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国际博览会法国从中世纪起就在国内举行集市贸易，后扩大为博览会。1834年起随着各国工业化浪潮的高涨，有人主张举办国际性的博览会，但遭到了持保护主义立场的商会的反对，理由是：引进外国先进商品不利于法国产品的销售。因此首届国际博览会最后选定1851年在伦敦举行。此时路易·波拿巴刚当上总统，羽毛未丰，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敢硬来。1861年，他发动政变，翌年黄袍加身，权力日益巩固，便不顾保护主义者的反对，命令1855年在巴黎举办第二届国际博览会。会址设在香榭里舍大街的工业厅里（现在的大、小宫），面积约3万平方公尺，参展厂商2．4万家，参观者达500万人次，门票的收入只抵支出的1/3，可见费用之浩大。“然而，这次博览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深远，因为促进了各国的竞争。今后每个国家都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巨人间有益的赛跑。”1867年，皇帝又下令举办第三届国际博览会，地点在巴黎的马尔斯校场，面积、厂商增加1倍以上，观众选1，500万人次。两次世博会显示法兰西已从滑1867年巴黎世博会，铁卢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再次跻身于欧洲大国的行列。但是，这届博览会“尖锐地暴露了巴黎交通运输的弱点。以后不得不调整交通线路，特别是从1873年开辟了真正的有轨电车，从这意义上来说，博览会不啻有所收获，因为它间接地促进了交通现代化”。
（7）对外贸易1860年1月23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大陆封锁”后，法国终于和英国签订了《基于法英产品自由交换原则的贸易条约》，掀起了一场“海关乃至经济和社会革命”，拿破仑三世则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者鞭挞的对象。
第一帝国的大陆封锁令。18世纪初，法英两国从事贸易皆以重商主义为圭臬，想尽办法保护本国的国内市场，扩大出口，保持与殖民地的贸易及海上的走私活动。1713年，乌德勒支和约虽然旨在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其中涉及的商贸条款却反映了列强的这种企图，因为和约规定大幅度降低关税，给予签字国以“最惠国”待遇，即一方可以自动享受对方已经或将要赋予第三国的所有特惠。可惜的是，有关贸易的条款未得到签字国的批准。于是，英国继续禁止法国丝绸人口、本国机器出口，对被允许人关的商品课以重税。据亚当·斯密的估计，最高的达75%，严重影响了两国贸易的发展，海上走私因此猖獗起来。
18世纪50年代，法英两国积极对外扩张，在美洲剑拔弩张。原籍法国的殖民者聚集在大湖区，修建要塞，征服了从毗邻北极的陆地直到墨西哥湾的大片土地，英国人西进的道路受阻。于是，双方于1756年在俄亥俄发生武装冲突，揭开了“七年战争”的序幕。其间，英国封锁海上贸易，向第三国颁发航海特许证，捕获参加法国商队的中立国船只，双管齐下，终于击败法国。
1786年，法国不得不与英国签订商约，降低关税，英国产品大量涌人，年轻的民族工业受到冲击，引起了工商界人士乃至平民百姓的不满。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973年英国组织第一次反法同盟，封锁法国港口。同年及以后的年代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民公会、督政府和执政府相继采取了对应措施，主要的内容是；禁止英国商品人关，查处运载敌货的中立国船只，出口奢侈品，进口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等等，但这只是暂时打击了英国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本国的冶金、化学特别是纺织工业的发展，而产品出口的困境一直未有根本性的改观。除1794年输出略增，外贸进出口趋于平衡外，嗣后的年代里均呈下降态势，如1798年为4．4亿法郎，1800年则为2．7亿法郎。…几乎减少一半。
到了第一帝国初期，由于无法抑制走私，英国棉纱的进口1804、1806年由31增到1，368万斤，引起了法国棉纺企业的抗议。拿破仑一世面对国内工商界的强大压力，又自恃在欧洲大陆取得了一系列摧枯拉朽般的胜利，遂决心对英国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1806年11月在柏林颁布敕令，命令封锁英国全部港口，所有法国的大陆盟国不得与英国通商、出售英国货物，欧洲港口拒绝接待英国船只。翌年10月13日、11月23日相继公布枫丹白露、米兰敕夸令：“视英国垄断的殖民地食品和某些货物为英国货，凡运输上述物品的船只需出示产地证明，否则予以查处。12月17日，拿破仑又在米兰公布敕令：所有中立国船只如在英国停泊并上税就要成为合理的捕获品。”
为反击英国的海上封锁，拿破仑在短短的13个月的时间内连续4次发布命令，对英国实行禁运，从而拉开了大陆封锁的帷幕，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起了“超级保护主义者”的角色，招致了非议。盟国对此尤为不满，如荷兰受与英国通商的限制，货物销不出去，经济发生困难，以致路易国王（拿破仑之弟）在御前会议上拍案而起，对其兄的做法大加鞭挞，然后挂印而去。结果“海上马车夫王国”被并入帝国的版图，成为法国的一个省。
其实，拿破仑对大陆封锁政策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有所预料的，1807年12月15****写信对路易国王说：“封锁是会摧毁许多贸易城市的，如里昂、阿姆斯特丹、鹿儿丹”，但是，他却相当自信：“欧洲尤其是法国有足够的勇气、力量、耐心在初始时不用英国和殖民地的货物，然后在自身的经济中找到替代这些商品的办法。”
拿破仑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刚愎自用，他的如意算盘是：英国因大陆封锁而生产过剩、货币贬值、失业增加、饿殍遍地、社会混乱、革命骤起，最终不得不交械投降，而欧洲和法国则可在这期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革命”，繁荣经济。这显然是盲目乐观。1808年3月，美国驻波尔多领事在一封信中描绘“法国港口空无一人，码头与大街上杂草丛生，居民减少1/3；1789年有40家精制糖厂，1809年只剩8家，马赛的工业产值1789-1813年间下降3/4。”
面对困境，拿破仑于1810年7、8月份又分别颁布圣-克卢、特里亚农敕令，规定开放一些港口，允许中立国如美国的货物入境，但得课以重税，接着于10月19日在枫丹白露重申对英国禁运，命令没收所有的英国货库存，予以一烧了之。此举遭到了欧洲舆论的严厉谴责，大家诘问为何要焚烧民众迫切需要、法国本身又无法提供的货物。与此同时，贪污腐化滋生，假冒的进口许可证多如牛毛，人人忙于藏匿走私品，海关睁一眼闭一眼，要么无能为力，要么同流合污。第二次大陆封锁和第一次的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告终。
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欧洲经济民族主义达到鼎盛，不少国家对法国筑起了关税壁垒，如俄罗斯提高了关税，葡萄牙制订了有利于英国产品的进口税率，西班牙对法国的丝织品课以重税等等。为此，波旁复辟王朝在《1814年宪章》中承认“《民法典》及与《宪章》不相违背的现存法律继续有效”，萧规曹随，继续对英国产品收取重税。有人呈文要求对本国工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路易十八准其所奏，传旨对每担（50公斤）铸铁课以2法郎、熟铁15法郎的入关税；1822年进一步规定用煤和轧机制成的铁的税率为每担25法郎，矛头指向英国是不言而喻的。1815年曾想改变政策，但经不起工业家的抗议旋即于1816、1818年重申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禁止棉布人口，以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1822年把进口铁的税率由50％增到120％；1826年，海关对进口的布匹每百公斤课以30-35法郎的税。一位叫德卢瓦耶的厂主直言不讳地说：“我正是根据对外国布匹课以这样的税率而开厂的，否则我早就关门大吉了。”关税壁垒成了民族工业赖以生存的保护伞，鲁昂一位厂主日后回忆说：“在复辟王朝的呵护下，劳动者得到了巨大的财富，得以生存下去。”这里的“劳动者”应为“企业主”的代称，平民百姓在贸易保护主义时代为昂贵的生活费用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不说自明的。
1830年，七月王朝取代复辟王朝，于1834年开始审议前朝的贸易政策。大多数厂主反对降低关税，认为这样会触发社会危机，原因是届时必须降低成本（工资）才能与英国商品竞争，工人势必群起而攻之，甚至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有些业主长期生活在贸易保护的怀抱里，害怕政府采取新政策于己不利，故而对发展企业举棋不定。蒙特罗一位陶器制造商勒伯夫不无忧虑说；“我倒是想建造一个新的蒸汽炉，需投资80，000法郎，费用不谓不大，因此要视这次调查的结果再说。”有鉴于此，当局不敢有大的动作，在《1834年法令》中只是取消丁对精制棉线和某些毛线的进口限制，但不久却以保护税取代了这项法令。所谓的“自由贸易”虽是昙花一现，却令法国业主提心吊胆，害怕日后真的打开闸门，危及自身的利益。
第二共和国历时4年，1851年立法议会就贸易弛禁问题展开讨论。以梯也尔为首的保守派激烈反对，搬出的理由是：进口廉价粮食，法国就会依赖他国，购买便宜的煤、铁、法国的有关工业就难以发展，一旦发生战争，后果不堪设想；法国唯有依靠关税保护政策才能对付外国特别是英国的竞争。（孙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北京1995年）。
在复辟王朝、七月王朝乃至第二共和国长达38年的时间里，历届政府曾想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予以修改，但终为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所裹胁，结果是“叶公好龙”，半途而废。而反对者的主要论据是：“法国的工业如同‘孩子’一样，无法与外国货竞争”云云。然而，法国工业化始于19世纪初，要是到世纪中叶还是“孩子”的话，那就是一个“大孩子”了，此话不无道理。
第二帝国的海关革命。法国第一次工业化始自19世纪初，嗣后在历史的长河中稳步前进。在拿破仑时代，水力机和珍妮机得到广泛的应用，棉纺工业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增加。到了复辟王朝时期，经济有了长足进步，1816年推广使用英国蒸汽船，1818年采用英国炼钢技术，1821年成立首家铁路公司，开始铺设从圣太田到安德雷佐的铁路。七月王朝统治时，煤炭、铁矿开采，生、铸铁生产，蒸汽机使用台数均有增加，公路、运河航行得以改进，铁路建设全面展开，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世纪上半叶，虽有工农业、金融业危机，但只是触发了政治冲突而“没有动摇社会的根基，因此经济仍得以发展。”国内总收益由1820年的90增至1860年的175亿法郎，几乎增加一倍。以致有些史家把1815—1840年视为经济“稳中有快”发展期，1840-1860年则为“高速”期。
然而，形势虽好，困难依然不少，主要是煤炭、资本（特别是铁路建设时期）、市场均显不足，而外贸因受保护主义钳制，难以为工业化作出应有的贡献。1840年，外贸系数（出口产品比例）达不到1780年代的水平。制成品输出虽然多于输入，但在工业品中所占的份量仍然有限，为7—8％，直到1840年才有所提高。嗣后的年代经济发展明显，但工业所占的市场，就新工业产品而已，根本无法和英国相比，如1850年棉布出口最多，但亦就占生产总量的1/5，而英国同期则出口了自己生产的2／3棉布。就绝对数来说，法国为英国的1/15。外贸处于劣势，造成的后果是；首先，法国只能出口英国难以匹配的传统工业品，在质量上下功夫，以优质取胜，但这毕竟有限；其次，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的增加，然而这同样是远远不够的。
巴斯蒂亚（1801—1850）为法国自由经济学家，毕生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要求自由交换。他曾假托蜡烛、灯罩等照明制造商的名义致函议会，用辛辣的言词、犀利的笔锋对贸易保护主义大加鞭挞：“诸位先生，我们忍受不了一位外国对手的竞争，他们的照明产品优于我们的同类商品，已经涌入了法国市场，价格便宜得不得了，这位竞争者不是别人而是太阳。”
惠请下令关闭所有的窗子：天窗、气窗、窗帘、帘子，总而言之，所有的口子、窟窿、缝隙、裂口。
要是诸位尽可能地把所有自然光线的进口都堵住了，并且制造出对人工光线的需求，所有的法国工业家岂非因此收益匪浅。
何去何从，任凭选择，但愿合乎情理。诸位既然拒绝进口价格趋于零的外国铁、大麦、机器，却为何要使用价格为零的阳光？
1844年，巴斯蒂亚在《经济学家杂志》著文“法英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猛烈抨击关税壁垒，主张自由贸易，赢得了资产阶级的喝采，从此声名鹊起。1846年，他创建自由贸易联合会，统辖全国有关组织，嗣后创办《贸易周刊》，宣传弛禁、降税，不久发表集自由经济观点之大成的《和谐经济论》，被人誉为“经济史上自由贸易最伟大的福音传教士”。
