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杰克·瓦德尔是正确的，但是凭个人喜好做出简单的决定在我看来并不能解决冲突双方潜在的问题。只有这些关键性的人物团结一致，747项目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坚持把自己当成他们之间的润滑剂，以确保他们能解决彼此间的争端。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最终这两位仁兄都感到了他们的话并没有白说，而法夫曼也接受了瓦德尔的提议。
埃弗雷特·韦博和我们那位固执的荷兰人在合作上同样是磕磕碰碰，他们性格差异太大，以至于根本就不想和对方有任何合作。为了打破僵局，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为747项目考虑，不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我就把他们放到两间相邻的办公室里去，并在中间打通，而且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装上门。为了避免被这样惩罚，或许是因为多少也感到了羞愧，之后他们就开始合作了。
吉姆·诺曼是另一个直接向我汇报的关键角色，他负责747飞机的电气及环境系统的工作。尽管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要处理，但是作为一个一流的工程师和受欢迎的管理者，吉姆知道什么是需要做的，而且知道应该怎样达成目标。
吉姆这个言语不多的南达科他州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进入波音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参与了“同温层巡航者”项目的老式仪表板的设计工作，我们那时就相识了。之后，他还陆续参与了B-47、Dash80、707和727等项目。在C-5项目中，他同样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直至1965年秋天，他才加入到我这个项目组。虽然到今天，很多当年的老伙计都已经过世了，不过吉姆依然硬朗着呢！
当然，还有数不胜数的人在为这个项目默默做着奉献。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林恩·欧拉森和罗兰·罗·布朗，他们两个共同负责747飞机的产品开发工作。罗和林恩两个人总是在思考着新的布局方案，以及在基本的客机和货机功能外我们这款大飞机还有哪些创新性的用途。
就是由这样一支充满思想的人所组成的队伍，设计出了可以快速在客运型和货运型之间转换的747飞机。他们还设计出了客货混合型的747飞机，其中飞机的前部是客舱，尾部则是货舱。
欧拉森和布朗这两个人常常带着一些技术方面的提议跑到我办公室来。他们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建议总能引发一番激烈的争论，我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议，而另外一部分则被我摒弃了。如果我们之间存在争议，我总是确保我们当场就能把问题解决。
我手下这些技术头目是一群多姿多彩的人，他们之间有着极为不同的性格和观点。747飞机动力系统的负责人约翰·莫里森脾气急躁，艾尔·韦伯属于守旧派，他有时候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这群年轻工程师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些新方法。爱德华·法夫曼既无趣又顽固。负责行政管理的肯·普鲁易斯则是一个照章办事的人。
不管我们这群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异，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在为这个项目奉献着各自了不起的才华和辛苦积累起来的经验。当时世界上商用航空的知识体系尚未完善到可用于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项目组里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内心里无不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大飞机项目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747项目团队里还有一些来自波音公司以外的专家与我们一起参与项目的工作。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泛美航空公司首席工程师约翰·伯格，他的身份实际上更像是“项目的内部人士”，在747项目定义和设计的整个阶段，伯格和我们住在了一起。飞机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他的心血。
约翰·伯格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故事是航空界的一个传奇。他是一个有着扎实基础的技术专家，不仅了解飞机设计，对自家航空公司的需求也十分清楚。作为飞机设计领域以外最有实力的工程师，他无疑也是最强势的。
约翰·伯格刚来波音公司的时候，我们专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每个人都很惧怕他，面对他时也总是小心翼翼的。他总是全力以赴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每每遇到对他敷衍了事的人，他一丝情面也不会留。
伯格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总是能发现飞机设计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他从不吃阿谀奉承那一套，也不轻易接受别人随便给出的保证。追溯我们在“同温层巡航者”项目里初识彼此的那段时光，当时被他发现的问题太多了。不过“同温层巡航者”是螺旋桨时代泛美航空公司所使用的飞机中最重要的一款，可以说，我们一起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与约翰一起解决那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泛美人，决计不让波音公司避开任何问题。有很多次，我和他各执己见，就那么针锋相对地坐在谈判桌两头，不过最终我们总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就这样，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彼此在工作上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及终生的友谊。
早在参与747项目的20年前，我和伯格就相互认识了。这回也一样，他知道他的航空公司需要什么样的飞机，而他要百分之百地确保波音公司能满足他们的每一项要求。尽管我手下有不少人并不信任他的能力，但是我知道，能借助他多年的经验和才能对我们的项目来说大有裨益。
747项目对于波音和泛美的商业关系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假如我再强硬一点或是缺少建设性的意见，我想两家公司的商业关系可能早在项目结束以前就破裂了。正是基于约翰和我之间这种相互的承诺，747项目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才得以解决，747飞机也才得以投入运营。
当然，伯格并不是航空公司派来参与747项目的唯一一个代表。我们急切地想知道客户到底想要什么样的飞机，因此我们同样也邀请了其他航空公司的专家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来自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查尔斯·埃博利斯，正如伯格一样，埃博利斯的任务在于确保他的航空公司，也就是今天的英国航空公司，接收到想要并且需要的飞机。在747项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汉莎航空、日本航空、快达航空，以及其他一些提供洲际飞行服务的航空公司的工程师曾给我们提了许多建议，也出了不少主意。
与这许多来自航空公司的人打交道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积累起来的一份宝贵经验。他们都是一些一心一意要完成自己工作的好人，他们理解我们作为飞机制造商所面临的挑战，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定义交付给客户能安全、成功地执行飞行任务的飞机。
通过与这些非波音公司的专家的紧密合作，747项目正式开启了波音邀请航空公司的技术专家参与研发新飞机的先河。90年代初期的波音777项目则把这个模式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飞行员、乘务员、维修工程师以及其他的“终端用户”整天泡在777项目的“研制队伍”里，以确保飞机的方方面面都得到有效的考虑。
观察当今波音公司的每一个项目，你会发现，项目的整个组织会在临近的区域内办公，像一个团队一样地工作。工程师、产品人员、规划人员、财务人员——所有人都集中在现代化、装备齐全的厂区里。
遗憾的是，早期的波音747项目却没能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实际情形是，我们这支日渐膨胀的队伍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后，我的人马不是被塞进某个角落里，就是挤在已经为其他小组或项目所占据的某栋大楼未使用的楼层上。当时还没有语音邮件或电子邮件，甚至连传真机都没有，因此，缺少统一的、中心化的工作区域成为我们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
每当公司内部进行资源分配的时候，我们在商用飞机项目中处于最不重要位置的现状使得我们总是被放在第四位来考虑。最明显的就体现在分配工作区域这件事情上。
最早的时候，波音公司给我们项目组分配的是2-01号楼的二层，这可是声名狼藉的“落锤车间”，是专门给工厂的生产计划人员使用的。我们就在这里完成了波音747飞机的初始定义工作，在楼下大型机器冲压飞机金属部件时所产生的噪声和振动的陪伴下，工作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
我们拼命往楼里塞人，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层楼里分得一块空间，负责动力系统的小组不得不搬到被波音公司收购的一间福特的工厂里，项目组其他人员则分散在连顿市和度瓦米许河沿岸的各个地方。
结果，为了和项目组里各个专业的人讨论工作，我不得不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疲于奔命，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了路上。为了见到他们，我只好来回穿梭于波音机场的各个角落，或开车到连顿市以及方圆5英里左右的各个地方。
无论议题有多么重要，我都极其不愿召开全体会议。在当时的条件下，我的这些伙计们不是简单地走到楼下大厅里就能参加会议，他们需要开车过来。这样一来，势必要浪费大量的工作时间，从成本效益的角度上考虑也是得不偿失的。
我一个人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总比让20个人统统放下手头工作跑来见我要好得多。与往常不同的是，我还大量地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此外，我还尝试了其他许多方式，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多地与他们进行沟通。
幸运的是，每当我们更改设计的时候，总会发布一份“设计决定备忘录”。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需要开而未开的会议中传达的东西不会被遗漏。
当我的伙计们到超声速运输机项目组的办公地去拜访其他人的时候，难免会对自己的待遇产生不满。那个项目组的所有人员都集中在发展中心——一座大型且有着豪华办公室的新办公楼办公。这座办公楼的位置也十分便利，就坐落在东马吉诺路上波音主厂房旁边。发展中心着实大得惊人，300座超声速运输机的全尺寸模型竟然就在楼里制造出来了！它就摆在那儿，供那些享有特权的波音工程师观看并借以激发他们的灵感。
相比我们这群“穷人”而言，在超声速运输机项目组里的这些同事是真正的“富人”。然而，在这个项目中的大量投入使得波音公司开始捉襟见肘。而747项目同样也比波音领导们最初估计的工程量要更大，成本更高。过量投入产生的影响已经出现了，波音公司内，上至比尔·艾伦，下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有可能会使公司走向破产。
随着研制工作的推进，我们启动了对空调系统、液压系统、飞控系统以及其他我们正在设计的系统进行的研制试验。我们在苦苦争来的分散的厂房里开展这些试验，不过大多数厂房都分布在位于波音机场北端的一片区域内。
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自己为了观察那些关键试验而不得不在各栋大楼之间一次又一次地奔波的情景。西雅图的冬天总是雨水不断，而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有多少次不得不在雨天的泥水里行走了。那并不是一种愉快的情景。
最糟糕的一次发生在我去见负责747项目动力装置研究工作的约翰·莫里森那一天。约翰和他的员工单独在一间老的福特工厂里工作，要到那儿去，就得顺着西马吉诺路往下开，并穿过一个铁路道口。那天，我满脑子想着各种事情，又因为缺乏睡眠，竟没注意到火车即将开过的标识牌，开着车就过去了。
我只差那么一点点儿就被那辆呼啸而过的“大北方”货运火车撞上了。我拼命踩油门才侥幸逃过了这一劫。那天晚上，直到开车回到家里，我还心有余悸。我止不住地想，假如幸运之神没有眷顾我，第二天的报纸上会写些什么？“波音747项目的总设计师不幸被一辆货运火车撞上，使得747项目的发展再次遭遇了阻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