础之一）。但是，他并没有触及两个事实：第一，大桥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以个人作为标准来衡量的（满足他们小汽车的通行），其公铁路对建成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贡献即便还原为经济学的数字也是极为惊人的。就此，大桥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如个人审美所捕捉的那样的标志物。由于这一点，大桥的意象与桥本身始终存在着对立。这种对立是由历史语境造成的，并且正由于这一点，大桥美学始终是建立在更深的裂口——作为功能物和作为美学对象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文化大革命”语境中被掩盖了，而一旦发生语境转移，立即会产生新的问题。这正是后面我们将要讨论的。第二，当大桥的功能耗尽真正成为历史遗迹（“退役”），它绝不会成为大众而只能是小众的审美对象，无论它是不是革命记忆的载体。这是由于其空间和建筑双重性质决定的。作为空间，作为万里长江上的一个被锚定的点，它太实了，在未来百十余个类似的点中，它再也无法独享自己曾有的美学地位，尽管大家都知道其非凡的出身；作为建筑，如果它最终被还原为象征功能的时候，恰恰只能满足小众们异国情调的或怀乡的情愁。这正是大桥的美学难题。这一难题的形成也是其在诞生之初便如此密集、坚硬、突出地被锚定和注册的结果。
当脚手架从大桥身上移走的时候，一种厚重的意识形态褒衣便披挂在其身上，成为其本质。作为物的大桥被贬低和压抑就同时被永恒地记录下来。由此，在其未来的生命周期中，大桥只是在这一本质上被反复注册，以至于一旦揭去那个披挂，大桥便摇摇欲坠。二之二：加倍注册在为自己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法文二版做序时，福柯说：
一本书产生了，这是个微小的事件。一个任人随意把玩的小玩意儿。从那里起，它便进入反复的无尽游戏之中；围绕着它的四周，在远离它的地方，它的化身们开始群集挤动；每次阅读，都为它暂时提供一个既不可捉摸，却又独一无二的躯壳；它本身的一些片段，被人们抽出来强调、炫示，到处流传着，这些片断甚至会认为可以几近概括其全体。到了后来，有时它还会在这些片段中，找到栖身之所；注释将它一拆为二，它终究得在这些异质论述之中显现自身，招认它曾经拒绝明说之事，摆脱它曾经高声伪装的存在。
福柯基于符号学假设（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关系）描述了一本书与其传播学效果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者似乎是被动的，因为它不能控制传播本身，也因此，福柯本人拒绝对自己著作的评价。当然，这又是一种强姿态，一个试图在署名权保护下重新控制文本的策略。对于多数符号来说，无论其能指与所指是否已经进行了意识形态的锚定，在时间中漫游时，都具有福柯所称的那种命运，不同的是，由于那些符号最终不受任何签名作者的署名权保护，它们呈现出更加离散的方式。在其中，意识形态符号的特殊之处在于，锚定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那种原初的权力行为会通过无数的变体甚至颠倒的方式不断地重复、复制、加倍（double）、再加倍11.
对于大桥的加倍注册，在大桥诞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1969年11月，有关部门推出了一部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这部片子亦构成对大桥进行历史认知的重要资料。我们可以通过它真切地体验它诞生的那种语境以及其中人们的情绪。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主题曲：
巍巍钟山迎朝阳，万里长江添新装。
毛主席亲手绘蓝图，工人阶级把奇迹创。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帝反修斗志昂扬。
江心托起擎天柱，金桥飞架过龙江。
天堑变通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捷报传四方。
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
这是一种直率的意识形态重复，所以在内容上并没有多少值得评论的地方。不能忽视的是其重复形式：虚构化和叙事化。它通过电影这种现代形式把在大桥建设期间就已经开始的大桥文学推到了顶点。同时，电影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功能直接推动了大桥符号在中华大地日常生活中的泛滥。
在大桥文学中，最值得一叙的是食指在1970年4月发表的那首诗，在诗中，他写道：“我自豪地/占据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大地长空；我用我的/闪光的铆钉/更牢地加固/人们心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我用我的/预应力梁/更高地筑起/人们心中/反帝反修的/万里长城；我用我的心脏/把革命的脉管接通/我用我的粗壮的臂膀/加速着历史的进程。”12这首诗在全部大桥文学中并不见得有多高明，因此其价值并不在于其文学性。特殊的是，当岁月的痕迹爬上这位青年额头的时候，并没有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的那样磨去了他曾经的风华，他与诸如浩然那样的著名作家一样，成为“青春无悔派”的代表，亦因此成为“忏悔派”攻击的典型。
诸如“浩然该不该忏悔”这样的问题可能并不成立，但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始终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怎样看待那样历史？当事人显然比我们这些后来者更难面对它。在大桥文学中，有一首叫做《我们来到毛主席走过的大桥》的歌曲，它在直接的意义上亦提出了这个问题。歌中唱道：“红小兵走上金色的大桥，想起毛主席来过这里，我们多么幸福，多么自豪……毛主席当年绘宏图，自力更生凯歌高，一道彩虹跨天堑，万里长江换新貌……红小兵桥上立誓言，长大要把重担挑，……奔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13我们不论一座桥是否真的能够承载这样的功能，但是“南京长江大桥”作为一个厚重的意识形态能指落在了那个时代的娃娃们身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并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迎贺。这在大桥符号的泛滥中可以看得十分真切。
大桥，在那个时代，被注册到几乎任何需要符号的物和空间之上。邮票、粮票、像章；烟标、火花、糖纸和其他各种商标；年画、月历、明信片；“文革”宣传画；练习本的封面、扑克牌和其他各种需要美术标志的地方，甚至各种杯具……人民币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这是因为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占据了第二套人民币二角的正面。所有这些，在今天，都进入了古玩市场，但到处也都可以找到。
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以建筑闻名的我国著名高校同济大学，其四平路校门上的浮雕，其背景正是南京长江大桥。大桥符号无孔不入，因此，也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事件：因为它如此神圣，又因为它如此普通（到处都是），难免会发生碰擦从而产生政治。最显著也最吊诡的事件便是1974年对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1972）的大批判。这一事件吊诡之处在于：安东尼奥尼本来是作为朋友应周恩来总理之邀来中国拍摄纪录片的，但结果却成为“敌人”。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左派艺术家，周总理邀请他之举旨在以西方艺术家之眼光来消除西方百姓对中国人的敌视或误解。就如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斯等人实际表现的那样，这是非常成功的外交或国际交流举措。遗憾的是，因为江青攻击周恩来总理的需要，安东尼奥尼的有个性的艺术无意中成为政治炸弹。安氏的个性在《中国》中最“贴切”地构成“罪证”的便是对大桥的再现。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发起了对安东尼奥尼的批判，文章认为安氏拍摄的“中国”丑化了中国人民的形象和面貌。在文章中直接引证了大桥例子，说“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14.自这篇文章起，全国各种报刊在两个月内发表了数十篇批判文章，形成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运动。与该影片对照，我国电影对大桥的再现与长城等同值，例如“文革”刚结束拍摄的《十月风云》片头便是如此：大角度的巡航拍摄，长城、大桥、梯田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与挺拔的象征。
大桥一经诞生，它在社会生活中就不是一座简单的桥，而是一个大写的文化符号。作为大写的能指，它的所指不是原始功能意义上的桥，而是近代以来变革中的中国政治，它本身就是一座政治纪念碑。在这一神圣语境中，任何对大桥的贬低或轻视都可以成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以及进一步反对中国革命的行为。由此并不难以理解安东尼奥尼对大桥的再现形式选择何以能够构成他反华的证据，尽管事件本身即便在当时语境中亦是闹剧。
这个故事，让人回想起那个关于周总理的故事。我想，如果尼克松真的问出了那个关于每日到底有多少人通过大桥的问题，绝非出于对大桥使用价值的科学（统计学）兴趣，在他的无意识之中肯定产生了两个问号：第一，就可能的现实情境来说，在中国行政生态中，领导人视察之安全规格造成的空巷氛围会让他对大桥的日常使用感到疑惑；第二，大桥的这一美学意象会让他对大桥的功能不解。现实就是如此：大桥不是用以交通的，而是用来触摸的。作为一名另类的艺术家，安东尼奥尼并没有“准确地”触摸到其脉搏。
大桥符号泛滥着，但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注册，正如“文化大革命”持续着，但革命本身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层次耗尽其能量，变成一种机械的重复。所以，安东尼奥尼事件可以说亦是“文革”语境大桥意识形态注册的顶点。不过，这个顶点并非大桥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注册的顶点，那个顶点恰恰是在后“文革”语境中产生的。那一注册事件是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某种政治正式终结，某种未来正式开始。在这种变迁中，大桥作为一个惊世骇俗时代的惊世骇俗之物，不可能不被触及。历史结构的变迁正是在这种触及中被记录了下来。在这个决议中，有一段话：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文字总是免不了抽象。如果把它转化成图像，更加直观。在一张中学历史教学标准用图上，“文革”期间的建设成就一清二白。更有趣的是，在一张“文革”期间出版的招贴画上，大桥和氢弹正是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结出的丰硕成果之注释。或许，正是在这种直观的方式中，我们看到了挽留大桥的意识形态必要（不论大桥是否具有伟大的社会经济功能，也不论在这些成就之外无法用数字计量的其他社会主义成就，它们构成后来改革开放之经济成就的历史基础）：擦除它，那段历史将更加空白。不过，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这一事实，而是这一事实的后果：在大桥加倍注册的历史中，《决议》是最后一根钉子。它既牢牢地把大桥锁定在十年动乱的语境中，又坚定地把它与这个在政治上被否定的历史语境剥离开来，使之成为新中国最初的三十年以及最终全部社会主义的正面符号。这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奇葩。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它将复归平凡，经受改革开放的洗礼，并以新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不凡。
二之三：历史内外的美学插曲
大桥，就其作为物来说，它的基础是功能之物。然而，就如并非功能之物的埃菲尔铁塔一样，它亦是形式之物——审美对象。大桥的诞生，无论是否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志气高”，但它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世界第一桥”。它不可能不引起职业艺术家的注意，更何况在文艺为革命服务的语境中文学早已闹得沸沸扬扬。
在绘画中，不能不提两个人。一是吴冠中，他曾于1973年作油画《南京长江大桥》，也撰文《桥之美》提及自己的创作；二是钱松嵒，他留下数幅与大桥有关的国画。前者受到人们较多关注，但坦率地讲，并不成功，因为其风格并不适合。吴先生长于变形制造飘逸韵味，具传统文人画之优点，所以其《长江万里图》等作令人心动。但是，以这种风格来再现大桥，实属困难。因为，正如前文所述安东尼奥尼事件，巍峨、壮丽、神圣、崇高是大桥再现的基本原则。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吴先生坚守油画之古典主义风格而聚焦于点、线和面，但他显然对再现大桥并无把握。在其《桥之美》（因该文之美而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他提到大桥的时候最后竟没有结论，而只是交待了“想寻找与桥身的直线相衬托、呼应、引申的点、线、面”而“曾爬上南京狮子山”。15他的《南京长江大桥》便是从这一角度再现的。但是，显然，作品并不高超，不如其他作品上乘。且不说在形式上的问题，如右上角因为大桥引桥结构而造成皱感，从而破坏了其整体性。在这件作品中，这倒是小问题了。因为，在根本上的意象上，大桥只是架在前景之上的似乎多余的元素，去掉它反而更好。
吴冠中面临的困难，在魏紫熙以及后来钱松嵒那里大体解决了。魏有多幅同名《天堑变通途》的作品，最早创作于1973年，最晚的则是1992年对旧作的命题绘画。这些作品中，有一幅采取了标准招贴画从南京城俯看视角，而其他的则都是从幕府山燕子矶附近的视角来再现的。这两个视角十分有趣，第一种以写实方式处理了如此大体量的对象，一方面近景充分撑满画面表现出雄伟，而远景则延伸了对它的想象；第二种则是典型的中国画技法之运用，与吴冠中从狮子山视角之不同在于，它借助了幕府山造成的“遮破”技法的效果，即借助山体之雄伟把大桥圣化。就这一点来说，景观变形了，但大桥没有变形。这充分满足了意识形态之再现祖国大好河山的艺术需要。有趣的是，在最初的版本中不曾见到，但在后来却能够清晰地识别大桥中间悬挂的巨幅“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的标语（这些标语现在已经卸掉了）。
后一种再现方法在钱松嵒那里有极致表现。其1980年的《江山宏图》可谓大桥之艺术再现的顶点。虽然是长江一角，但无疑在大桥之雄伟和崇高之再现上实现了完满。前景的崇山峻岭已造成中国山水之雄奇意象，同时又让长江尽可能地虚化为磅礴之势，尽管大桥的直接形象并不占据画面多少面积，但结构上的居高临下位置恰恰使其升华成无与伦比的创举。这一视角无论如何是不能在南京这个地方获得的。实际上，钱先生是站在采石矶那里想象的。这也就提出一个艺术问题：只有拆散地点、实物的真实结构，才能充分地把握所欲再现对象的位置。在这里，全部的对象都不是景，而是大桥在诞生之初便锚定的那个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山水技法帮助艺术家解决了大桥再现的难题，其效果就如董希文著名的《开国大典》，它必须在结构上打破真实生活—拆掉天安门城楼上的几根重要的立柱，从而让城楼充分向广场上的群众敞开，同时与群众直接通达城楼上的领袖，才能够再现新中国成立之典礼的意识形态框架，而不是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典礼事件。在新中国最初三十年里，大桥同时是检验艺术家们政治敏感和艺术造诣的又一个对象。反过来，在这种再现中，大桥溢出了历史。也因此，当支撑这种再现的历史语境改变时，我们同时清晰地听到咣当一声巨响，那是大桥从天空中回落大地发出的声音。
三、等待归零的地点：历史美学的消隐中介
桥是一件物，它的诞生也生产了一个地点；桥占据着一个空间，一个由长江和南京标识出来的地点。当大桥占据的那个空间，最终成为一个地点，并被命名为“南京长江大桥”，它亦在瞬间锚定了多重曾经对峙的要素：自然与历史；旧社会与新社会；中国与外国。因为，在这个名称中，长江是自然的符号，南京是历史的符号。大桥的出现，不仅是征服自然从而克服自然与历史对立的象征，见证了由南京代表的历史之断裂—从无能的旧中国到全能的新中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历史语境），而且由于外国在那一历史中的表现—美国专家所做的“NO”（最好译成中文的“没门”）到中苏关系破裂导致的关键材料供应中断—而代表着真正的独立自主。
不过，无论大桥诞生之时如何作为一个纯粹的和浓缩的象征，作为一个历史美学的对象，它都不能抗拒时间之剑在其身上的打磨。20世纪90年代，当它20多岁的时候，从其自然寿命来看还是少年的时候，衰老的征兆就已爬上其面容。更重要的是，在美学上，它开始成为一个等待着归零的地点。归零地，作为体验历史美学的中介，但它却以建筑的消隐为特征。就如“9·11”之后的纽约双子楼曾经占据过的那片空间。这种中介，无不是历史在借以展开之后又往往抛弃掉它的残渣，无论它们曾是人或物。对于历史中活动的人来说，必须将它们归零，才能够充分地展开自身的欲望。每一座纪念碑都是要被推倒的，它所占据的位置最终都将成为Ground Zero（归零地）。16在一个新的现代性中国奔向远方的过程中，大桥占据的那个空间已经成为归零地，大桥本身已经开始表现为“消隐的中介”。
三之一：地点的诞生
由于长江，也由于南京，一座大桥在文化中便早已存在。早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确知的是，作为现代化的大桥，当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后，它便确定地存在，尽管在任何地图上都看不到。也因此，南京长江大桥，作为新中国一个真实地点的诞生，无论如何都是惊世骇俗的事件。尽管大桥是平躺的，但它是一座塔，这座塔的高度不在于其占据的空间，而在于其占据的时间。
中华民国定都南京，是遵照总理遗训的。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便直接提出了南京至浦口的过江隧道规划。这一规划，不是大桥，然而它却是大桥存在的证明，并且也正因为这一点，大桥更加卓尔不群。原因很简单，在设想南京段长江之南北沟通时，桥可望而不可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曾巨金聘美国华特尔来宁实地勘测，他的结论也是“NO”。这一事件，几乎后来所有的大桥叙事都会提及。美国人所说的“NO”，国民党所为的“无”，这个语境对于大桥的诞生至关重要，这决定大桥的诞生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战胜自然的事件，而且是战胜历史的事件。所以，尽管南京长江大桥并非长江上的第一座桥17，也尽管毛泽东是为武汉长江大桥题写“天堑变通途”的，但不是后者而是前者最终成为“天堑变通途”这一文化意象的标准注释。
不能贬低武汉长江大桥的意义。为什么第一桥选址不在南京而是武汉，尽管有着复杂的历史和自然原因，但是，不仅在建桥经验上，而且在桥的建设方案上，南京长江大桥都依赖于武汉长江大桥，这也是事实。等跨平弦连续梁、菱格形腹杆、公铁两路用途等等，在这些桥梁的核心技术指标上，南京都重复了武汉。然而，它们的差别又不只是体量上的。要说清它们，还得把时间再往后退30多年，退到1928年或更早。
1927年，当国民政府正式定都南京时，在其空间布局中，大桥就直接现身了（虽然在现实层面上仍然是一个空位）。这不仅仅是已故总理在十多年前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这个梦想，而且这是南京作为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之国都的需要——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的。有趣的是，虽然长江是一道自然天堑，它为中华南北沟通造成了难以形容的不便，但是在先前千余年文化史上，它却几乎没有成为界限、障碍或壁垒。从先秦开始，中华文明历史曾数次出现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淮河或其他河流往往成为各个政权的自然边界，但长江很少作为边界出现（东晋十国时期前秦与东晋边界的西端利用了一段长江、南北朝时陈齐界线也利用了长江，这些政权都较短暂）。也由此，征服长江之梦想的直接提出，代表着中国现代化历史新的一页。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恰好为其实现造成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我们看到，在1928年开始制订并于次年颁布的国民政府《首都计划》中，大桥便成为直接的问题出现了。该计划如此描述：
浦口方面现在入境之铁路，亦只有津浦一线。该线与对岸之路线，尚未联络，因而铁路交通，不免为长江所中断，故所以使之联成一气者，实为铁路计划之重要部分。关于越过长江之方法，不外建筑桥梁、建筑隧道、设置火车渡船三种。惟长江江面，阔而且深，两岸土质，又欠坚固，殊不适于架桥，架桥一法，暂可不论。关于建筑隧道，亦以江水过深，甚有深至一百六十五英尺者，故大部地方，均不适宜。惟据民国十一、十三两年海军所制水道图所载，只有水西门西之浅滩，可筑一预铸造筒管式之隧道，故建筑隧道，亦惟选择此地。实行建筑之时，须由浦口车站筑一与长江平行之路线，与之相联，惟该隧道之建筑，需款颇巨，苟非至可能时期，浦口方面与南京方面之火车，应用火车渡船相联络1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这里，大桥不曾构成立即实现的计划，但在整个计划中，这种遗憾是十分突出的。它在前面两张地图中清晰可见。第一张是《南京扬子江水道深度图》，在标示长江深度时，采取如此密集的分布，其焦虑溢于言表，每一个数字都是心口上的痛；第二张是《南京下关码头货仓及工业鸟瞰图》，铁路与水运之规模甚至夸大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城市上空，还是开阔的江面上，异常地出现了飞行器——飞艇和飞机（有六件之多）。在这里，征服长江的梦想是如此尖锐和突出，不能用大桥来征服它，就用飞行器！编制这个计划的技术人员之苦心与焦虑再度醒目地写在文本之上。征服长江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之现代化梦想的征兆。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新中国建立后，或早或迟都必须在这个早先判定不可能的地点建造一座现代化大桥。
作为一个工程，南京长江大桥是1958年大跃进氛围中上马的，正式动工则是1960年，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中苏关系破裂，这对于大桥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武汉长江大桥得到了苏联实质性帮助，中苏关系破裂迫使中国人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正是这一原因，大桥被工人们称为“争气桥”，在其意识形态命名中增加了反帝反修的内容。
在后来大桥的叙述中，新中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少再提，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语境中，毛泽东个人崇拜与“反资反修”主题冲淡了近代中国历史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连续性以及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断裂。不过，这一问题显然存在。实际上，在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中，建筑师和工程师通过桥头建筑设计方案已经充分地表现了这个主题。在这些方案中，宫殿式、城堡式和凯旋门式成为主流，所有这些方案都可以说有据可依，但焦点只有一个：作为新中国的如此大型公共工程，它应该具有宏伟性和纪念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式风格借助于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专家们得到表述。当然，最后结果还是民族风格的亭式建筑，略有遗憾的是，在视觉形象上，它显得矮小。有武汉长江大桥先例，应该说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相对要容易一些。在征集方案过程中，情况差不多。不仅同样出现了武汉长江大桥方案的雷同，甚至有方案只是直接在前者最终方案基础上稍稍做了一些美学上的改进。真正另类的是大桥最后选择的方案，该方案可以说恰当地诠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文中做过分析。
无论如何，南京长江大桥产生了。大桥诞生于南京，但是，它不属于南京。在功能设计上，它不是南京的市内桥，而只是过境桥。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不考虑其意识形态命名，在整个中国现代化历史中，作为双重跨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象征，它也属于整个中国。
三之二：归零：谁的南京，谁的长江，谁的桥？
大桥坐落在南京，大桥属于南京。这是理所当然的。当长江上游的某城市领导在某次市长论坛语出惊人，要求炸掉大桥，人们突然意识到，大桥的归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按照今天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以及官方和民间资本差别，大桥是属于国家投资，也是那个时代全民动员的成果，为大桥建设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不计其数，从鞍钢这样著名的企业到消隐在历史深处的老艺人赵子康。19所以，大桥坐落在南京，但它是属于全中国的，全中国人的，这也是大桥符号如此广泛地流传于全中国的原因。
不过，时间解除了大桥意识形态紧身衣，敞开了它作为物的功能，同时亦为空间吞噬它创造了契机。在市场经济逐步深化过程中，先是南京把大桥本地化和生产资料化，接着是在同一逻辑中，长江最终完成了生产资料化并由此产生了对大桥的重新定位。长江从天堑概念转换成黄金水道概念，大桥在意识形态上便归零了。
I。大桥和长江的生产资料化
大桥是充盈的。这种充盈性，时间不能将其打磨掉，它坐落的南京也不能消化掉，除非时间改变自己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初，不仅大桥诞生的“文化大革命”语境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而且改革开放也结出了自己的果子。当社会以新的原则来结构时，我们就很难说两个时代是处于同质性时间之中。大桥，就在市场时间中开始了其革命出身的消耗过程。当然，起点是非常困难的。市场勃兴，毛家红烧肉都开始在街头流行了，但能不能在大桥身上做广告这个问题却困扰着大桥的管理方。
真正的突破并不是在大桥身上发生的，而在其外，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所处的南京空间。1980年南京市编制了《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1983年国务院批准该规划。在这个规划中，关于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是：以长江大桥南岸引桥和从长江大桥落地桥（回龙桥）平台附近引出高架快速道路等措施，设置疏解过境和入城交通的线路。以南京的这个规划作为起点来说事，并不意味着大桥的变迁只是直接与此相关。实际上，推动和决定大桥变化的因素有很多，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到微观的南京空间，从这个角度叙述只是一种方便的法门，它直接表明在变化的起点上：对于南京来说，大桥是一个过境桥，而变迁最初的动向就是对这个过境桥提出更多的交通效率和经济价值的要求。
变化一旦放开阀门便不可收，这是近30年多年来我国的基本特征。在南京空间重组中，紧接着便是《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这个规划实际上在前一规划被批准不久就开始编制了，虽然到1995年才获得国务院的批准。与前一个规划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南京区域范围明显地扩大了，提出了“南京都市圈”概念。这个概念表明南京旨在建设一个“以长江为依托，以主城为核心，以主城及外围城镇共同组成的高度城市化地区”。正是在其中，我们突然发现，大桥已经成为南京的市内桥了。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南京人对大桥的再现，而且带来了复杂的全国性反应。
先说南京，借助于“华商会”——大规模事件营销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城市大规模重组其空间的噱头——于1996年完成城西干道的快速化改造，即以高架桥的方式把市内主干道之一与大桥无缝对接。2009年，南京重新规划把该高架桥改成隧道，虽然受质疑，但于2012年开始动工。这次的噱头是2014年的“青奥会”。由于大桥已经变成了市内桥，加之南京二桥（1997-2001）、三桥（2002-2005）、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铁路桥，2006-2009）、四桥（2008-2012，尚未投入使用）以及南京长江隧道（2005-2009）等多条过江路线，在南京过境条件已大大改善。有趣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了，交通路线的改善不仅没有缓解大桥的压力，甚至反而使其更加不堪重负，成为南京最堵的路段。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一是其他桥隧都是地方建设性投资（据资料，尚未投入使用的四桥是国家投资），结果都是收费道路，而大桥则不是；二是南京城区的扩张造成的大桥内化使之承担了更大流量的市内交通压力。在此背景下，通过建设更多的跨江桥隧来缓解大桥的压力，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式借口。实际上，在规划中，这种措辞后来也不再出现。但是，在交通管制行动中，这种措辞是必不可少的。例如，2005年底，南京管制大桥禁止外地车辆通行，理由便是巨大流量以及大桥本身的安全隐患。当然，这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抵制，媒体上亦出现了“谁之大桥？”的质疑。我们不论类似大桥问题的许多地方性改革动作如何回避了造成问题的根本性原因而流行地方性利益之间的博弈，在此需要提出更深层的问题是：当地方（以及行业部门，如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利益集团身份参与市场博弈时，它们的资本归属该怎么看待。这是传统体制留下的巨大的遗产性问题。在传统体制中，国有（全民所有）以及为整体福利而行有计划（即分工协作）生产，尽管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有矛盾，但不涉及此类问题。在市场体制，问题逐步显著，但是恰恰又被各种利益彼此心照不宣地回避和掩盖。在这里，实际上，大桥作为国家共同财产被南京生产资料化了，同时，由于与各方利益的高度关联性，它能够被尖锐地提出。因此，大桥意象的变迁，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它绝不是一个局部事件。也正是从这一结构的角度来看，长江的生产资料化，使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桥雪上加霜。
因此，我们不再纠缠于大桥在南京市内化的结果，转而观察在整个空间生产资料化背景下大桥意象恶化的过程及其意蕴。像长江这样的自然禀赋以及大桥这样的历史禀赋，它们的生产资料化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完成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的，是大桥的存亡异常地成为公众讨论的问题。异常有两层意义：其一，即便大桥需要修缮，但无论就其设计还是实际使用状况来讲，都还没有上升到存废的高度；其二，尽管一些桥梁工程方面的专家也被媒体拖入了争论，但争论的主体主要不是他们，而是首先关注经济问题的专家和百姓。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便引人注目。在其中，《南方窗》的介入值得关注。因为，其中一篇文章明确地使用了“千年铁锁”比喻，在这个比喻中，大桥意象实现了从英雄到坏蛋的根本性逆转，这一意象在此后媒体对大桥的再现中十分流行。当然，这一意象的翻转之所以得以成立，与长江之“天堑”意象翻转成“黄金水道”必须同时发生。20在这里，我们看到，社会结构的变迁如何左右了我们对同一自然条件的不同看法，长江以及大桥意象的翻转见证了我们脚下土地的变动。这一争论的高潮出现于2006年元月上旬，在一次市长论坛上，时任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与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围绕大桥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黄奇帆认为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阻碍重庆的发展，应该考虑将其拆除；而后者则誓死捍卫大桥。有趣的是，这一争论与大桥本身无关，并且出于同一类理由：地方利益。后来，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节目以此事件出发也组织过一档辩论。辩论的结果并不是我们的关注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辩论的实录出版后被收录到新课标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演讲与辩论》之中21.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实属偶然，但它却与另一个事实形成对照：小学语文课本曾经长期收录一篇题为《南京长江大桥》的文字，后来实施新的课程标准，才有许多地方教材弃之不用。这篇文字曾是许多60-70年代出生的人对大桥想象的触发器。这种对照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或许，因为出于市场标准而产生对大桥贬低声音过于强烈，也引起一些声称左派立场的民间批评，其中最为激烈的便是把“炸桥”视为一种丑化中国形象的“阴谋”22.
围绕大桥的沸沸扬扬的争论，有时候几乎完全陷入了情绪化，甚至不少专家都是如此。在争论中，始终没有触及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才开始从市场价值角度来考量长江（即所谓“黄金水道”）？这一视角在什么意义上才是合理的？政府官员为何采取了如此态度介入争论？在这些问题中隐含我们已经指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对于这一转型，无须我们专门分析。在大桥问题上，客观地说，从1957年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诞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长江大桥总数不超过8座。在这其中，南京长江大桥的社会经济贡献无疑是非常大的，它是中国最繁忙的京沪铁路和公路枢纽。就是在今天，其意义仍然不可低估，因为尽管按照官方（同时也是民间）说法，南京二桥、三桥、润扬大桥、江阴大桥、苏通大桥等江苏境内的长江大桥分流了该段长江通行车辆，缓解了大桥压力，但它仍然是最忙的大桥。为什么在更先进的桥出现之后，它仍然还是最忙，这个问题当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过，为什么遭到质疑的是南京长江大桥而不是其他的桥呢？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无意识地用“缓解南京长江大桥压力”这样的修辞呢？为什么我们也习惯用车流量过大为大桥本身的破损进行辩护呢？在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大桥本身的原始交通功能仍然没有得到承认，人们用当下的经济价值（效率标准）来评判大桥时，这种评判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和革命正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氛围。更进一步，如果说在革命氛围中，我们强化了它的革命意义，而忽视了它的经济意义，那么在今天的经济氛围中，我们则是无意识地从经济角度来要求它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或者说要求它具有与革命意义一样高度的经济意义，对此，大桥当然不堪重负，急剧地在人们的意识中衰落下去。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进一步在理论上指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再现体系，虽然在其中复制、再现并再生产的生产关系都是真实的，但是在这种复制、再现和再生产过程中，个体与他的对象的关系却可能是颠倒的和扭曲的。所以，当有人举出各种事实主张大桥是长江这个“黄金水道”的“千年巨锁”时，原因并不在于大桥根据建造时代标准采用了24米这个不能满足今天航运需要的净架空，而是大桥得以诞生的原始语境和基本意象为今天的市场失败（即对长江的利用没有达及其自然限度，同时南京以上江段的发展不足）提供了一个借口，一种纯粹意识形态的借口。在两种语境中，大桥之原始功能都得不到承认。这一事实同样证明，与物相关的社会生活与其原始的自然性质之间永远存在着对立。
大桥如此，长江亦如此。在社会生活中，江的意象永远是辩证的：对于两岸的人来说，江是一道创伤；对于两头的人来说，江则是一个纽带。桥沟通了两岸，但同时据说，它的净架空亦割断了两头。因此，对于重庆人来说，想象中的万吨轮被挡在南京以下的长江航道上，桥便成为一个罪过。当长江被生产资料化，那种想象便成为重庆人眼中的事实，与此同时，早已开始的大桥的生产资料化则让南京人愈加受益，对于南京人来说，大桥是永恒的英雄，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II。大桥意象的再本质化及大桥本身的不可能性
发生在大桥之外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大桥本身，但是导致那种争论的历史语境的转移却早已开始了改变大桥外观的过程。然而，这种改变，不仅没有改变大桥的基本性质，反而使这一性质更加牢固，从而亦进一步加速大桥本身在流行意识形态再现中的死亡。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先做一点理论铺垫：把先前注册大桥的诸种物件理论化为“原始语境支撑物”，强调其构造了大桥符号化的原初语境；同时，在对立的意义上，把后来附着上去的另一类物称为“增殖衍生物”，它们包括广告、新建引桥、照相点以及其他后来陆续铭写的对象。两类附着物都构成了对大桥原始功能的压抑。作为附着物，它们不是指承担着额外功能的大桥部件，而是外在于大桥主体并且吞噬着它的寄生物。
如果说，附着于大桥之上的“原始语境支撑物”记录了当时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在同一结构中，附着物的增生则是对原初意识形态的剥离和贬抑。因为，新的铭写转移了人们的视觉焦点，实际减弱了“原始语境支撑物”的作用强度，从而淡化了和压抑了原初意识形态。事实上，广告、新建引桥、照相点等等这些“增殖衍生物”最显著特征是强化了大桥的“经济”功能。如果考虑到桥的原始交通功能的经济性质，那么增殖衍生物的产生恰恰是大桥能指之原始所指的一种恢复，其结果必然是对意识形态能指的挑战。特别是在一种历史性对比中，我们将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如果桥下一根晾衣绳便构成“反华”罪证，那么，今天大桥的破旧形象甚至脏乱差形象恰恰在巨大的反差中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衰落的证明。
问题并没有到此完结。因为，“增殖衍生物”的出现，不仅仅旨在恢复大桥的原始功能，而且直接带来了两类新的问题：
第一，广告、照相点等物的出现同时是对大桥本身的再利用。这种再利用是一个重新动员的过程，不仅无须贬低大桥意识形态能指，相反，这一能指正是它再利用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注意到最初爬上大桥的广告是安徽扬子集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作为改革排头兵的当代企业通过这一广告战略实际上利用了作为一种历史骄傲的长江（扬子江）大桥位置，后来江苏扬子江药业的广告几乎如出一辙。几个照相点的设置，特别是为获得最佳拍摄位置而割断栏杆建设的那个照相点，按照现代经济学语言来说，是对大桥旅游资源的开发。它所动员的并非大桥的交通功能——因为诚如下文将要评论的那样，这一功能相对今天的社会需求恰恰是大桥本身的“原始缺陷”，而是它的历史资源。24甚至在飞利浦公司赞助大桥的“亮化”这一公益行动中，我们亦明显地看到，飞利浦公司这一行动也正是利用其独特的历史而制造广告效应。
第二，与对大桥进行商业挪用同时，大桥实际交通能力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以及不断产生的新桥将形成对大桥的挤压，26因此形成对大桥使用价值的贬低并激发对大桥重建的要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有关“南京长江大桥该不该拆”的问题引起较为普遍的兴趣。
上述两个问题同时也是两种矛盾：在第一种情形中，对意识形态能指的商业挪用直接表明政治意识形态地位在日常生活中的下降。一点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对神圣之物的任意涂写正是祛魅行动。但是，这种挪用本身恰恰也说明，大桥能指仍然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发生着作用，甚至以某种方式强化，因为广告必须追求焦点效应这个规则决定了它不是任意发生的，诚如名人做广告那样，广告媒体与广告内容是相互提升对方的。因此，在直接的意义上，大桥上的广告本身也强化着大桥作为意识形态能指这个事实。在第二种情形中，对大桥原始交通功能的强调逐步抽离了大桥能指的历史基础，大桥能指就逐步从意识形态向一座真正的桥回归，这似乎抬高了大桥本身长期被压抑的意义。但是，当社会经济增长的直接要求压倒革命要求时，我们同样看到，这种意义在回归的同时也被贬低，因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大桥开始重新出场时，它就带着“原始的创伤”（净架空制约了长江航运、桥身承载不足经常引发交通堵塞等等）而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因此，恰恰是大桥经济功能的回归使大桥成为一种不可能。
如何理解上述矛盾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能指的衰落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消解，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型，这一过程直接表征着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冲动，而在当前形成两种意识形态并置的局面。或者直接说，新的经济条件为观察大桥所提供的眼光恰恰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大桥本身的原始交通功能仍然没有得到承认，它们仍然被贬低。
所以，当大桥成为一座平凡的桥时，当它因不堪重负而备受指责的时候，正是它昔日的神圣衬托着今天的平凡，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它的衰落绝不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一种任何人或任何物都无法摆脱的生命周期的更替，而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这样看，当有专家指出这座桥的质量是何等优秀至少还可以使用70年的时候，与其说是为南京长江大桥辩护，倒不如说是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彩虹桥”现象以及日益浮躁的社会的批评28.也因此，当我们提出对第二类附着物的分析时，关键不是指出诸如广告等物在桥上的出现表征了意识形态的转移。相反，意识形态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只是特定生产关系的自然后果。当它通过物再现出来的时候，一方面这种生产关系的支配地位已经形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诞生的物天然地倾向于为它的母体进行辩护。在这一意义上，“衍生物”的扩散无疑强化着新的意识形态，而对大桥历史的贬低和否认恰恰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效果。所以，当一位网友评论说“个人意见可以拆了重新造了，实在是块鸡肋啊”，关键不在于它确实老了，而是在现代经济中成为一块“鸡肋”。这样，另一位网友的评论便是这种意见的最好注解之一，他说“太老了，没有上海的南浦、杨浦大桥好看”。
三之三：漂移中的地标：回到南京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南京人至今守护着这座桥；也无论如何，大桥地方化为南京的地标。就如在中国大地发生的，社会主义地方化（著名的南街村和华西村）。然而，作为南京地标之一，无论其是官方定义的“四十八景之一”，还是民间理解活博物馆，在今天，它同样难以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既与南京这个空间在时间中的漂浮有关，亦与桥这种在今日时空中的际遇有关。生在南京，大桥之美学便受这两种局势纠缠。
在南京这个地方，清以降，特别是近代，中国的苦难塑造了其独特的“前朝旧事”和“劫后山河”意象，并构成其文化再现的核心，至今不辍。这种意象本身支配了关于南京地标的认知，使得它在文化叙事中始终缺乏统一的地标概念，而只是体现一种（模糊的）整体景观的性质，缺乏易辨识出的西方式的普罗斯特的“尖塔”。
不过现在，人们似乎越来越需要那样一个“尖塔”来推销自己的城市，例如上海的外滩和东方明珠电视塔。在识别南京的“尖塔”时，或许会有人首推秦淮人家。尽管在很长时间里，因为其风月历史与社会主义不合，那片属于它的空间被废弃了，任由它在工业化进程中渐成南京的龙须沟，但近年来又成香饽饽了。作为一个空间，重建的秦淮人家固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不在于文化和历史而在于商业，就前者来说，它是赝品中的赝品：既不是老东西，承载的亦非具有本真性的文化。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它是俞平伯那一辈婉约派小知在20世纪20年代想象的颠倒版本。有趣的是，俞老年轻时候写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因为文字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因此竟成今天多数人想象秦淮人家的蓝本，只是我们在今天仅仅做了些样子而已：桨声、灯影和秦淮河都有了，但文化不复。实际上，这并不是新中国之后的事。1946年，一个叫黄裳的记者便如是讲述：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说一句，我找不到什么。在这“劫”余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这里有大官的汽车，歌女的惨笑，可是绝对找不出什么文化来。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31秦淮人家颇有点意外地在今天以这种样子复苏，因其丧失深度“古已如斯”，恐难以胜任南京的地标了。
年龄不及秦淮人家，但绝对深度在近代鲜有匹敌的是中山陵，它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南京的地标。略有遗憾的是，南京也没有懂得呵护它。一是把它孤立起来了，而它本来应该与整个中山大道（从中山码头到中山陵）联在一起的。这本来是在中国城市史上绝难找到第二条的金带——近代记忆和象征的样本。二是那种东家的态度不对，本来我们是护陵人，现在它成为我们的生财之道了。这个地标是被糟蹋了。
在南京这块地上，似乎还能找出许多备选的“尖塔”，明孝陵、雨花台，甚至新建的那个历史上“有记无楼”的阅江楼等等，但它们面临的问题绝不会比秦淮人家和中山陵少。南京长江大桥如何呢？我们已经叙述了它的故事，同样流失了。
但是，中山陵和南京长江大桥的流失，是真正让人遗憾的事。因为，它们不只是南京的，而且就是中国的。对于南京来说，特殊之处在于，它们二者恰恰可以改变南京那种不知何时开始的忧郁意象之支撑。
一种压抑的、病态的美，似乎构成南京意象的主线。这是从何时开始的，不得而知，确知的，杜牧《江南春》关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吟唱便透出那种惆怅。至于李煜的《虞美人》，因为其经历注释，南京之“废都”意象便牢牢地扎根于文人们的心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明之后，惆怅与失落像阴影一样牢牢地投射在南京古迹之上，明朝亡国、清末太平天国之血、民国时期日寇屠城……在明末清初的余怀那里，“愁”、“哭”、“可怜”、“奈何”、“惘然”、“泪”、“夜凄凄”、“恨悠悠”便成为金陵古迹引发的全部情丝。例如石头城，“西望石头城可怜，降旗犹见水连天。百年春草无情绿，夜深野鸟秋郊哭。”而他对乌衣巷的描述，“年年花发旧乌衣，燕子于今归未归。南渡衣冠犹自可，荆棘铜驼愁杀我”，与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名句对比，情感犹为强烈。余怀是清初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时时地袭击着他，金陵的一草一水因此都成为残败的迹象。至近代，知识分子对南京那种“幽幽的古味”的流连，多为报国无门与风花雪月这两种状态的奇怪结合。朱自清的《南京》一文描述了这一点，“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
既有的崇高消蚀之后，我们是否还在寻找崇高的东西？这是我的疑问。我不是试图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而是把这个疑问挂到大桥身上。作为一个地标，南京长江大桥的意象变迁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南京长江大桥的诞生，如前所述，代表着征服自然和历史的双重姿态。这种姿态恰恰是饱受屈辱的中国重新追求自身现代性过程中必须完成且最终完成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现代性的象征，它不应该受到时间的规训。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具有相同的结果。后者并不征服什么，它只是表征征服姿态，因此超越了时间。中国需要一座实实在在的桥，中国人也需要超越先前的历史，历史语境造成这一独特的情势，产生了大桥。大桥便是平躺着的高塔。
埃菲尔铁塔的崇高与秀美，依赖于纯粹的形式，这种形式取消了任何具体的功能，而使铁塔本身占据了符号的零度。由此，铁塔占据了绝对的高度。作为塔，南京长江大桥之崇高，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其内容。并且，就其内容来说，它亦不依赖于自身的长度或高度，而依赖于长江宽度和深度所造成的建桥难度，依赖于中国跨越近代起点各种历史情境造成的实现自身现代性的难度。
我们有理由把目光投射到像大桥这样的建筑身上。因为，可能正是凝结在它们身上的那种记忆将继续支撑起中国的未来。也由于这一原因，对大桥这样的地标之探险格外令人焦虑：厚重的历史正一片一片地剥去，或者更严格地说，正一片一片地重新包装，在新包装出来的景观中，弥漫着竞争力的神话。这是旨在创造历史的神话，但与那种正在创造的历史与生活并没有多少关联。
后记
作为一个南京人，有两年时间（1993-1995），我几乎每天都乘车经过大桥。感谢桥，因为它，我感觉自己并没有脱离南京。在南京这块地方，尽管大桥弥合了长江天堑，但它却始终没有弥合南京人心头上的天堑，江北的浦口始终被视为另一个地方，就是像曾经浦东对上海的那种关系。当然，我也有点怨恨它，因为它，南京大学才被政府“骗”到鬼城一样的高新区（在很长时间里，晚上是没有人的），而大学可能有更好的新校区选址（2006年后，南京大学果真另择校址，并在2009年投入使用）。当然，我更同情它，车水马龙，渐渐地成为南京最堵的路段，也成为南京交通信息重复频率最高的地名，成为人们抱怨最多的地方。虽然二桥、三桥和过江隧道都开通了，但情况没有丝毫的改变。与此同时，在全国，逐渐形成一种要废掉它的声音，甚至还很激烈。当然，这又使得许多南京人开始捍卫大桥。当大桥以如此方式重新占据南京人生活的焦点位置，变成南京日常中的日常，以至于南京人自己也忘记了：它本不属于南京，也不是一座仅仅用于交通功能的桥。
因为与它同龄之故，这样一个物事的命运，似乎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力。作为人，我们这一代并没有像大桥那样把前17年的历史直接内化到自己身上，但却与它一样背负着新中国的梦想。在现代化大道上，我们已经换车了（比方说，从东风125式拖拉机变成了6缸大众汽车），即便真的拆掉这座桥也没什么，但它为什么如此令南京人爱恨交织？从2003年开始，我便陆陆续续地关注大桥，并写过一篇讨论其符号意义的论文（其主体已经融进了本文）。胡恒兄是做建筑研究的，他一直鼓励甚至诱惑我研究下去。这倒成了我的一个心病，因为我确实找不到恰当的叙述方式。今年的国庆长假，我再次来到大桥。在南堡的观景台上，车辆经过产生的那种轻微晃动让我产生了非常独特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跳下大桥。不是因为拥抱大地的浪漫主义冲动，而是那一刻的感觉如此的自然，几天前，我经历了或许余生亦不会更甚的心理危机。在大桥之上，像大桥那样注视周围世界，把目光伸向尽头的时候，我的心情突然释然。大桥符号已经被从笔记本、粮票、奖状以及其他各种物件上抹去了，它在今天顶着抱怨甚至拖着皮外伤，然而它就是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了南京、中国，注视着它们的生长。或许，有人会指责这种描述是一种传统文人的想象。是的，但空间不正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投注而散发出它的灵性吗？如果不再需要这种想象，我们是否还能谈论灵性的空间？当我在观景台上以大桥的视角注视世界的时候，我也明白：不可能像巴特审视埃菲尔铁塔那样来审视大桥，更不可能以零度写作的方式来叙述它。大桥是充盈的，这篇对它的叙述亦是一个与零度写作相反的充盈写作凝结而成的文本，我试图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滴泪来温暖大桥。
胡大平：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注释：
1.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是对南京长江大桥建成进行新闻报道、历史记录和日常评论的标准语法。例如，《人民画报》是这样说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工人阶级的这一伟大创造，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光辉成果！”（“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人民画报》，1968年12月，第22-28页。）一位工人工程师则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就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王超柱：“工人阶级的革命志气”，《红旗》，1969年第10期，第57页。）
2.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某些物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从来都不会以其自然功能出现，但是，它的自然功能能够为社会生活剧变的连续性提供不变的合法性基础。这意味着某物在社会生活中的形象与它的实际自然功能是无关的，因为某物的自然功能可能是恒定的。这一点对下文至关重要，因为在今天对大桥贬低是以大桥交通功能不能满足需求为理由，而在建成之初，则是因为其使“天堑变通途”。所以，只要后者是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前者便不能脱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理论上，当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等人指出：“自然……提供了能指，并且这些能指以某种创造性方式组织着人类关系，使它们具有结构并塑造着它们。”（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Penguin Books，1994，p。20）事实上，我们便可能摆脱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恒定关系假设，坚持索绪尔强调的语言符号研究之“符号的任意性”这个第一原则（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页），把目光投向某种确定意义与它得以产生的那种“创造性方式”之间的关系，即能指的锚定机制，揭示意识形态的变化与社会生活变化之间的关系。
3.“工人阶级所向无敌：热烈欢呼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胜利建成通车”（《新华日报》1968年10月4日社论），载《毛泽东思想的凯歌：南京长江大桥新闻通讯集》，1969年。
4.钱振文：《这座了不起的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调查手记》，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5.李华岚：“大桥画廊”，《天堑飞虹：南京长江大桥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72年。
6.晓叶：“大桥剪影（三首）”，《天堑飞虹：南京长江大桥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72年。
7.“高大全”是“文革”期间文学艺术创作之人物的典型形象，集“崇高、伟大和全面”于一身。电影《阳光大道》的主人公“高大全”是其注册形象。
8.钱振文：“南京长江大桥”，《博览群书》，2010年1月7日。钱振文：《这座了不起的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调查手记》，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8-59页。在后一文献中，中间有一段前文引述的关于毛主席是大桥作者的那段文字。
9.钱振文：《这座了不起的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调查手记》，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
10.〔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1页。
11.在这里，我们使用“加倍”（double）这个词时，并非直接的福柯语境。它来自桥牌的叫牌策略。在这种策略中，加倍和再加倍，既可能是同伴之间巩固和扩大自己成果的进攻方式，亦可能是对手之间报复性或惩罚性防御方式。由于后一种可能，再加倍行动实际上亦可能是重新定义意识形态的策略。这一点，我们将在20世纪90年代对大桥符号的商业征用中十分清晰地看到。
12.食指：《食指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0-61页。
13.李朝润词，“我们来到毛主席走过的大桥”，《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歌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0-62页。
14.“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红旗》，1974年第2期，第80页。
15.吴冠中：《吴冠中散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
16.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人们对归零地越来越感兴趣。在这一点上，纽约是最具现代性的城市，因为它根本就对“遗产与保护”这种华而不实的理想不感兴趣。而当今中国则是最具现代性的国家，因为“遗产与保护”在根本上就是GDP的范畴，实施它的完美方式就是拆。有一位忠诚于这个时代和自己职责的地方官员说得好：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有一句影响了许多过来人的电影台词说——“为了新中国，前进！”，在今天，或许可以改写为——“为了新中国，强拆”。
17.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的第三座桥，前两座分别是武汉长江大桥和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
18.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19.赵子康是一位老艺人，他在苏州红木雕刻厂工作，被请来承担浮出铸铁浮雕的木模雕刻工作。特别一提的是，他对自己工作提出的酬劳只是一枚南京长江大桥纪念章。顾信：“大桥栏杆浮雕图案设计经过”，《跨越天堑：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纪实》，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20.“如果不是南京长江大桥的限制，即按现有的航运条件，5000吨级海轮每年到武汉港的时间至少有7-8个月，万吨级海轮每年到武汉港的时间也有半年左右。可现在南京长江大桥犹如一把千年铁锁，锁住了我国这条最大的‘黄金水道’，使远洋轮船只能驶到南京。”转引自“黄金水道上的‘桥隧之争’”，《南方窗》1997年第6期。该说法最早出现于王义国：“南京长江大桥忧思录”，《航海》，1994年第10期。
21.《演讲与辩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原文“辩论实录：《应当炸毁南京长江大桥吗？》”，载程鹤麟等：《真理越辩越晕——凤凰怪谈·时事辩论会》，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
22.参阅网友文章：“揭露所谓精英专家对长江和南京长江大桥的种种谎言：话说长江和南京长江大桥与上游各省的关系以正视听”。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709/24265.html，采集日期：2011年11月13日。
23.其中有关大桥脏乱差的报道，参阅“长江大桥‘人老珠黄’？”（载《江南时报》2001年9月6日第1版），甚至用竹子简单地处理护栏缺损（事件报道参阅“南京长江大桥出现尴尬一幕”，载《江南时报》2002年7月23日第二版）。
24.据大桥管理处统计，自1970年到1999年，参观这一大桥的有70位外国元首（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600多个国外代表团，360多万国际游人，20多万港澳来宾和2000多万国外游客。这些参观者绝不是冲着它的交通功能来的。
25.由于涉及对公益行动的批评，为此必须小心使用证据。在这里的结论并非套用了对一般公益广告的分析，而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其一，就实际效果而言，正如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1990年搞起的大桥夜光灯由于是大功率的泛光灯具，存在耗电大、对日常生产运行不利，成为一大负担，以致只有在重大节日才‘大方’地亮一亮。”（“拟花亿元为大桥‘美容’”，《江南时报》2001年6月25日第1版。）其二，飞利浦仅在南京地区的赞助就并非大桥一项，还包括“秦淮人家”等项目，所有这些项目恰恰都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即巨大的潜在广告资源）。因此，飞利浦公司的赞助不是对其交通功能的恢复（“亮化”本来与交通功能就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获得在大桥身上进行铭写的权利（其中英文纪念牌已经贴上了桥身），这种铭写旨在动员“大桥”意识形态能指以获得广告效应，是对这一能指的再利用。不过，在今天，那块纪念牌不知何故已经消失了。它曾经占据的地方，已经成为一块黑斑。
26.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时，长江上在建和拟建大桥已达34座。根据有关信息至2013年将达到60座。至2012年，南京已建5座，江苏段已达8座。
27.罗昌平：“南京长江大桥该不该拆”，《中国商报》，2003年8月26日。
28.四川綦江一座被称为“彩虹桥”的政府形象工程意外倒塌，造成巨大损失。其后来的重建工作正是由南京长江大桥建桥队伍完成的。反讽的是，这支队伍在当代桥梁建设工程中中标率却很低。对此现象，有记者曾撰文“南京长江大桥缘何青春长驻”进行评论，该文载《光明日报》1999年9月21日。
29.资料来源：因特网央视国际社区，CCTV。COM，“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之“点评：南京长江大桥”，评论日期2001年，资料搜集日期2003年9月19日。在此，从实际使用寿命看，第二位网友“太老了”这种意见显然不能成立，在其陈述中，“没有上海的南浦、杨浦大桥好看”恰恰是“太老了”的原因。南京现在已经有了与南浦、杨浦大桥一样好看的二桥，但大桥仍“需要”“拆了重建”；当大桥自然寿命最终到头的时候，它当然“需要”“拆了重建”；无论如何，它都得重建，但二种不同语境中的“重建”含义却并非一致。在这里，老去的不是作为交通功能的桥，而是历史。所以，当一座比一座更现代化的大桥在长江上争先恐后地崛起的时候，南京长江大桥的衰落并非由于它在共时性空间中落伍了，而是它的历史逐步失去了现实的支持。所以，同一社区的一位网友如此中肯地说，“作为在‘文革’年代竣工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那个时代值得骄傲的。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观赏、评判这座大桥。像很多过去年代的建筑物一样，南京长江大桥也带有鲜明的痕迹，这是历史。”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正确地理解了大桥本身是一段历史的象征，但还没有接受这一历史正在被摧毁的事实。因此，需要进一步评论的是，正因为大桥曾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能指，“重建”的要求才愈发强烈和迫切。所以，在此，有意识的“重建”要求恰恰是意识形态无意识作用的结果，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试图压倒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隐喻。
30.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这样描述法国的日常生活，“人们必须返回到尖塔，它总是统治着其它所有的东西，一个尖顶就出人意料地概括了所有的房屋”。中国空间体认传统较之西方更为复杂，地标在同一地域可能按照中轴线、景观制高点、神圣性、世俗权威等多个维度来确立，并因此长期保留着人类所称的那种整体景观的依附性。
31.黄裳：《金陵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32.朱自清：“南京”，蔡玉洗编：《南京情调》，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